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会明：胡居仁《居业录》文献学研究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县梅溪人。他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一生“奋志圣贤之学”，在明代“正道显晦，异学争鸣”之际，“毅然以斯道自任”，以传承程朱理学为已任，是明初诸儒中恪守朱学之最醇者，被誉为“明代醇儒”。以高尚的品格和操守，成为明初“道学”学者之典范，受到晩明学者的普遍尊崇。《明史》本传评价他“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在他逝世百年之后的万历十三年（1585），胡居仁被从祀孔庙，追谥“文敬”。

胡居仁以躬行践履为主，勤于讲学，严于著述，存世作品有限。《居业录》是胡居仁讲学时留下的语录，也是他精研圣贤经典且“躬修体验”之后的心得结晶，《居业录》指示了学者进入圣贤之域的路径，被视为道学正宗，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

一

《居业录》的主旨内涵

胡居仁是一位布衣学者，一生自甘寂寞，绝意仕进，远离官场，布衣终身，困处乡间，以礼吾、南谷书院讲学终其一生，两次短暂地担任庐山白鹿洞书院洞主，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最高峰。因此，他生前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都非常有限。同时，他与明初诸儒一样，勤于讲学，却不事著述，存世的作品很少。除《居业录》外，还有《胡文敬集》三卷、《易像钞》十八卷，均被《四库全书》收录。《居业录》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胡居仁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居业录》，是写其自得之书，记载的是胡居仁精研圣贤经典且“躬修体验”之后的心得体会，大多是他讲学时留下的语录。共八卷，一千一百九十九条。之所以命名《居业录》，其女婿、弟子余祐认为“盖取《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之义也。”孔子在《周易·乾·文言》中也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外在的修理文教，修炼言辞；内则立其诚意。内外相成，则功业可居，圣学可致。所以命名为《居业录》。

对胡居仁为何要著《居业录》，余祐在《居业录序》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余祐（1465-1528），字子积，鄱阳人，19岁时从学胡居仁，胡居仁对他欣赏有加，将女儿许配给他。可惜未及卒业，胡居仁就已病逝。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曾官至吏部右侍郎。弘治十七年，他以女婿、弟子的双重身份，首次将《居业录》付梓刻印。在《居业录序》中，对为何要作此书作了明确的交代：“《居业录》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无可告语，事有感于外而无可施行，故笔之于册”，“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国家。而与斯人相忘于无言之境。奈何卒与时违，未获小试，乃不得已，而有是录”。胡居仁虽满腹经纶，但怀才不遇，穷困乡间，报国无门，只好借讲学之机，将其治国理政修身治学的经验设想付诸于笔端。

《居业录》共八卷，内容依次为心性渊源、学问功夫、圣贤德业、帝王事功、古今制度、天地化生、老佛归宿和经传旨趣等八个方面，主要是他精研圣贤之后的心得体会，“乃先生平日读书事事之暇，有得于心，笔之以备遗忘者也”。更是胡居仁对程朱理学思想的阐发，“寻程朱微言大义，以探孔孟渊源”。胡居仁恪守程朱，是程朱学说的坚定奉行者，因此在第一卷“心性渊源”中，基本上承袭了朱子理气心性等哲学命题，没有过多精切发挥与创新。他与明初薛瑄、曹端等大儒一样，认为朱子等宋儒已把道理理论阐述清楚，“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须再深入探讨，只要“尊而行之”，因此不再致力于宇宙本体论的探索，而更多注重自身的心性体验。

在卷二“学问工夫”中，胡居仁在程朱学问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他特别强调了一个“敬”字。对程朱“主敬”思想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认为“敬”开尧舜之道的门庭，是圣学入门之要，涵盖了孔孟为学功夫的全部要领。他说“圣贤工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把“主敬”视为操存涵养身心的首要功夫，为万事之本，须贯彻始终，不可间断。“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

同时，胡居仁是程朱学说的坚定捍卫者，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对佛道、陆子、心学等异端思想进行了严词指斥，《居业录》第七卷“老佛归宿”专门对老佛禅学进行批判。他“于异端佛老之学，尤加深辩详辟，惟恐其或陷溺人心，变乱士习”，“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无假借”，认为“世之愚者，莫如老佛”，”禅家害道最甚”，他批评释氏存心之法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虽然陈献章与他师出同门，但也毫不留情地指斥前者的学说是凌虚驾空，笼统自大，有佛老之嫌，为异学无疑。四库馆臣在《居业录》提要中评述道：“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而宗旨截然互异。献章之学，上继金溪，下启姚江；居仁则恪守朱子，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胡居仁在书中不仅指斥陈献章的学说为禅佛，对其学友罗一峰、张廷祥也多次论辩：“罗一峰，张东白皆当时钜公，往复论辨，无所屈。”其卫道之志坚，追求学术之纯粹，从中可见一斑。

《居业录》中有不少治学修身的精言粹语、名言警句，仍然发人深省。如“闻人之谤当自修，闻人之誉当自惧”，“人心万理咸备，无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欲为天下第一等人，当做天下第一等事”，“学至圣贤地位，方了一生事”等等。

《居业录》最早的刻本，是在胡居仁去世后的第二十年，即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余祐在南京礼部尚书杨廉（1452-1525）的推动下，首次将书稿整理、编辑成书，付梓刻印。余祐将书分为道行、为学、主敬、致知、力行、出处、治体、教人、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二门，编为八卷，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每条多者数百字，少则数字。余祐作了《居业录序》，对胡居仁的生平、该书写作宗旨和命名缘由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杨廉也在序言中评价该书：“其言精确简当，亦粹然出于正者。《读书录》之外，所见惟此耳”，将其与薛瑄《读书录》相提并论。

二

《居业录》版本源流

正德二年（1507），张吉为广其流传，在《居业录》原书的基础上，删节为《居业录要语》，并刻板付印。张吉（1451-1518），字克修，号翼斋，晚号古城，也是余干县著名理学家，官至贵州左布政使。正德二年三月，他从余祐处得到《居业录》之后，如获至宝，早晚披阅，认为：“此清庙之瑟，不谐俚耳。宜宝藏之以俟知者。”并将《居业录》删节为《居业录要语》。“颇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条，循旧卷牍而漫录之，遂无论次，名曰《居业录要语》，爰付诸梓，与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并传”，且作《居业录要语序》。张吉将《居业录》删节为《居业录要语》，目的是使该书能更加广泛地流传，也使“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后来，梧州人吴廷举（1463-1528），正德中任江西右参政，又删其书为《居业录粹言》。

万历二十年（1592），时任广东按察副使江西鄱阳人陈文衡，鉴于旧刻本岁久字板漶漫，在余干同乡、陕西道御史李颐的支持下再次校订《居业录》，刻版付印陈文衡作《居业录跋》，介绍了此次重刻的缘由，“《居业录》旧有刻，岁久字板漶漫。中永李公学宗正脉，以兴起斯文局已任，于先生之学，有深契为。大惧曲学乱真，而是书不传也。以余生近先生之居，亟命订之因求遗本补正，遂为完书”，认为：“国朝理学，若河东薛氏、余干胡氏两先生者，专志圣贤之道，粹然一出于正”，此即为万历刻本。

《居业录》，现在通行的版本，主要有《正谊堂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四库全书》本，据弘治甲子（1504）余祐编本录入。《居业录》目前最流行和最完善的版本，当属张伯行校刻的《正谊堂全书》本。

张伯行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在福建巡抚任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福州正谊堂“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居业录》，被精选为十六家“名儒粹语”之一，重新校刻。张伯行及门人蔡世远分别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胡居仁是可与宋代尹和靖相提并论的醇儒，“论者或拟之尹和靖”。在明代学者中，则可以与薛瑄并立于世，“载考有明，薛敬轩、胡敬斋皆服膺于圣门一敬，既以名其名而事其事矣。然敬轩或出或处，虽道不大行，而风采发越，表著当时。敬斋则隐约终身，一似独善自乐，无意于世也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越薛琼，“以先生高明儒之最醇而且信”。

张伯行不仅赞赏胡居仁的人品，也认同他的学说，认为胡居仁的学说是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说，并非腐儒之俗见，他说：“至于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谓得人为必可行。教养人材，取明道学校之札，谓《周官》为必可复。又皆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学。岂迂儒拘执之见？”，因此，决定将《居业录》校定重刊，“吾故因梓是书，略为删订，以先生为明儒之最醇而且信，豪杰之士希志圣贤，虽一介而必彰，用为有志者奋兴而淬厉也”。张伯行不但刊刻胡居仁的著作，为了使他的形象更加“醇乎其醇”，对其著作“略为删订”，还将胡氏“家世业农”改为“家世业儒”，以美化其形象。《正谊堂全书》本校刻精美，因此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居业录》就是据《正谊堂全书》本断句排印，成为现今通行的三个版本之一。

三

《居业录》的文献价值

《居业录）集中体现了胡居仁的理学思想。胡居仁幼时聪敏异常，志向远大。“颖异有大志，家世业农……童年，得邻家遗物还之”，“弱冠时，奋志圣贤之学，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遂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他景泰五年（1455）师事崇仁硕儒吴与弼之后，饱读儒家经典，致力于程朱理学，对其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此他“一心以求道为心”。

胡居仁在学术上，尊信程朱是程朱理学坚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敬斋的思想属于程朱一系，广泛论说了程朱理学的主要问题，尤其对于理气、心理、主敬、穷理、仁体等问题的论说，有某些独到的见解。”他的学术研极天人、剖析理欲，以治心养性为本，以求放心为要，以居敬穷理为宗，以经世宰物为用。明代布衣藏书家陆瑞家撰《敬斋先生居仁传》，对胡居仁的学术特点进行了精准的总结：“其学以主忠信为本，以求放心为要，以圣学成始成终在敬，因以敬名斋”。他虽师承吴与弼，但与吴与弼相比，其学术更注重心未发之涵养，注重对义理的把握。

在心理关系上，胡居仁提出“心与理本一”的心理观。认为心与理都是宇宙的本体，都是万古常存的。理无所不在，心亦无所不在。理是至实的本体，而产生万物；心是虚灵的本体，而具众理。“盖心具众理，众理悉具于心，心与理一也”。因此，主张“存心穷理，交致其功”，存心就是保存天理。人只要操存此心、涵养此心，则心之理自明，万物之理自得，“吾儒则心与理为一，故心存则理明，心放则理昏”。胡居仁把心与理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把理本论与心本论融合起来，有了调和理学与心学的思想倾向。

胡居仁学术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主敬思想，将程朱的“主敬”理论在内涵外延上进一步拓展。他“一生得力于敬”，主敬为其学术之主旨。“先生之学，以穷理尽性至命为期，谓非身心内外，一主于敬”。他特别强调“敬”字，只有主敬持敬，才能立本去邪，“人能端庄静一，则天理存，大本立，极其至也，笃恭而天下平，苟不庄敬，则百邪交侵，去禽兽不遗矣”。他认为主敬开圣学门庭，是圣学入门之要和千古为学要法，敬为存养之道，须贯彻始终，提出主敬的方法有三：一是“主一”；二是要在容貌辞气上做工夫：“学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视听言动上做，便是实学”；三是要慎独、力行。

胡居仁不仅在学术上强调敬，更在行动上践行敬，把理学家成圣成贤的理论付诸于个人的道德实践。他持身“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是修养路径上的敬畏派，时刻按照道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已和家人：“处家庭如在朝堂，临妻子如对宾客，端庄凝重，蹈规履绳”，他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虽家贫，但处之泰然。或为之忧，则应之曰以仁义润身，以牙签润屋足矣”，虽然生活充满艰辛，但他安贫乐道，不追求物质的享受与奢华，而更注重追求心灵的超脱，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然鹑衣单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势利纷华，举不足以动其心”，“真可谓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

胡居仁笃实的学问、高尚的品行，受到学者的褒誉，余祐认为“其学之醇、道之美，迥然无俦，跻之濂洛关闽之列，可也”，四库馆臣也评价他“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明代同邑理学家张吉把胡居仁视为曹建之后余干县第一人：“吾邑自曹无忘先生以后，仅见斯人而已”。正是其学术贡献与人格魅力，使布衣学者胡居仁能与薛瑄、陈献章、王阳明一道，成为明代从祀孔庙四位大儒之一。

《居业录》被视为道学正宗，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与薛瑄《读书录》一并为学者所推崇。明代杨畏轩在《居业录序》中称赞该书：“其言精确简当，亦粹然出于正者。《读书录》之外，所见惟此耳！廉闻敬斋严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议论实出涵养体验所得，非考索探讨致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其褒崇有加，四库馆臣在《居业录提要》中评价道：“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而是书亦与薛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清代学者张伯行在序言里说：“《居业录》者，胡敬斋先生写其自得之书也。先生当正学明晦之际，寻程朱微言大义，以探孔孟渊源，主忠信、求放心，一归之于敬。躬修体验，笔之于书。古称有德之言，其庶几乎？”蔡世远认为《居业录》是学者进入圣贤之域的门径：“世之学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养其气，于以入圣贤之奥不难矣”。只要熟读此书，则“理自明，心自静”，圣贤可学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