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丨古人为何不敢给孩子起名叫易烊千玺

【摘要】2018年，中山大学学生会发布了200多个学生会岗位任免名单，均注名了“正部级”、“副部级”。虽然整齐，却显得冗长。还不如在主席、部长们的名字中增加一个轻巧的“间称”。比如，学生会主席可以在姓名之间加个de，正部级von，副部级来一个don，优雅而低调。21世纪的中国学子能有这样敏感的身份等级意识令人欣慰，需要改进的只是标识的技巧。

▵中国人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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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关不羽

近年来，中国宝宝的名字流行起古风文艺流。

广东佛山市统计，2018年的男婴，每千人里就有一个“子轩”，女婴每千人里，就有两个“梓涵”。据说，这是受时下流行的穿越文、古装剧的影响。

不过，要是真穿越到古代，“子轩”、“梓涵”可能不够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的名字承载了很多意义——身份、等级甚至灵魂。

古埃及人的真名需要严格保密

假如，“子轩”的爹妈穿越到古埃及（又是古埃及，请不要吐槽，人家八千年前发育的古文明，料实在太多，真是绕不过去），千万别急着叫“子轩”，给孩子起名，事关重大，得找“专业人士”——神庙祭司。

古埃及上自法老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在襁褓中履行这一神圣手续。祭司们赋予的名字称之为“ren”——可以译作真名，是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埃及人的灵魂观很独特，像是套餐组合，由九个部分组成。这意味着获知对方的真名，就有了夺取其灵魂的力量。

盗用“ren”的最著名案例发生在神界，伊西斯女神觊觎太阳神拉的力量，于是用魔法制作了一条毒蛇暗算了拉神，让其痛苦不堪。女神以解毒需要为名，向拉神索取其真名。而拉神因过于痛苦，不得不屈服了。伊西斯女神由此获得了至高的力量，连其爱子荷鲁斯也成为了法老王权的守护者，而拉神有了隐遁的趋势——真名被盗，大神也只好退二线了。

身份盗用的犯罪，竟然如此古老。

真名就是这么重要，需要严格保密，仅限于祭司和父母知道，连本人也只能在成年后才被告知，以免年幼无知时泄露出去。

神秘的真名给本人带来的好处无法实证，对祭司们的权力确实大大有益。掌控着灵魂的秘密，连法老也要对祭司们忌惮几分。

带有上古巫术色彩的真名禁忌并非古埃及独有，而是普遍的文化现象。只是大部分文明发展到更高的理性阶段，巫术时代的真名禁忌会退化得仅存残迹。比如基督教文明中的教名，在受洗时获得，虽不刻意隐瞒，但也很少日常使用，只有关系最亲近者才会知晓，就有真名禁忌的遗意。

▵ 埃及卢克索帝王谷女王神庙壁画。

危险信号：一向直呼其名的上司，忽然对你使用客客气气的称谓

古代中国也有，却更不易察觉。因为孔子“近鬼神而远之”的儒家实用理性成为主流后，巫文化经过理性化，转换成为礼制的一部分，神秘主义的原意让位给了理性化的功能。真名禁忌就是如此，转变成了一套沿用千年的礼仪——避讳。

古代中国，尊长对幼卑可以直接呼其名，反之则是触讳的失礼。平辈之间若是直呼其名，不是关系亲昵，便是仇人相见。总之，人名是不可以随便叫的，这是避讳的基本原则。

避讳不仅要避对方本人的名讳，还要避人家父亲的名讳——如果是郑重的书面往来，连祖父的名讳也要顾忌。因此，陌生人交往前必有“请讳”的环节，对方的名讳当然要知道，尊长的名讳被称之为家讳，也要了解清楚。

避讳制度凸显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在人际往来中保持安全距离。在古代的礼制社会中，个体的身份总是离不开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就像影院里的座位先要标注出第几排，然后才是第几座。

礼制等级最高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对历代先皇的名讳也要小心避开，这是属于他的秩序约束。祖先，更为崇高。至于其他人，皇帝没有避讳的义务，所以发明了“谒赞不名”的殊礼被赐予大臣、权臣或皇族亲贵。所谓“谒赞不名”就是一种限定条件的避讳。

皇族亲贵享受这样的待遇倒也罢了，皇帝对叔伯长辈多一点尊重，情理之中。若大臣被如此破格礼遇，就成了礼制秩序中的例外，而任何体制都有消除例外的倾向。因此，当皇帝对大臣“避讳”时，往往标志着君臣关系处于了冲突边缘。

▵中国古代写到皇帝时候的避讳方式。

被”谒赞不名“的大臣名单始于萧何，后面的著名人物还有梁冀、董卓、曹操、司马懿……，名单很长，故事很多——连皇帝都觉得你的名字有点敏感，肯定摊上了大事。名单上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两类：想当皇帝的，或皇帝想要灭掉的。

”谒赞不名“的微妙信号在今天的”公司政治”里也有效。如果一直对你直呼其名的上级，突然有一天客客气气地换了称谓，背后必有缘故——小心，多数是凶兆。

巴尔扎克的名字，是全巴黎的笑柄

中国人的避讳是在人际交往中的礼仪行为中体现等级，人名本身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身份讲究。

古代欧洲则不同，人名本身就有等差的含义。名字不是随便起的，用什么名字得看身份，这是欧洲的礼制。比如中世纪的法国，让、雅克之流的铿锵有力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名字，贵族们更喜欢音节动听的罗贝尔、路易、亨利。贵族的名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长——贵族的本名后面还要加上一串祖名，以示家系久远、人才辈出。

在法国，人名的贵贱区别直到启蒙时代还保留得完好。比如卢梭的名字“让—雅克”，一看就知道出身微寒。孟德斯鸠名夏尔，相当于英语中的查尔斯，还是很气派的，但是没有一长串祖名露了底——发家三代的穿袍贵族男爵。被誉为最后的启蒙哲学家孔多塞是有侯爵头衔的世家贵族，一串祖名十分惹眼。

不过，中世纪中叶以后城市崛起，市民阶层对封建礼制就不那么买账了，大胆地用起了路易、亨利。靠名字分辨贵贱效果降低，祖名又过于罗嗦，一种简洁的标识方式——“间称”开始在欧陆各国的贵族圈流行。

间称，就是在姓名中用一个短词作为贵族身份的标识，法国人用德de，德意志流行冯von，西班牙则是唐don。间称只是拥有贵族血统的泛指，含金量不算高。即便如此，也足以吸引一些人汲汲以求。甚至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贵族的血洗之后，还是有一批“贵族迷”不顾断头台的高危风险，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名字里增加一个“德”以示尊贵。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文学巨匠巴尔扎克。他的正式署名总是念念不忘加上de，所依据的只是老父亲的一个玩笑，这成为了全巴黎持续的笑柄。

其实，巴尔扎克完全有资格堂堂正正地获得de。不是凭借可疑的血统，而是以他伟大的文学才能。假如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文学院院士，那么按照惯例也算跻身于贵族之列——“de”是院士的附赠品。遗憾的是，法兰西学院的“不朽者”们拒绝了他——也拒绝了大仲马和雨果那对冤家。“不朽者”们的标准，让人看不懂。

▵巴尔扎克画像

2010年3月，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成为法兰西文学院外籍合作院士，以表彰他对吴哥窟的保护，这个文学科目着实冷门得不知所谓。可悲的是，西哈莫尼不需要那个de，国王陛下的身份已经足够尊贵。巴尔扎克九泉有知，大概要哭活过来了。

德语文学的怪杰茨威格为巴尔扎克立传时，对他的身份情结极尽揶揄，对于一个19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而言，略嫌刻薄。

高人一等的追求如此普遍，知识分子就能免俗？

2018年，中山大学学生会发布了200多个学生会岗位任免名单，均注名了“正部级”、“副部级”。虽然整齐，却显得冗长。还不如在主席、部长们的名字中增加一个轻巧的“间称”。比如，学生会主席可以在姓名之间加个de，正部级von，副部级来一个don，优雅而低调。21世纪的中国学子能有这样敏感的身份等级意识令人欣慰，需要改进的只是标识的技巧。

好像有古代先贤有说过“先天下之官而官”，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当官要趁早”。

现代社会处处标榜平等，其实等差的秩序无所不在——当人们热切地宣称自己多么热爱平等时，真想表达的是对现有的等差秩序不满。要么是认为自己应该更高，要么是认为别人应该更低，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

“德川家康”的正式姓名：源朝臣德川三郎四郎家康

如果说大学要开办“人名系”，古代日本人名专业可以设个博士点。这个东方岛国的古代人名系统实在太复杂了（仅指男性，女性没被折腾，还算人道）。

举个例子方便说明。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正式姓名是“源朝臣德川三郎四郎家康”，我们看看这一长串都有些什么？

“源”是“氏”，用以标识出身的血缘祖先。

“朝臣”是姓，附属于“氏”，合称“氏姓”。姓是由天皇赐给“源氏”，标识的是“氏”的等级。——严格意义讲，古代日本人的姓就是氏姓。

“德川”是“苗字”，这个就有说头了。一般把“苗字”翻译为中文的“姓氏”，功能上讲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苗字”只是是家名，即某氏特定分支的家族成员共用了一个前缀名。所以，历代将军在正式签署对中国或朝鲜的外交文书时，并不出现“苗字”，因为“苗字”在东亚邻邦没有对应的概念。

大部分“苗字”都是地名，某氏的分支居住在某地，于是就以地名为“苗字”，以示与其他分支的区别。

氏姓和苗字确实贵族和武士的专属，普通人是没有的。氏姓纯属荣誉性质，没有没关系。但是“苗字”作为家名的标识功能日常所需，需要变通。商人家族就用“屋号”，其实就是店铺名字。人丁兴旺的豪农家族则用地名作为家名，和武士的家名来源相似。这类自称的家名，官方都不予正式登记，但也不干涉使用。不蹬鼻子上脸，就眼开眼闭，礼制社会总是存在合理的弹性空间。

“三郎四郎”是通称名，“家康”才是实名，两者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名，其中实名更为正式。日本的礼法也以直呼其名为不礼貌，实名的使用颇受限制，所以要另外起个通称名，用于日常交流。有趣的是，家康的通称名“三郎四郎”反而很冷僻。因为以他的地位，太多尊称可以选择，无需使用通称名去回避实名。加之，通称名主要是用于口头交流，正式签名不常使用，“三郎四郎”的出镜率还不如“家康”了。

这一大串还不是全部，家康还有幼年时的乳名“竹千代”，家族的长子代代使用一样的乳名也是日本的风俗。有的家族还有“真名”，和古埃及一样，孩子出生后到神社里请神官起个伴随一生秘密的名字，其他名字都是“假名”。因为是秘密，所以“真名”在记载中从不出现。

▵德川家康画像。

对个人而言，“实名”是最重要的，被称为“讳”，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舶来品。日本仅仅引入了这个“讳”字，却没有触讳的禁忌，对“讳”还有特别的利用。名讳可以赐予别人，甚至可以卖钱。 

“讳”是可以赠送的，称为“赐讳”。地位高的人向地位低者“赐讳”，是后者的荣誉，而隐含之意则是确立双方的权力等级——你接受了我的“讳”，既是接受了我的保护，也是承认了我的优越。

既然赐讳是一种抬高地位的荣誉，也就成了人们追求的对象。

室町末期的足利将军家没落到以赐讳换取礼金，出卖名讳竟成了一门生意。各路豪强可以出钱向将军家请讳，由将军的近臣收钱办理，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至于权力关系是不是有保障，全看良心。毕竟权力要靠实力支撑，足利将军到了卖名讳的程度，显然没啥可指望的实力。

同时代的天皇家更为窘困，但是并不出卖名讳，出钱不出钱都不给。天皇赐讳在历史上只发生了一次，就是后醍醐天皇把自己的“尊”字赐给了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氏，这是异乎寻常的笼络手段，结果君臣还是反目了。这和“谒赞不名”的殊礼并不美好的道理一样，礼制的僭越总有破坏秩序的隐患。后世天皇再不赐讳，也算吃一亏长一智，天皇家能够存续不绝，确有独到的生存智慧。

天皇家男性成员的实名十分单调，都是“某仁”，如后醍醐天皇讳尊仁，明治天皇讳睦仁。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某个字用于男性成员的名字，称为“通讳”。绝大部分家族都有几个字作为通讳轮流使用，天皇家这样执着一个字的实属少见。但这个“仁”字确实值得皇家如此坚守——即便如此，还是出了裕仁这样严重的名不副实。

“易烊千玺”，难道小易陛下融化了一千枚图章？

古代中国也有“赐名”的礼仪，与日本人乐此不疲的“赐讳”不同，给别人改个名字在中国文化中比较尴尬。

中国人的孝道观认为姓名承自父亲，不应轻易改动。即使是皇帝给臣下赐名的最高荣誉，也有着忠孝之间微妙的伦理冲突。既然赐名的礼遇不是特别受国人待见，用在外藩领袖或异族人士身上更多一些，顺便彰显一下权力关系。而民间常见的只有家主对奴仆的赐名，则是更为赤裸裸地确立主从身份。

赐名、赐讳总是表达赞赏的嘉言美意，即便是主人对奴仆也不会故意赐以侮辱性的名字。礼制社会崇尚的是地位与教养的匹配，德不配位的施虐者恶名昭彰。

可是，权力极度膨胀配合心理扭曲的恶之花终将绽放。清朝的雍正皇帝给自己的弟弟们公开赐名阿奇那、塞思黑，世传是猪狗之意。有专家提出质疑，可是考据出了几种说法都离不开谩骂的意思。我觉得到底什么意思，这还是要问问阿奇那、塞思黑和胤禛共同的父亲——爱新觉罗•玄烨，所谓的康熙大帝。

雍正的创意赐名可算是“千古一帝”了——我从来都对爱新觉罗•胤禛的粉丝们佩服不已，没有大嚼“蜜汁大肠刺身”的超重口味怎么粉得起来？

帝制结束以后，“你用啥名字我做主”的权力施虐也未彻底结束。

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子轩、梓涵们迎来他们的人生，他们会获得自己的身份、在秩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没有von或者don，也许会被“正部级”、“副部级”困扰。

有人批评“子轩”“梓涵”的流行导致同名率太高，这也是好意。但我觉得同名的多些也不算啥大问题，年长一点的，谁不认识几个张伟、王伟。再早些，“建国”“建军”“卫东”满坑满谷，这不是都过来了吗？只是有的新式名字确实匪夷所思，比如“易烊千玺”，难道是这位小易陛下融化了一千枚图章？别人明其意也没什么关系，大人孩子开心就好。

▵网传中国重名排名前30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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