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骂日本天皇坐牢 又被军阀诬陷为“汉奸”遇害

中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一件非常滑稽的悲剧事件，一名著名的爱国人士地方军阀被诬陷以“汉奸罪”并被杀害。

这个让后人扼腕叹息的悲情旧事的主角名叫杜重远，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

杜重远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杜重远不畏强暴，决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在沪迅速筹办《新生》周刊。《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些真实的叙述发表后，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掀起了一场风波。日方以《新生》“侮辱天皇”由要求查封该刊，同时日本浪人结伙在申城街头闹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捣碎。

在日本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迫于局势压力，国民政府开庭审判，查封《新生》，逮捕并判处杜重远，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

同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再度开审《新生》周刊案，总编辑杜重远到庭申述刊载《闲话皇帝》一文经过。

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闯进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一年又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并不得上诉。

杜重远愤怒地当庭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群众极为忿懑，高呼“打倒卖国贱”并散发拥护《新生》周刊传单，且用各种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掷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人及法官抱头鼠窜而去。

这就是成为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对“新生事件”中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条条照办？

这有两个原因，《新生》周刊原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早就想查封它，只是苦无良机；另外，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忍让，正在忙于清除另一个“眼中钉”——共产党与红军，无暇他顾。正因为这样，《新生》成为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牺牲品。

杜重远被判刑后，关押到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探监，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痛斥国民政府懦弱妥协。鲁迅也为此向当局提出抗议，鼓舞他继续在狱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6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将他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特到上海探监，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问题。同年8月，杨虎城又借治牙病机会住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9月，获释后，立即前往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在江西遭到软禁，并被押送到南京，直到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一起被中国共产党推荐为联合政府负责人。

1939年，杜重远被邀请去新疆创办新疆学院任院长。他为此竭尽全力，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与此同时，他在新疆学院开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课，组织“新疆学生暑期工作队”进行抗日宣传，并经常在《反帝战线》上发表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因此遭到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嫉恨。

1940年，杜重远被软禁在家。次年5月18日，盛世才先捏造“汉奸”、“托派”的罪名将他逮捕，后又施以30多种酷刑，逼其承认是“苏联间谍”、“秘密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4年6月，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