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希泰、孙瑞雪：试论《老子想尔注》的师道思想

《老子想尔注》（下文简称《想尔注》）是东汉张陵在巴蜀所创“正一盟威天师之道”的祭酒向道民宣讲《老子》的注释本，是早期天师道的重要经典。《想尔注》长期佚散，今人饶宗颐根据清末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朝钞本残卷，按《老子河上公章句》的顺序分别章次，并作考证，著《老子想尔注校证》，是研究《想尔注》的基本文献。《想尔注》在师道思想方面，主张“以善人为师”，是对先秦以来道家“以道为师”思想的宗教化。

一、以“善能知真道者”为师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从宗教修行的目标来说，“得道”是道教修行的最终目标，所以“以道为师”，“以得道之人为师”，可谓是道教“师道”的核心思想。这种“尊道贵德”、“以道为师”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先秦道家。《老子》关于师法“道”的论述基本上奠定了道家、道教“师道”的基本精神。《老子》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是万物的根源，无声无相，无始无终，也是天、地、人，以及宇宙万物效法的对象。“道”谦卑、柔顺，生养万物而不居功，“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的这种辅助万物成就其本性的特性，“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朴质，值得人和万物敬仰、学习。《庄子·大宗师》则直接将“道”和得道的“真人”称为“大宗师”，即值得敬仰、崇敬的老师，“是天地万物最高的行为准则，万物都应该效法道”。

《想尔注》继承了道家“以道为师”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道家之“道”的内涵进行了发挥，认为应当选择“善能知真道者”为师：

事善能。——人等当欲事师，当求善能知真道者，不当事耶伪伎巧，耶知骄奢也。

认为无论个人生活，还是国家政事，都须信行“真道”。所谓“善能知真道者”即是指那些善于体悟、了解真道，以及行为合乎真道的人。那么《想尔注》所谓的“真道”是什么呢?

《想尔注》谓“道”即是“一”，“古今常共此一道”，在天地之外，往来于人身，散而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又名“虚无”、“自然”、“无名”。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魄，白也，故精白，与元（炁）同色。身为精车，精落故当载营之。神成气来，载营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许?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诸附身者悉世间常伪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但往来人身中耳。都皮里悉是，非独一处。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

可以说，一方面“道”即是“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生命特征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道”又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太上老君，掌管人的长寿成仙途径。宇宙万物因“道”而生，是“域中四大”中的最大者。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与道同号异体。令更相法，皆共法道也，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从天、地、人与“道”的生生关系来说，“道”在宇宙生成法则中居于最高的地位。

“道”之“气”、“精”、“神”是万物生存的根本。《想尔注》在解释“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时云：“道气在间，清微不见。”“气”是万物生命迹象的根本驱动力，“气强志为恶，气去骨枯；弱其恶志，气归髓满”。而通过“守一”，即可以守住人生命赖以生存的根本“道气”。“精者，道之别气也，人人身中为根本”，“有道精，分之与万物，万物精共一本。生死之官也，精其（甚）真，当宝之也”。万物初生之时皆有“道精”，人若能“宝精”而不丧失则可以长生。但《想尔注》同时指出，若仅仅“结精”（大概指的是“房中术”一类的炼养方术）并不能得到长生，认为“夫欲宝精，百行当备，万善当著，调和五行，喜怒悉去。天曹左契，算有余数，精乃守之。”宝精的同时还要修身养性，积累善行，才能长生。宝精、修身、修善行三者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池水、堤防和水源：“精”是池水，“身”是堤防，“善行”是水源。所谓“道神”，指的是“道精”中最为精华的部分。神在哪里?一方面通过修炼法术，“结精成神”，获得的生命的正能量；另一方面道“中有大神气”。道人通过修行，则能驱使鬼神：“道人行备，道神归之。”可以说，“道气”是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中的基本状态，“道精”是生死的关键，“道神”则是长生成仙的枢机。

“知真道”不仅仅能“积善”、“积精”以致“仙寿天福”，若能“至诚守善”，还能使国家获得“太平符瑞”，因此极力倡导“以知真道者”者为师。《想尔注》继承了老庄“绝圣去智”、“大道废，有仁义”的思想。倘若一个国家刻意弘扬忠、孝、仁、义等价值的时候，恰恰表明这些美德在社会上已经十分匮乏。《想尔注》认为这些都是“外是内非，无至诚感天之行，故令国难治”。若大道得以推行，人人“至诚守善”，那么父慈、子孝、臣忠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於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知道意贱死贵仙，竞行忠孝质朴，端以臣为名，皆忠相类不别。”而且以宗教神灵的力量，威慑以徒有其表的仁义行为获取功名，云：“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天察必审于人，皆知尊道畏天，仁义便至诚矣。”如果一个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都将敬道畏天，将“至诚守善”作为自己的行为原则，社会的各种伦理教化得以推行，那么“太平符瑞”也有望实现。

二、助道宣教，亲誉求善之人

然而，“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像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即是说“道”虽然至尊无上、主宰一切，又有人格、有意志，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但微而隐，无形无相，人只能通过循其诫了解“道”。《想尔注》云：“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失一也。”又云：“一，道也。设诫，圣人行之为抱一也，常教天下为法式也。”道诫惩恶扬善，设生赏善，设死罚恶。“知真道者”告诫国君和人民要顺道意，知真道，让人们知“道心”，奉“道诫”，教人以“生”。因此，也正是基于贵道乐生的精神，师既然知真道，就有“助道宣教”的职责，《想尔注》云：

太上下知有之。——知道，上知也，知也。恶事，下知也。虽有上知，当具识恶事，改之不敢为也。

其次，亲之誉之。——见求善之人晓道意，可亲也。见学善之人懃懃者，可就誉也。复教劝之，勉力助道宣教。

可以说，《想尔注》认为仙寿可以通过后天奉道修善获得，从而批判了“仙自有骨录”的天赋论思想，极力强调“助道宣教”的作用。《想尔注》中众多的“道诫”就是施教的内容，教人宝身爱精，布诫守一，其内涵十分丰富，如常无欲，以清净为本：“道常无欲，乐清静”，“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常清静为务”；至诚守善，不为恶事：“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情欲思虑怒喜恶事，道所不欲。”；乐质朴，贵中和：“乐质朴，辞无余。视道言，听道诫”，“勉信道真，弃邪知守本朴。无他思虑，心中旷旷但信道”，道贵“中和”故“当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等等。

首先，主张学道之人应当以自身了知“道”为务，并且知道什么是恶的行为，以恶为鉴而不敢为。其次，若遇到勤奋求善之人，应该以“真道”教之，使求善之人得知长生之道，并鼓励求善之人“助道宣教”，传播道的教诫。

……畏之。——见恶人，诫为说善，其人闻义则服，可教改也。就申道诫示之，畏以天威，令自改也。

悔之。——为恶人说善，不化而甫笑之者，此即刍苟之徒耳，非人也。可欺悔也，勿与语也。

再次，又主张“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恶人听闻善道，而不知反省自改，反而耻笑善道，这一类人是“刍狗”之属，与之言道反而使得“大道”受到欺辱，因此不是教化的对象。这种思想与老子“不笑不足以为道”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这大概与《想尔注》维护作为宗教信仰的最高对象——“道”的尊严，不容许俗人诋毁有关系。

三、不善人以善人为师，善人以不善人为资

这是《想尔注》“师道”思想的第三个方面，

善人不善人师。——不善人从善人学善，故为师。终无善人从不善人学善也。

不善人善人之资。——善人无恶，乃以恶人为资，若不善人见人，其恶不可（疑有脱误），善人益自勤劝。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不善人不贵善人，善人不以恶人自改，皆为大迷也。

此谓要妙。——明知此甚要妙也。

劝善是各大宗教的基本精神，《想尔注》的宗教理想也倡导弃恶从善，因此极力倡导“以善人为师”。至于以不善人为资，其依据在于善人虽然信道行善，过去没有恶迹，但“善”并不是得到了就不会失去的东西，若不“至诚守善”，仍然有做出恶行的可能，因此要以恶人为鉴。

值得注意的是，《想尔注》对“善”、“恶”的理解不仅仅是对应于世俗道德上的善恶观念，其与“道”、“道诫”的关系密切。这与先秦以来道家对“善恶”的理解有关，道家对“善”和“善人”的理解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善”主要是指道德上的“好”，而道家所说的“善”则与“道”、“美”、“自然”之意相近，所谓的“善人”指的是追求得道，并能体道、行道之人：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明代焦竑《老子翼》引吕吉浦语，云：“道之所谓善者，非天下皆知善之为善者也。”道家的“善”，可谓是《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思想的发挥，据孔颖达疏云：“继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为善行也。”也就是说，“善行”乃是顺从道生万物之功而养育万物，元代吴澄云：“上善，谓第一等全极之善，有道者之善也。”而所谓“善人”，宋代范应元曰：“善人者，继道之人，先觉者也，非强行善，乃循本然之善也。不善人，未觉者也，非本不善，未明乎善也。”善人和不善人的差别在于“是否觉道”。《想尔注》所谓“善”和“善人”也继承了道家“有道之谓善”的思想，并结合道家贵道乐生的观念，将“道”和“道诫”作为界定善恶的标准，“上善”即是近乎“道”一样的德性，云：

与善仁。——人当法水，心常乐善仁。

言善信。——人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

政善治。——人君理国，常当法道为政，则致治。

事善能。——人等当欲事师，当求善能知真道者，不当事耶伪伎巧，耶知骄奢也。

动善时。——人欲举动勿违道诫，不可得伤王气。

《想尔注》对这段话的注解中明显的反映出对“善”的观念有鲜明的道家色彩，因此人应该效法水，以善相教、以诚信像教。治国应当效法“道”，事师应该选择“知真道者”，行动应合乎时宜，不违道诫。

另外，从与《想尔注》有关的戒律中，也反映了《想尔注》对“善”的看法。戒律是反映一个宗教对善恶的基本观念的一种方式，所谓戒律，据《道教义枢》卷二的解释，云：“戒律者，戒，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恶心口，为誓不作恶也。”戒律的作用在于防非止恶，是劝人奉行宗教善行的一种方式。《想尔九戒》与《想尔注》的关系颇为密切，有学者认为其出自《想尔注》，也有学者认为它早于《想尔注》，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反映的是张陵一系正一盟威天师之道对《老子》“善”的基本理解，《想尔九戒》云：

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

行无名，行清净，行诸善；（此中最三行）

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其下最三行）

《想尔九戒》应是天师道的祭酒于集会之日，在讲解《道德经》之前宣讲的戒律，云：“此九行二篇八十一章，集会为道社，尊卑同科，备上行者神仙，六行者倍寿，三行者增年，不横夭。”所谓“九行”即是指《想尔九戒》，“二篇八十一章”即指的是天师道祭酒所宣讲的《道德经》，从“九行”的具体内容来看，与《想尔注》所说的“道诫”基本是一致的，“九行”虽然比较笼统，但总体上奠定了后来道教戒律的雏形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衍生的《道德尊经戒》将“九行”更加具体化为“二十七戒”，云：

戒勿喜邪，喜与怒同；戒勿费用精气；戒勿伤王气；戒勿食含血之物，乐其美味；戒勿慕功名；戒勿为伪，彼指形名道；戒勿忘道法；戒勿为试动；戒勿杀、言杀。（此上最九戒）

戒勿学邪文；戒勿贪高荣强求；戒勿求名誉；戒勿为耳目口所误；戒常当处谦下；戒勿轻躁；戒举事当详，心勿惚恫；戒勿恣身，好衣美食；戒勿盈溢。（此中最九戒）

戒勿以贫贱强求富贵；戒勿为诸恶；戒勿多忌讳；戒勿祷祀鬼神；戒勿强梁；戒勿自是；戒勿与人争曲直，得诤先避之；戒勿称圣名大；戒勿乐兵。（此下最九戒）

可以说，“九行”、“二十七戒”所说的戒律与《想尔注》对“善”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二十七戒”似乎更加接近《想尔注》的“道诫”，二者都将合乎“道”、“道诫”的行为认为是“善行”。究其原因，在于对于道教来说，要实现的并不仅仅是伦理层面上的善，而是追求“得道”——或长生成仙，或实现天下太平，所要成就的是在身心、智慧方面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因此仅仅在伦理层面上“止恶扬善”是不够的，要“得道”就必须效法“道”，以“道”为师，以有道的善人为师，通过奉行道诫，养成宁静的心境，从而有益于大智慧的产生以及在伦理方面实践善行。

结语

综上所述，《想尔注》的“师道”思想在继承道家“以道为师”、以得道之人为师的基础上，融入宗教伦理观念，强调“以善人为师”的思想，体现了道家伦理向道教伦理的过度。首先，《想尔注》认为选择“善能知真道者”为师，“知真道”不仅仅能“积善”、“积精”以致“仙寿天福”，若能“至诚守善”，还能使得国家得到“太平符瑞”。所谓“真道”不仅仅是哲学上作为宇宙开端和万物运行规律的“道”，而是具有精、气、神，是构成人和万物生命特征的基本动力，还是有意志、能惩恶扬善的人格神——太上老君。然而，大道微隐，“道诫”是人们学道的基本途径，“以知真道者为师”，一方面是强调信奉真道，另一方面也是以“知道诫之人为师”。

因此，《想尔注》“师道”思想的第二层面即是“助道宣教，亲誉求善之人”。《想尔注》否定了仙寿天赋的思想，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后天奉道修善获得长生。首先，学道之人应当以了知“道诫”、“道意”为务，并以恶为鉴而不敢为。第二，“知真道者”既然知道“道诫”贵生乐善，若遇到勤奋求善之人就应该以“真道”教之，使求善之人得知“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并鼓励求善之人“助道宣教”，传播道的教诫。第三，若遇到恶人，应当为之宣讲善法，让恶人信服“道意”而弃恶从善。但出于维护“道”的尊严不容俗人耻笑的思想，《想尔注》认为“刍狗”一类的人不是教化的对象。

《想尔注》“师道”思想的第三方面是“以善人为师”。从与《想尔注》有关的戒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尔注》实际上继承了道家“有道之谓善”的伦理观念，将合乎道与道诫的行为认界定为“善”，违背道和道诫的行为界定为“恶”。“以善人为师”的目的是获得“道法自然”的大智慧，其背后实际上是以乐生、爱物的精神作为“师道”的根基。

作者简介：卿希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瑞雪，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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