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大家，千古唯独有，三百年北宋文才一石，父子独占七斗！

提起“三苏”，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三人中苏洵为父，《三字经》中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指的苏洵。苏洵育有三子三女，但长子景先，长女云娘都相继早夭，只留下了苏轼苏辙和两个姐姐。

苏轼为次子，苏辙为幼子，父子三人均以才华闻名于世，又被称之为“三苏”。唐宋两代以来近七百年，文学大家不胜枚举，但公认开一代文风的文豪也仅只有八位。苏家父子就独占其三，这也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即使是同为“唐宋八大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苏轼相比于其兄其弟才华更出众，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单以受到欢迎程度而言，苏轼相较其他人也是无可比拟的。其实“三苏”都是以通才著称，文学，政治，艺术都有所涉猎，只是在各个领域上，三人又各有千秋。

父亲苏洵更重治史，善于政论，其政论代表作《六国论》更是以“弊在赂秦“的观点，讽刺北宋对辽西夏的岁赐；弟弟苏辙则更善散文，长于政治，著有《栾城集》等散文作，对北宋的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苏轼自不用多言，长于文学诗词，一生做诗词近万首，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

之所以苏洵苏辙在后世的名气远不及苏轼，很大程度是因为苏轼极富魅力的性情，在普罗大众中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辨识度。纵观苏轼平生，他有过意气风发，风流倜傥，也有过颠沛流离，焦头烂额。他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会因为怀念亡妻而伤心欲绝，也会因为远谪海外而苦中作乐。困苦之时也不忘“吃货”的本质，带着一群农夫研究出了千古流传的佳肴“东坡肉”。

开阔豁达，情深义重却又诙谐幽默，雅俗共赏，有时会有些小丧，有时会有些小忿，得势也会张扬，贬谪也会恐慌。看起来远不如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人气度，却正是这种充满了人间气息的风范，才给后人呈现了一个不完美的苏子瞻。也因为这份不完美，使得后人膜拜苏轼超凡才华的同时，也不乏对其豁达潇洒的亲近。

反观苏洵苏辙，两人的性格几乎与苏轼迥异。苏洵幼时浪荡，自持聪慧，几乎不为学，直到二十五岁后科举失利才恍然自省。自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于是焚毁以前诗文，重读百家之书，模仿韩愈的文章。如此静心读书，苦心治经，长达十数年，也正是这段经历形成了苏洵沉稳内敛的个性。

一直到嘉祐初年（1056年），苏洵携二子入京科举，才得以被欧阳修赏识。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衡论》《权书》等文极其赏识，并大力推崇，苏洵才得以声名鹊起。次年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参加科举，并同榜及第，苏洵更是以善教再次闻名。

仁宗曾召苏洵参加舍人院试，但苏洵都以身体不适推脱了，之后经韩琦推荐，苏洵任为校书郎，开始了生命最后十年的校书生涯，其中《太常因革礼》就是苏洵最为心血的作品。平心而论，经史上的贡献要远高于苏轼，但毕竟研究这些艰深的学问，虽值得推崇，却远比不得诗词风流更入人心。再加上苏洵也甚少作诗文，因此在不了解的人看来似乎苏洵的文采，远远不及其子。

但实际上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学者也没有赫赫的名声。苏洵一生校对刊物，整理古籍，都是些叫好不叫座的事情，可能不为民间所知，但对于学界却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再说苏辙，苏辙字子由，比苏轼仅小两岁，和个性跳脱，豪爽大气的兄长不同，苏辙更加内敛沉稳，张弛有度，甚至还被苏轼好友戏称为：“望之更似长兄”。

张方平曾评价兄弟两人道：“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或许在后人看来苏辙的成就不及苏轼，但就官职而言，苏轼一生最高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大多时间还是外贬出官，而苏辙则官至参知政事，名副其实的一国宰执。而苏辙虽然在仕途上也屡有起伏，但比起苏轼的动辄贬谪海外，无疑要顺畅很多。

苏辙早年锐气比起苏轼都要更胜一筹，在“制举”考试中（进士参加的授官考试），苏轼苏辙同殿答题，分别进言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阐述各自对于政治的看法。平时内敛的苏辙，直言上谏，力陈仁宗怠于政事，甚至还直言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又因为

优柔寡断导致庆历新政半途而废。

回忆起这段经历，苏辙在《遗老斋记》慨然写道：“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少年锐气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份锐气让苏辙被司马光，韩琦赏识，但也因为这份锋利使得了刚出仕就屡遭倾轧。

在仁宗末年至英宗年间，苏辙都是一路坎坷，辗转在外地出任小官。直到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锐意变法，苏辙才再次上书言事。提出了“冗吏，冗兵，冗费”三冗的弊病并力挺改革，神宗欣赏苏辙的勇于任事，迁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宋代采用群相制度，中枢由二府三司组成，“二府”即枢密院、政事堂，其中枢密院主管军事，政事堂总领政事，而“三司”为度支、户部、盐铁的合称，负责国家财政。“三司条例司”则是王安石为改革财政时所设立的机构，负责草拟新法条例，著名的“青苗法”就是出自于此。

吕惠卿，曾布等变法派主力干将都曾任职于此，但苏辙因为在青苗法一事上与王安石有不同的见解，认为青苗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并主张恢复汉代的常平仓，因此屡次抗辩，但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虽知道青苗法有弊端，但执意认为不能困于弊病而因噎废食。苏辙也因为此事对变法派失去了信心，自请外放为官。

这次的外放也成为了苏辙仕途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受到现实问题和自身立场的双重影响，苏辙也像王安石的大多数朋友一样，走到了新法的对立面。甚至在哲宗即位后，率先发起了对新法免役法的弹劾，直接导致章惇罢相，新法尽废，这也是导致了兄长苏轼与章惇反目的重要原因。

由立志变法到极力反对，苏辙的一生经历不得不令人唏嘘，但其中的孰是孰非，却是难以做单纯的界定。苏辙一生看似隐身于苏轼身后，与其光芒万丈的兄长相比，似乎黯然失色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苏辙还是苏洵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