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让朝鲜人鄙视清朝

读者看到标题可能感到奇怪，宋朝人朱熹怎么能决定几百年之后朝鲜人的外交观感呢？其实，朝鲜的知识阶层对清朝的鄙视，很大程度上还源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标准的朱子学教育，其怀念明朝的文化根源来自于朱子学的学脉传承，也就是朱熹开创的宋明理学。

这种教育使得朝鲜士大夫除了箕子的那种耿介之外，又多了一份文化的优越感。朱子学之所以受欢迎，因为这门学问简明，干脆，而且形成了一套由下到上的完整的社会体系。相对于以往的学说，朱熹的学说特别适合科举考试的命题。此前，选才取士，看一个人有没有学问，要看他通不通“经”，即钻研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水平，《乐经》很早就失传了，剩下五部书即人们常说的五经。这五经可实在是太难了，先秦典籍，佶屈聱牙，能通一门就已经足够成为德门衍庆的学术望族。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过零丁洋的时候还感慨“辛苦遭逢起一经”，也就是说，状元也只能在六经之中通一门，这要是用来考试，简直是对命题组、阅卷人以及考生的三重折磨，相当于在今天的高考试卷里考黑格尔哲学之类，出题累，阅卷累，考生更累。

而朱熹订立了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后两篇干脆就是直接从《礼记》中摘出来的，四书加一起不过十多万字，字数上就和一本杂志差不多。四书相对五经，难度也比较低，林黛玉刚进贾府，人家问她读了什么书，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回答：“才读了四书”，可见通读四书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对于千余年来笼罩在五经阴影下的中国命题人和考生而言，这四书简直是太合适不过了，这就是天生的考试命题大纲啊，于是，朱熹的学说，随着四书与科举考试命题的结合，在士大夫中迅速传播开来。

而朱子学出现的这个时点节点也很微妙，是南宋。经历过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数百年的败绩耻辱后，开始越来越重视“夷夏大防”。宋史专家邓小南先生曾指出：“‘华夷之辨’针对外部‘夷狄’政权而发，将‘夷狄’之民族、文化与其政权、其辖界视为一体”。此前，中国人关于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天下观念多出自于一种想象的模型，因为此前的周边民族几乎没有能力与中原政权的文化相抗衡，都是单方面的吸收中原文化，实现“由夷入夏”。而宋朝周边真正出现了强大的外族政权，“四夷”由一个泛指的文化名词成为了实际的现实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与这些现实威胁相区分，中原的学者不断强调夷与夏的差异和界限，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就是朱熹的学说，后世尊称为朱子学。

朱子学特别强调正统观念，按朱熹的理论，元朝、清朝外族入主中原，那肯定是不够正统喽。在元朝末年，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这一学派迅速成为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并真切地主导了朝鲜政权的政治运作与两班士大夫阶层的思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