1929年张学良精心布局，一张神秘收据毁了日本反战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大帅府。在张学良卧室的保险柜里，日军发现了一张收据，上面写有“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的字样，署名是“赤冢、鹤见”，日期是 “一九二九年九月”。正是这张收据，导致了日本政坛的一次重大事件。

张学良想“从内部攻破” 皇姑屯一声巨响，使张学良背负了对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审时度势之后，张学良寄希望于“堡垒从内部攻破”。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内阁换成亲华派或者和平派，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缩小。所以，当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准备参加日本第十七届大选时，张学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

1928年11月，为推翻田中内阁，取得中国政界的支持，床次携助手赤冢等人来华访问。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表示要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同打倒田中义一领导的军阀内阁，组成政党内阁，届时他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且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一旦执政就将着手解决中日悬案问题，改善两国邦交。

床次的话深深打动了欲与日本和平发展的张学良，他决定支持床次参加竞选。

床次得到张学良的欣然应允后，并没有立即借款，而是约定待日后真正需要时再来提取。

床次派人拿走50万 1929年的初秋，竞选在即，床次便派他的心腹赤冢和鹤见来到沈阳。到沈后，二人先求见了负责东北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向其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筹集选举经费。他们希望筹集到150万至200万元

为慎重起见，张学良决定先支付其50万元，其余的在王家桢日后去日本面见床次后再说。

在付款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王家桢拿着张学良签了字的领款条子到官银号去取款时，官银号却没有那么多现款。王家桢找到官银号总办鲁穆庭，鲁穆庭向来办事严谨认真，觉得王家桢此次用钱太多，又不肯说明用处，不愿一次付清。

几经周折，王家桢才将这50万元现款领出。不知道是官银号故意为难王家桢，还是真的没有大面值票子，付的全是5元以下的小票，50万元装了整整两大柳条包。赤冢、鹤见两人当时傻了眼，这得点到啥时候啊？不过，他们估计张学良也不会骗他们，于是找张纸，草草打了一张收条。

这张收条就是后来惹下大麻烦的那个收据。

年底，王家桢奉张学良之命，带钱赴日本与床次见面。然而，这次会面却使王家桢嗅到了别样的气味。床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于是王家桢遍访旧友，并与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审慎研究日本的政局。最后一致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几率小之又小，资助政友本党很可能会竹篮打水，王家桢便把钱带回。

日本第十七届大选前夕，不肯放弃最后希望的张学良再次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正如王家桢预料的那样，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政权仍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

后来，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行，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张学良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从而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宣告失败。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床次，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双方都采取了极谨慎的态度。努力失败以后，张学良为慎重起见，便将赤冢和鹤见写下的那张50万元的收据收藏于卧室的保险柜中了。

谁料想 “九·一八”事变突发，这件收据被日军发现并上交，直至出现在日本内阁的会议桌上。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以叛国罪，将时为众议院议员的赤冢和鹤见逮捕，并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掀起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受此打击，不久，床次竹二郎病故，政友本党也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