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国维投湖，和北伐军大有关系

1927年夏，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

1927年6月2日，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传来一声闷响。一蓄着长辫子的老先生来到颐和园鱼藻轩上。鱼藻轩引用《诗经小雅》“鱼在在藻”的典故。古人认为，《鱼藻》这首诗表达了“万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的情感，本身就有抚今追昔，怀念先王的意义。宣统末年，清廷颁定国歌《巩金瓯》，严复所作歌词中有“民物欣凫藻”之句，形容民众万物如野鸭嬉于水藻般欣悦，与《鱼藻》中的修辞如出一辙。这位长辫先生吸了最后一支纸烟后，长吁一声而投水。虽然这里湖水甚浅，未及一二分钟就被抢救上岸，下身甚至还未沾湿，但水下淤泥粘重，藻荇纵横，其七窍已被污泥封堵，早已咽气。直到颐和园大门外的等候着接这位先生返城的车夫赶来道破原委，旁人才知道这位投水的长辫先生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王国维。翌日，家人在王国维衣带中发现遗书一封，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遗书中的“只欠一死”之语是宋元之际士大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著名的宋室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在这种解释之下，王国维怀念前朝的遗老立场已被预设，其行为被自然而然地视为“殉清”之举，其久蓄的辫发也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悼词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王国维投湖三年后，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篇评价道：“王先生，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显然，郭沫若也认同了王国维殉清的判断。

第一排戴眼镜的郭沫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立场自然与北洋治下的北京文人相左

然而，这种众所周知的解释真的无懈可击吗？当年的清廷遗老大多数是前清进士举人，也算得上和大清“利益相关”。而王国维只是秀才，没有中过举人，连乡试都没过。《儒林外史》中的秀才范进在中举之前，被自己杀猪的老丈人看不起，因为秀才仅仅通过了县级的童子试，距离“暮登天子堂”还差得远。今天学界对《王国维年谱长编》的研究表明，王国维早年非但不屑于考取功名，更是早早立下了追求新学的志向，特别对尼采哲学深有兴趣。更重要的是，1927年6月，清室早已避居津门，远非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的困窘可及。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如果王国维真是前清遗老，他那时好好的，却在此时自尽，这说不通

要知道，当年冯玉祥打着清算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后清室复辟逆举的名义将清室逐出紫禁城，北京众多的清廷遗老一时激愤不已，称之为“甲子之变”，纷纷搬出“君辱臣死”的教条，跃跃而有殉清之势。这位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也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但最终被家人拦了下来。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没有自尽，在1924年逊帝“蒙尘”，“播迁”津门的时候也没有自尽，偏僻在1927年的时候自尽，王国维真的是为了“殉清”而死吗？

事实上，自王国维投水之时起，就一直有人主张其自尽行为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有密切关系。1927年，经过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麾下的军队没有停止北上的步伐。到了6月，一路北上的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接近到徐州外围。王国维遗书中“义无再辱”句是引用汉代李陵的典故。这位悍将在绝望之中投降匈奴，惨遭灭族。武帝驾崩后，继位的汉昭帝遣使劝降，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谢绝，意为投降匈奴已是耻辱，若再背匈降汉便是再次受辱。有人认为，王国维此语是把辛亥革命视为初次见辱，那么何为“再辱”，不言自明，就是指即将到来的北伐大军。王国维投水后，隐居北京的湖南名流周大烈写诗悼念，感叹“鱼藻轩前秋已残，投身应为水多澜”，并留下注解称“广东革命军有北趋之势，清臣王国维谓不可再辱，投轩下死”。

湖南贤达周大烈认为，王国维自尽直接原因就是北伐军的进军

王国维在赴鱼藻轩投水之前，曾与梁启超相谈时局，二人均对局势表示悲观。同一时段，梁启超不止一次与子女谈到北伐军一路而来，北洋统治秩序瓦解，各地纷乱情形。梁启超特别担忧的是，北方有可能会重蹈两湖民变的覆辙。

原来，在王国维投水前一个多月，湖南也有一位宿儒死于非命，此人即是人称郋园老人的湘潭大儒叶德辉。叶德辉是前清进士出身，学术成就显着，所以在湖南士人中名声很高，但一贯保守。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湖南的民众运动蓬勃发展，而老夫子叶德辉仍我行我素，不知收敛，甚至写对联咒骂革命者：“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1927年4月，叶德辉被湖南农民协会逮捕，在国民党湖南党部控制下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接受审判，罪名有五条，其一为“前清时即仇视革新派”，说叶德辉是戊戍政变“惨杀革命人物”的“内幕主张之一人”。其二是“充筹安会会长，称臣袁氏，促成袁氏称帝”。其三是“赞成吴佩孚武力统一”。其四是屡受“万恶军阀”器重，并“利用其封建思想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最后一条干脆就称叶德辉“为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一时，叶德辉成为“帝制余孽”典型，最终被押往长沙市郊枪决。

学问极好但名声一直不好的叶德辉，研究古籍绕不过去的一位重要学者

其实详细考察这些罪名，除第一条言过其实之外，其余几条也大体属实，但要是在太平年景何至于枪毙。在王国维自沉后十三天，梁启超在致女儿令娴的信中说道，王国维“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湖北名宿王葆心，实际上活到1944年。

可见，梁启超认为故友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就是大革命中的镇压土豪劣绅之举。故都北京远在革命波澜之外，欲探听前方消息只有道听途说而已，故真假谣传层出不穷。至于叶德辉之死，在北京也传出了多种版本的八卦。同样在京的周作人就说叶德辉早年强占的民女后来成了革命女干部，叶因此遭到清算，这基本是无法考证的捕风捉影。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家信中所提到的王葆心其实未死。叶德辉是湖南大儒，王葆心是湖北名宿，大概刚好凑齐湖广两省罢了。不过，这种“七旬宿儒被暴徒殴打致死”的谣言广为传播，多少也反映了一派文人对国民革命的直观态度，那就是疏远，畏惧乃至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