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朔曾经说过:“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也有人说,鲁迅之所以没能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没有长篇。
是鲁迅缺乏写作长篇的能力和才华吗?也许不是。因为鲁迅根本没有尝试过写长篇。
鲁迅不写长篇,与时代环境有关。在鲁迅的时代,文学期刊远比今天的《收获》、《当代》等刊物薄,能容纳的字数有限,因此大都以刊登短篇为主。比如1920年沈雁冰准备改革《小说月报》时,就刊出广告:“惟以短篇为限,长篇不收。”“惟小说只收短篇,过一万字之长篇,请勿见惠。”请注意,那时超过一万字,就算“长篇”了。事实上,当时除了以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为主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大部分严肃作家的创作都以短篇为主。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文体转型,那就是从早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晚年的杂文写作。对于这次文体转型,有人的解读是鲁迅晚年创造力衰竭,已经无法再写出一流的小说和散文。其实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型不仅与鲁迅的年龄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一个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剧烈变动当中,特别是三十年代,政治氛围高涨,知识分子积极争夺话语权,发言讲求时效,在没有微博微信自媒体的时代,他们只能参与以报刊短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争。
二是在鲁迅晚年,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疲软不振,上海经济也连年萧条,一般书店出版社都争相出版销量大、周转周期短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称作“杂志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都难以出版。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生存,便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由原来的小说创作转为杂文。
鲁迅杂文创作的最高峰,出现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了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
为什么鲁迅这段时间如此高产,而且集中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谈》杂志的稿酬高,给鲁迅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十元(他的作品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洋文、空行。他为标点、空格争取稿费的事情已成佳话)。这远远高于其他杂志。
当时一般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几角到五元。沈从文致金介甫的信说,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七毛,《现代评论》时期才升至三元。鲁迅在1934年底写的《病后杂谈》中也提到:“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当时,《动向》杂志给鲁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读书生活》3元5角。《现代》每千字4至5元左右。《文学》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谈》将鲁迅的稿酬标准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也充分激发起鲁迅的写作潜能,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超高产”。因此,鲁迅晚年杂文的产生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
本文系作者张宏杰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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