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抗战始于宛平卢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 寰行中国

周海滨 | 文

对于老辈的湘西人来说，不到芷江会被引为憾事，因为1945年8月21日，这里是中国首个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领土。此外，湘西人的父辈，多多少少有避难芷江的经历。据说，抗战初期，芷江小城不足两万人，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报社和学校陆续内迁到此地，人口达到10余万。

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芷江地处偏远的雪峰山区，地处山洼地带，国民政府征集湘西十多个县的民工3.5万人，在芷江城东1公里处日夜赶修机场，又两度扩建。芷江机场上至今散落着几个直径两米、长三米的大石碾，每个重30吨至40吨，修机场时，由七八十人拉动一个，缓慢滚压机坪和跑道。“人到芷江，九死一伤”，在霍乱、贪腐和卫生条件低劣的情形下，民工死亡率很高。1938年7月，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夫每天死亡数十人，整个夏季死亡数以千计。

更早的时候，这座机场是芷江县城东门外一片丘陵地，良田点缀其间。一般稻田附近或村落旁都有一块打谷场，这里也一样，田地中央有一块平地，那是周围农民的晒谷场。据《芷江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设沅州卫，驻军4500 人。城东郊的黄土坪成为跑马射箭的场所。 从昔日的晒谷场，逐渐演化为官府的教场，继而扩建为机场。

这还是中国大陆唯一能起降轰战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在战时，这座机场从未以芷江命名，以“前进机场”等颇具代号的名字代称。在当时的英美作战地图上，有芷江而无长沙。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保密的重点，凡是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代替。作为重要军用物资集散地，芷江是日军战机的重点轰炸目标。当地文史资料刊文说，1943年以后，日机每天都要轰炸芷江，最多一天轰炸20多次，死亡近千人。

芷江的惨烈往事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当地的桥和今井武夫。有一种说法，中国抗战始于宛平卢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然而，在这两座桥之间，出现了同一个关键人物今井武夫。

在卢沟桥，今井武夫担任陆军少佐、驻北平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他在196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开篇便是回忆七七事变——今井武夫举行驻北平日本报界记者发布会，去北平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家进行交涉。今井武夫成功策反汪精卫后，成为冈村宁次的副官，1944年10月初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为他的芷江之行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由南京飞往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他们8月20日从南京出发，依照国民政府的无线电报指示，乘冈村宁次“元力式”MC号九七式专机前往。这架运输机系六个太阳徽的双引擎机，机尾拖着红色布条，先在汉口住宿，次日飞向芷江。8月21日，在约定的重庆时间上午十时，飞入常德上空。今井武夫在机内发现留有一挺歪把机关枪，连忙让人扔了，据说坠入洞庭湖。

在接近常德上空，突然从云端飞出三架野马式战斗机，围绕专机转了三圈示意引航，这是盟军空军第五大队的战斗机群。这三架飞机分别由空军二十七中队长周天民中尉、队员娄茂吟；空军十七分队长林泽光、队员徐志广；美空军上尉葛兰芬、乐威等人驾驶，在空中七千英尺盘旋三周后，发现洞庭湖上空西北方日机，由七千英尺降为五千英尺。中机在日机之上护航，抵达溆浦后沿沅水西飞，日机误认洪江为芷江，中机盘旋一周以手示意，继续领航。

8月21日11时10分，今井武夫一行抵芷江上空，先围绕机场低飞三周。

11时15分开始降落，先是周天民驾驶飞机着陆，日机继而降落。美国飞虎队员约瑟夫-德拍摄的照片显示，冈村宁次的这架专机已经漆皮斑驳，浅绿色机身满布弹痕。

芷江机场早已准备妥当。机场警卫部队派出一个营，并有宪兵一个连增援，担任警戒任务。据当地亲历者回忆，几个当官模样的人过来驱赶人群，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参观的人群被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

11时20分，日机按指挥台号令，先围绕机场滑行一周，驶向指定地点。停靠后，寓意投降的机尾红布条被中美官兵撕碎，留作纪念品收藏。

11时25分，日机开启舱门，新六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和陆总参谋陈昭凯上校，自称少校接待。

此后的场景，在约瑟夫-德拍摄的照片和当时的记录视频再现：头戴拷克硬壳拿破仑帽、佩戴军刀的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口，他身穿白衬衣，外套草绿色哔叽翻领军服，蹬着马靴，立正问：“是否可以下机？”

陈应庄说：“现在可以下机！”

下机后，尽管今井武夫以若无其事掩饰真实心情，但失落情绪显而易见。他向中国国旗敬礼后，陈应庄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入城。

陈应庄座驾后挂英文“Follow me（跟我来）”字样；今井武夫乘坐在第二辆车的司机旁座位，参谋前川国雄少佐、桥岛芳雄中佐和翻译木村辰男中佐坐在后排；第三辆车载有航空员小八重正里少佐、飞机驾驶员杜原喜八少佐、雇员中川正治和久保善辅准尉。

今井武夫一定会看到芷江城里的抗战胜利气氛，“慶五千年未有之勝利 開億萬世永久之和平”“向抗戰將士致敬”“向盟邦戰友致敬”等标语贴在街头醒目处。

在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行踪会被一遍遍重复给参观者，非常生动，充满细节，媒体采访后的历史还原几乎千篇一律——

11时25分，日机打开舱门，在中方人员引导下上车。三分钟后，汽车驶向空军总站宿舍。从机场前往会场两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吉普车。今井武夫一行面无表情，也有回忆称其汗流如注、面色惨白。

不过，时值盛夏，不仅今井武夫汗流如注，我相信中方人员也会是汗流浃背，所以没必要牵强附会，认为日本降使受到惊吓，害怕的大汗淋漓。

今井武夫住进了芷江城东北空军第九总站商店后面的两栋木板平房，木板壁上涂着白十字标志，房间里装了临时浴缸和全新的被褥、席子和日用器具。据回忆，今井武夫享受两个房间的待遇，随则员每人一间；今井武夫住棕织绷子床，其他人住木板床，铺着美制新军毯。房间在临窗位置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木制沙发；桌子上有茶杯、笔墨、纸张等用具。今井武夫要求穿木拖鞋，临时提供了两双新布鞋。

稍事休息后，下午三时，陈应庄接到陆军总部的电话：“立即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四人，参谋副长、两个参谋和翻译，不准带枪。”

在日方投降代表到来之前，萧毅肃事先交代各项应注意事宜，并宣布三点：1、今天在场记者不得发问；2、日方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3、中方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英文，日方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英文。

15时40分，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译员木村辰男，走到会场门前时，停步、等候。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会场正中已坐着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参谋次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

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赫赫名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等人，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一部分没有座位的人士只好站在门外。

按照对等原则，上将何应钦回避了芷江受降仪式，由萧毅肃主持。据说，当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在会场的板壁之后。

16时，受降典礼正式开始。

亲历者、时年23岁的“美国新闻处记者”张彦回忆说：萧毅肃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本降使，并要求对方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

芷江受降纪念馆的解说员都会提及这个情景：中方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今井武夫只能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场面尴尬。

张彦回忆说：“今井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并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当日军参谋和翻译站到桌前说明彩色概要图内容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企图拍照摄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给制止了，因为这是军用地图不许拍摄。”

肖毅肃在今井交出中国战区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后，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进行了三种语言的朗读。备忘录主要内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陆空军在执行投降命令时，应注意的各项任务，以及中国战区各个分区受降地点的详细规定和图表等。然后，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证》上用毛笔签字盖章并呈上。

大约下午16时50分，受降仪式结束。日本降使随即起立、鞠躬，退出会场。

萧毅肃宣布受降仪式结束。何应钦从旁听房间走出，听取萧的报告，验看一切有关日军投降的地图文件，同时接受众人祝贺。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回应以“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

当晚，美军柏德诺准将设宴庆祝胜利。何应钦即兴发表讲话，宣布自投降之日起，中日双方即停止敌对战争状态。

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条款。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

即便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今井一行在芷江的次日和第三日清晨，起床号声刚落便向警卫人员请求室外活动十分钟。他们排成一列横队，向东方一鞠躬，一起朗声喊：“祝愿天皇健康长寿、国运昌盛！”然后，各自散开做徒手体操。

芷江受降历时三天。23日14时15分，今井武夫飞返南京。中美混合大队的三架野马式飞机，护送至常德。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投降文件，将降书签字地点定在南京。

不过，口述历史可以还原更多的受降细节。2005年，萧毅肃将军的儿子萧慧麟和萧民元曾口述往事：

“8月20日，我父亲来到芷江。21日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也没有日本向他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来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中方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下午2点30分，我父亲接见了日本降使。按照国际惯例，在受降的过程中，战败方敬礼，受降方可不回礼，所以我父亲他们在今井武夫敬礼后并没有回礼。在向对他敬礼的日本人说过“请坐”之后，中方给今井武夫念了中字第1号备忘录，并在确认没问题后，要求日本降使把在华兵力部署图交出来。”

如今，在受降原址上建起了侵华日军投降纪念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与我两年前从怀化市区出发，沿着舞水蜿蜒西行三十余公里，需经过两个小时在盘山道不同，这次从凤凰古城一路高速公路直奔离芷江城只有3.5公里的七里桥。

芷江受降旧址就位于七里桥境内。七里桥虽是一座普通的桥，但作为地名的七里桥，与卢沟桥一样，写进了历史。

还是熟悉的停车场，以及熟悉的大门，不过加装了火车站那种令人厌烦的转门。走进大门，除了飞起的鸽群，传来一阵叫卖声，一男一女招揽游客拍摄“受降纪念坊”的留影。对此，我是欣然接受的，因为，没有被纳入湘西旅游线路的芷江，拍拍照赚点零花钱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