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曾出卖主权给中国 李鸿章签的奇葩条约

1871年9月13日，天津山西会馆灯火通明。这座南来北往晋商汇聚的气派院落里，今天，迎来了一群新面孔。

谈判桌旁，端坐着刚刚北上接任直隶总督不久的李鸿章。另一头，是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

在这里，洋务运动方兴未艾的大清国与明治维新肇始不远的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次条约的签订，在宏大叙事的史书里名不见经传，但仔细研究这一条约，就能发现它的有趣之处。

中、日这两个先后被西方坚船炮利轰开国门的东方古国，在当年还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条约体系的国际秩序。

在条约的第八条里，双方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等于两国互相出卖了司法主权，授予了对方领事裁判的特权。

其实，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清朝官员对“领事裁判”这一条毫无异议，认为外国领事如果能替自己管束“奸民”，何乐而不为呢？

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国际秩序里，这种对领事裁判的心态并不罕见。无独有偶，据说，奥斯曼土耳其对其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等西欧国家商人聚居之处，也支持领事裁判。

但是，如果按照现代条约体系的标准来看，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对华不平等条约，也是对日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年的李鸿章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了解洋务和外交的官员了，他对近代条约体系约束下的国际秩序的了解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