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殊闲：欧阳修举荐苏洵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一）

三苏父子都应是欧阳修的门下，但一般论者关注苏轼、苏辙较多，而对苏洵与欧阳修的交集关注较少。这当中，对欧阳修举荐苏洵前后的历史背景的梳理尚不充分。本文以此为话题，欲通过对相关材料的钩稽梳理，还原欧阳修举荐苏洵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影响。

一、欧阳修之前举荐苏洵的蜀中贤达

苏洵出生于偏于西南一隅的小城眉州眉山县，性格豪宕，年青时未能一心向学。当其仲兄苏涣于天圣二年（1024）进士乙科及第时，15岁的苏洵“犹不知书”。在父亲的督促下，苏洵尝试为应试而读书，学习句读、属对声律这些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天性豪纵的苏洵难以为这些所束缚。这种“不情愿”的学习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苏洵于天圣五年（1027）、宝元元年（1038）、庆历四年（1044）三次应试都铩羽而归。庆历七年（1047），苏洵父亲苏序去世。苏洵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由此开启了十年（1047—1056）闭门求索省思的生活。这时的苏洵，“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脱胎换骨之后的苏洵，有强烈的出仕愿望。但再走科举应试之路，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苏洵做不到的。留在苏洵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拜谒达官显宦，以求荐举骤达。田况曾于庆历八年至皇祐二年（1048—1050）知益州，苏洵曾拜见田况，惜未引起田况的注意。苏洵后来在《上田枢密书》中曾追忆这段往事，有“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之语。

机会悄然来临。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出任益州（今成都）太守。治蜀期间，他很注意访求人才。有人告诉他，眉山处士苏洵便是人才。苏洵果然去拜访张方平，张方平很赏识他，欲推举为成都学官。但苏洵对此不满意。于是，苏洵再去拜访雅州知州雷简夫。嘉祐元年（1056）春，苏洵携二子拜访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官职不高的雷简夫慧眼识珠，盛称苏洵有王佐之才，撰书鼎力推荐给当朝名臣张方平、欧阳修和韩琦，并在推荐信中称苏洵为天下奇才，将苏洵视为当代的司马迁。在给欧阳修的信中，雷简夫直言不讳，言辞恳切：“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这位雷简夫视举荐民间贤能之才给国家为崇高的使命，因此，话语急迫，毫无掩饰。除推荐给欧阳修外，雷简夫还给韩琦和张方平推荐。在给韩琦的信中说：“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在给张方平的信中说：“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麋珠虀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只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己，庶为洵进用之权也。”雷简夫推荐苏洵之心如此执着、坚定，且无所顾忌地替苏洵解围说话，称学官之职既非苏洵的理想，也非张方平本人的意愿，希望张方平发挥他的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苏洵，直到成功为止。

有意思的是，雷简夫也是仁宗皇帝从草野中纳荐出仕的：“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辩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依真宗召种放事。是时吕许公当国，为上言曰：‘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效，今遽爵之以美官，异时用有不周，即难于进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观其能，果可用，迁擢未晚。’仁宗以为然，遂除耀州幕官。”同有草野经历的雷简夫对尚处在草野的苏洵渴望进达的心情是十分了解的，也是十分同情的，因而，施以援手也最为积极、直率和执着。

张方平虽无草野受拔经历，但对苏洵也十分赏识。他没有不悦雷简夫带有指责性的催逼与干涉，而是跟雷简夫有同样的求贤、荐贤的气度、雅量与胸襟。对此，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有明白的叙述：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部。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即之，穆如也。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虵其无间断也。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

张方平、雷简夫均非生于蜀中之人，但到蜀中为官，仰慕蜀中良好的历史文化生态，不约而同地要不拘一格荐拔人才，为蜀中文脉再续新枝。张方平与雷简夫都看好苏洵，而张方平本与欧阳修曾有怨隙，但为了为国家荐选贤才，放弃个人恩怨，完全没有顾忌。《避暑录话》曾有这样的记载：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张方平、欧阳修在荐拔苏洵问题上又高度一致。雷简夫与张方平、张方平与欧阳修，这两组伯乐的高度一致，为苏洵冲出夔门，闯荡京城，铺平了道路，提供了绝好的机缘与条件。

二、欧阳修对苏洵的举荐

苏洵到京城后，欧阳修可谓不遗余力举荐、推荐、引荐，诚如他在《荐布衣苏洵状》中的陈述：

右臣猥以庸虚，叨尘侍从，无所禆补，常愧心颜。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以谓为时得士，亦报国之一端。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伏候敕旨。

这篇给仁宗皇帝的举荐状，对苏洵评价甚高。欧阳修首言自己是“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而推荐苏洵的。在欧阳修看来，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因科试不中，“遂退而力学”。这种“力学”的结果就是“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具体到苏洵所献的《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之云，显然是指益州守张方平以及雅州知州雷简夫的推荐。这说明，张方平和雷简夫所荐，已完全为欧阳修所接受。这里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一些信息值得关注：

一是欧阳修能够捐弃与张方平的前嫌，合力举荐布衣苏洵；

二是欧阳修与此前的张方平和雷简夫都表现出惜才、爱才、荐才、识才、用才的智慧、气度与涵养，令人敬仰；

三是欧阳修并不是仅仅因为有张方平等人的推荐，而是通过阅读苏洵所提供的《权书》《衡论》《机策》等二十篇宏文，高度认可了苏洵不为空言，且“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的智识与才能，而这正是欧阳修推行诗文革新所需要的。苏洵庆历四年（1044）进京应试时曾认识了一位叫颜太初（字醇之，号凫绎先生）的人，对其诗文大加评赏，认为“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这也确实是苏洵所追求的。当然，这也恰好暗合欧阳修力矫时弊的初衷：“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

不可否认，欧阳修不仅对苏洵赏识有加，奉为上宾知音，还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苏洵也借机主动给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致信，阐发宏论，寻求理解，加深认识，希冀惠助。在给韩琦的第一封信中，苏洵主要探讨了天下国家大事。在给韩琦的第二封信中则直言请求给予官职：“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贤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胜于今，粗可以养生遗老者耳。”考虑到屡被拒绝的现实，苏洵也以自己醉心于学术相表白，希望韩琦给个准信：“洵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实亦有得而足恃。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恋恋于一官，如必无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无使其首鼠不决，欲去而迟迟也。”在给富弼的信中，先阐述了“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的道理，最后提出自己的愿望：“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苏洵主要谈了官吏的管理，最后说：“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此外，苏洵还给枢密副使田况写信，对自己在益州拜见之后的进步有一个总结与评价：“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疎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时在谏院供职的右正言余靖，苏洵一直没有机会谋面，后来余靖上朝，正好与苏洵相见，遂有后来的致书。苏洵在信中先论述了他心目中的贤人与君子、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又以余靖的人生经历为例，最后这样说道：“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以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伏惟加察，幸甚!”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潘殊闲，男，四川眉山人，西华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蜀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文//来自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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