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国琦|国人认识中美关系有误区：太强调领导人

导语：清朝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位官方使者，是一位美国外交官？留美幼童计划半途终止，李鸿章和容闳为何互相埋怨？十九世纪末，美国排华风潮盛行，哈佛大学反而请籍籍无名的戈鲲化去教授中文。 美国学者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在陌生的政治文化中进退两难。五四运动要打到“孔家店”，胡适却从美国请来了“西方孔子”约翰·杜威。来自民间的乒乓球交流，庄则栋一次主动的握手，搭起了中国与美国建交的桥梁……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近日，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徐国琦先生接受凤凰网历史频道专访，围绕其新著《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聚焦一段段非政府的中美关系史，以专业的史学视角，讲述国际交往中的民间力量。（采访/丁梦钰）

中国乒乓球员教美国人打球（选自《友谊之花遍地开》）

凤凰网历史：本书聚焦于中美社会、民间活动，通过多个细节丰富的“个案”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关系。那么，从非官方的文化交流层面来看，自十九世纪以来，中美两国自始至终都是处于活跃互动之中吗？外交政策的变化等官方行为，其实并没有影响到民间交流？

徐国琦：自美国立国到20世纪初，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主要交往着重民间和文化层面，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不甚重要。原因很简单，两者的外交和经济来往不太密切。但文化和非官方交流却异常频繁和深入。换句话说，文化和民间交往是维持中美关系的基石。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双方的经济关系还是不太密切，且主要是单向的，即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但外交和官方关系非常频繁和活跃。这种密切的外交和官方关系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和民间交往。1971年之后北京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在经历了20余年的冰封之后，终于开始解冻，官方和文化方面（即民间交往）齐头并进，相互促进。1971年“乒乓外交”直接导致双方外交大和解，此后的密切外交交往又进一步巩固加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社会和民间交流。就文化和民间交流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是同舟共济的密切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

蒲安臣与中国助手志刚、孙家谷（哈佛大学图书馆特藏）

凤凰网历史：人们如果不了解对方，难免会有些“玫瑰色的想象”，中美两国人民在交流逐渐密切丰富的情况下，曾对彼此有怎样的印象和想象？符合真实吗？

徐国琦：诚于我在本书中写道，中国人和美国人有许多共同点。如双方在20世纪以前都自命不凡，拒绝同世界发生密切外交关系，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一直有文明优越感，只是中国人的优越感到19世纪末荡然无存了，美国人的这种优越感一直都在。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想在文化和文明方面改变和帮助中国，中国人长期以来对美国人抱有好感。这就是为什么在1868年清政府任命美国人浦安臣为中国人派往世界的使臣，1872年中国首次派留学生团体到海外集体留学时，美国成为不二选择。1912年中国成为中华民国，其政体是仿效美国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在设计未来世界和平时，力争中国成为战后“四大警察”之一，即唯一的亚洲领袖。

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这种密切关系，但两者的彼此印象和想象与现实一直有差距。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国人对美国抱有好感，但美国人却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合法歧视中国人。这一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废除。在21世纪，由于经济、贸易、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和摩擦，中美两国的互信基础不牢，但在民间、文化、社会方面的交往又非常密切。未来不可预测，但中国人和美国人长期以来的共有历史可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借鉴。

窃以为，中国人对中美关系中的“关系”认知似乎一直有一种误区：太强调领导人的作用。熟悉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无论何人当政，都无法一意孤行或无法无天。差不多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要为万世开太平，让不少中国人把他当救星，结果是他大话说过头了，不仅中国人对其失望，美国人也完全抛弃了他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并未对中国人过分表示什么热情，但他不声不响地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四强，中国因此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根刚上台时，口口声声要不忘台湾老朋友，但很快就在1982年大幅度后退，并和中国签订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尔·克林顿经常大骂中国政府，但上台后不仅年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还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小布什刚入白宫时，于2001年在电视上甚至公开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但在他的八年任期中，中美关系非常友好，他还亲自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出席美国之外的奥运会典礼。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凤凰网历史：现在世界上跨文化、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交往已经很普遍，各个民族及国家的文化相遇、碰撞，有时差异很大，有时不谋而合，这对于各民族传承自身的历史文化是种挑战吗？

徐国琦：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在密切交往后，国家和民族之间会意识到彼此的异同。良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过分强调“异”或“同”都是要出问题的。诚于本书所指出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要真正理解对方和和平相处，关键是要重视彼此的“共有历史”。 但用“共有的历史”这种新视野写一本新中美关系史，无疑是一个挑战。

为了此书的研究，我曾到柏林查看蒲安臣在欧洲的资料，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特藏部，到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许多学术机构的档案馆或特藏部收集资料。使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2013和2014年哈佛大学的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邀请我做夏季研究员，让我得以利用哈佛大学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为本书的写作做最后冲刺。

这里我想说点题外话，说些本书自身的“共有历史”。这本书之所以能完成，同我的一些师友和众多研究机构的帮助和影响分不开。我第一次正式系统整理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是在2006至2007年我休学术假的时候，在密歇根大学一个为优秀学生提供的公寓里，我作为学生的指导老师住在那里，并有为他们做些系列讲座的义务。我当时所讲的大题目就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的历史。此外，我要感谢《美国研究》的主编赵梅。在90年代初期我有可能与中美关系研究分道扬镳时，她曾不时劝我为她的杂志撰写相关文章，从而促使我保持住了那炷学术火苗不致熄灭。我的南开老师杨生茂先生在80年代时给我打下的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坚实基础对写成此书更是功不可没。哈佛的Akira Iriye(入江昭)和Ernest R. May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也是重要因素。May教授对这个题目特别有兴趣，曾询问我这本书该如何写，怎么写，他还给了我许多建议。入江昭先生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相助，与我以大力支持，并且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此书撰写长篇序言，以资鼓励，并为弟子摇旗呐喊。

还要感谢刘瑞琳、马希哲、张春晓、黄立新，尤卫群等人，没有他们的卷入，就没有这本书。参与这本书共有历史的人和机构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感谢了。

学者简介：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代表著作有：《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亚洲与一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Idea of China）一书。

章节选读：中国幼童在美国

留美幼童即将踏上旅程（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

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童的最佳落脚点。这是一座富裕的城市，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它有优良的公共教育体系，这里的人积极进取、头脑开明，对中国人很友善。哈特福德当时是美国学人的心仪之地，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离它不远。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人选择住在哈特福德，其中就有马克·吐温，他称哈特福德是“我所见过的建筑最美、最漂亮的城市”。

当征求“有文明教养”的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消息公布之后，反响巨大。在首批三十名学童1872年来到这里之前，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主席波得赛·诺斯罗普（Birdsey G. Northrop）就已经收到了七十一个家庭的来信，表示愿意接收中国学童住在他们家里。这个规模甚至能够满足一百四十二名而不仅仅是三十名学童的住宿需要。10月下旬，诺斯罗普再次发出通知，为下一年将要到来的四十名中国学童征求接待家庭，又有将近一百五十个代表着“最优秀的基督教文明的家庭”表示有兴趣。尽管中方对接待家庭的付出给予了足够的资金补偿，但是在这些愿意接待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中，有种真诚的愿望要参与到这个“担负着中国未来之前途的实验”中来。这些中国学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作为寄宿生来看待”。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直接接触使双方都既兴奋又紧强。一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从旧金山出发之后，火车上来了土匪。他无意中听到带队的一名中国教师“乞求所有的神灵来保佑他”。他聪明地打趣道：“美国文明的一个内涵就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烙印。”学童们有时候会引来不礼貌的好奇，令人不快。一名学童回忆道：“我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的家中，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件令人发笑的事情。我们穿着全套的中式服装，后面留着辫子，脚上穿着缎子鞋，前面光头，身上是丝绸长袍，宽大的上衣，里面是亚麻布的衬衣。”有一次，四名学童在吃晚餐，当地一名女子来到他们的接待者家中，对学童们的辫子惊讶不已。这位女士实在太好奇了，开始摸他们的辫子，还翻来覆去摆弄着仔细看。学童的接待家庭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请她离开。

误会在双方都有发生，特别是由于许多学童年龄幼小。一名11岁的学童在学习上进步极快，但对自己被称作“不信教的中国人”很反感。在一个星期天，美国朋友邀请他去教堂，他生气地反问道，为什么要让他这个“不信教的中国人”去教堂呢。除去误解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学童都成绩优异，表现极其出色。哈特福德的报纸报道，他们“完全掌握了语言，同当地学生为获得学校的荣誉奖励展开激烈竞争”。在哈特福德一所学校的全体四、五年级学生举办了一个英文书法展览，最漂亮的英文字体出自中国学童蔡廷干之手，而他来这个学校还不到一年。据哈特福德报纸报道，在1878年的哈特福德公立高中毕业演讲排练中，梁敦彦是“这一天的雄狮”。他的演说题目为《北极熊》，演讲在毕业典礼上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以至于他被再一次叫上台致谢。《北极熊》是他的毕业论文，论述俄国及其对世界和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在1877—1878年间，“贫穷落后的土耳其人”和强大的俄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梁敦彦提醒听众，在俄国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要看到北极熊危险的利爪：

她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她的拥抱是致命的……对芬兰、巴尔干诸省和波兰的吞并……在中国边界的蚕食全部是蓄意的侵略；现在，她比过去还要强大，她会改变策略吗？就算一个小孩子也绝不会再相信另一个骗去他手中玻璃球的小孩子。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为了自己的扩张而掠夺了这么多外国领土的俄国呢？

他警告这个世界不要太天真：“土耳其被击碎，她（俄国）的[扩张]路上就少了一个障碍……距离救不了任何人；同样的命运迟早要降临到所有人头上，那时人们都将处于北极熊强大势力的阴影之下。”不出人们所料，梁敦彦后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以“旋风杰克”闻名的黄开甲是另一名以辩才著称的学童。如他的一个同学所言，“此人可以在熟睡中被摇醒后不加准备，立刻发表一篇很好的演说”。

1876年举行了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为此那一年在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留美学生的作品也被选入，以展示他们所取得的出众成绩。全体留美学童于8月21日前往费城，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们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住的旅馆和用餐的饭店都挂起了清朝的龙旗，以示他们的到来，乐队还在他们进出的时刻奏乐。学生们还受到了“优雅异性”相当多的关注，但是至少根据报纸报道，他们看上去对机械比对其他事物更感兴趣。在博览会主楼的教育厅，展出了留美学童绘制的地图和素描。格兰特总统还特别接见了少年留学生，同他们一一握手。

美国学者约翰·哈达德（John Haddad）最近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留美学童，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人还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无须面对现代化这一问题，人们会称赞日本人富于进取的美德，同时依旧错误地批评中国人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本身有缺陷。中国学童在博览会上的出现，“迫使这些非难中国人的声音有所减弱，并且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纽约论坛报》的记者写道：“他们脸上生气勃勃、聪明好学的表情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望，其热切程度同那些没有枣核眼或留辫子的男孩子同样强烈。”这些学童自身成了中国最具魅力的展示。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将领、康涅狄格州前州长约瑟夫·罗斯威尔·霍利（Joseph Roswell Hawley）在博览会上向包括中国学童在内的听众发表演讲。他扫视着听众中那几排中国学童说道，你们是“听我演讲的最奇特的观众”，“不过，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精神焕发的脸”。他告诉他们：“当你们在这里经过几年的预备之后，将返回家乡，成为那片土地上的生力军，我们相互会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能够交流知识，成为更好的朋友。”透过这些留美幼童，霍利预期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享有一段共同的历史。

中国学童改变之迅速，同样令美国人赞叹。这些幼童刚来时穿的是中式套装，但他们很快就将其抛开，换上了美式服装，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一流的着装者。前面提到，很多幼童都因为他们的特长、中文名字的发音或长相被起了外号。唐绍仪被称作“阿贾克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勇士，身材魁梧）”，钟文耀被称为“小精灵”。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但这些在美国的幼童都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打棒球。梁敦彦不仅演讲出色，还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队员。

中国学生组成的棒球队，哈特福德，1878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1876年，留美学童组织了自己的棒球队，并在同当地球队的比赛中表现不俗。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曾是很多中国留美幼童的同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杰出的教授。他一生都记得这些留美幼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中国学生“教养极佳，是优秀的运动健将，思维活跃，成绩优异，擅长体育”。根据菲尔普斯所说，“这些幼童除了有一条长辫子，和我们穿得一模一样。他们打橄榄球的时候，把辫子塞在衬衣里面，有时候缠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给对手的机会可实在太大了。所有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当然都是新鲜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在棒球、橄榄球、冰球方面表现优异，以‘快手’著称。而在花样滑冰中，他们超越了所有的人”。这些年幼的中国人不仅在体育运动和社会生活方面都极其灵巧，在接受近代科技方面也异常迅速。当时自行车刚刚出现，而在哈特福德中学最先拥有自行车的男孩子是吴仰曾，当许多美国人都还对这个新装置感到陌生时，吴仰曾已经开心地骑着他的“怪异的高机器”到处跑了。

这些中国少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美国人仍然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学童中有人在大学里继续参加体育运动。钟文耀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九十磅，身高大约5.2英尺，然而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耶鲁，他成为赛艇队发号施令的号手，在比赛中指挥赛艇如同“外出练习转一圈”那样沉着自如。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钟文耀之前，赛艇队没有胜任的号手，一直成绩不佳。钟文耀“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又轻，不是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耶鲁大学开了中国人担任学校赛艇队号手的先例。不过刚开始钟文耀也碰到了难题，据说教练要求他必须大声责骂划桨的选手，逼迫他们拼尽全力划桨，但是钟文耀还是坐着不出声，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沉静和不动声色；可是教练坚持要求，结果他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任何重点地、机械地、冷不丁重复蹦出“该死！”或者有时候是“一，松开—该四（死）！二，抬头，用力划，该四（死）！”桨手们无论如何也忍不住大笑，求他别再这样叫骂。1880年，耶鲁大学赛艇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和了解，适时因势利导，带领队友取胜。

另一名运动员邓士聪，身材短小，重心接近地面，他“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美国橄榄球队员所需要的最理想的素质。难怪当孩子们一起打橄榄球的时候，邓士聪很快就被一个球队选中。邓士聪有的是优雅和速度，而另一名幼童康庚龄则“有牛劲”。他肩宽体壮，永远是一副好脾气，面带微笑，然而他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在棒球方面，有一名中国幼童是神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而另一名中国幼童在击球时，他的球棒“像一个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

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学童也同样出色。根据曹嘉祥的美国同学和好友威廉·里昂·菲尔普斯的回忆，曹嘉祥“庄重而严肃”。菲尔普斯坦承，甚至早在那时候，曹嘉祥就是“在这世界上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人，比我成熟老练得多”。菲尔普斯回忆：“在课堂上听到这个年轻人翻译恺撒大帝的话，真是一场大开眼界的博雅教育。”曹嘉祥和菲尔普斯曾经每个星期六都一起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寻找草地雀和黄鹀。曹嘉祥有一杆重量超过12磅的长枪，他一整天都背着它，从不抱怨，并且“在惊人的远距离内射中鸟儿的翅膀”。菲尔普斯写道：“当这些男孩子在我们无尽的遗憾中被召回中国的时候，丘[即曹嘉祥]把他的长枪送给我，作为永恒的友谊的象征。他在中国加入了海军。我希望我知道现在他在哪里。”菲尔普斯回忆，这些中国男孩“还在许多方面把我们比了下去，让我们相当嫉妒”。他们一旦“进入社交场所，我们谁都没有机会了”。这究竟是出于“同东方人跳舞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愉快感受，抑或更可能是出于他们举止谈吐所散发出的真正魅力，我实在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舞会和欢迎聚会上，最优雅、受邀请最多的美女一成不变地青睐来自东方的乡村少年们。当女孩们刻意从我的美国伙伴们身边经过，以超出惯常礼仪所需的优雅去接受中国对手的邀请时，我仍然记得伙伴们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东方人跳舞也跳得非常美”。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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