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时候,鲁迅的动机其实与钱无关。
虽然鲁迅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1905年左右)就立下了以文学救国的志向,但是他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在十多年之后,而且还多少有些被动。
在教育部做科长时,鲁迅本来只是像一般晚清民国的士大夫一样抄抄古碑,校校古文,玩玩古镜。这一是出于文人积习,二则因为多多少少与他管辖的公共美术业务有些关系。文学创作并不在他的生活规划当中。
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文学革命大潮后,《新青年》杂志决定从1918年起全部刊登白话文。但是有能力写出清通可喜的白话稿件的人不多,编辑钱玄同与鲁迅兄弟是旧相识的,便“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周作人很快交出了稿子,但是鲁迅迟迟不愿意动笔,钱氏只好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经过一番关于铁屋中人应该不应该唤醒的辩论后,鲁迅终于写出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如果鲁迅仕途顺利,如果没有钱玄同的怂恿,也许鲁迅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一举成名。成功激励鲁迅文思如泉,1918年至1921年,三年多的时间,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五十四篇,其中小说五篇,新诗六首,杂文二十九篇。此外还有通讯、译文等多篇。鲁迅因此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著名“闯将”。
不过,虽然发表了这么多东西,鲁迅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稿费。因为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一个精英们的同仁刊物,不计稿酬。1918年《新青年》曾登载了如下启事:“本志……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因此,鲁迅开始写作时是没有任何经济目的的。事实上,在他的经验当中,写作是赚不到钱的。在青年时代立志以文字救国后,鲁迅并非毫无举动,他曾经有所尝试。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二十七岁的鲁迅与弟弟周作人曾经计划创办一个文艺杂志,主要刊登翻译作品,起名《新生》,目的既为“推广文艺”,也希望能有经济收益。结果还未开印,“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兄弟为杂志费心准备的翻译稿也就没有用上。
杂志没有办成,周氏兄弟又开动脑筋,想把这些翻译稿编成《域外小说集》出版。绍兴同乡蒋抑卮慷慨赞助了150元印刷费,在日本印刷。第一册印了1000册,第二册印了500册。虽然鲁迅兄弟自撰广告语大力推销,然而知音很少。据鲁迅说,在东京只卖去各20册,在上海寄售的也差不多。剩下的只能堆在寄售处,过了几年,因为火灾全被烧光了。多年以后,鲁迅曾与黄源谈起“我有个开银行的朋友,我在东京时要印《域外小说集》,他给我垫了一百五十元,我至今也没有还他。”
因此,鲁迅早年的文学活动,基本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的。1918年在绍兴会馆秉笔创作的时候,鲁迅并没有想到钱。他是一个薪俸很高的官员,生活无忧,本不需要赚几元稿费来补贴生活。写作目的高尚而单纯,是他早期文学创作水准极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张宏杰,197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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