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人：怎么打破尴尬的境地，只能说先冻着

原标题：冻卵人| 深度聚焦

记者/胡银银 王豪

编辑/刘汨

临近年关，张美美频繁接到了母亲的催婚电话。肚子上的赘肉、分手的男友、母亲的电话，一切都让这个85年的姑娘觉得，自己处在人生中的尴尬境地。   

这种尴尬，32岁的李舒涵在选择冻卵后，似乎消失殆尽。2018年8月份，李舒涵取出33颗卵子冷冻起来。若干年后，当她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想要繁育自己的后代时，这些卵子也许会派上用场。   

越来越多女性对冻卵技术趋之若鹜，但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在摆脱生育焦虑的同时，她们也在承担着健康上的风险，以及经济上的压力。

▷检查卵泡生长情况的B超室

冻卵

第一次给自己打促排卵针，半分钟的过程，李舒涵在镜子前磨磨蹭蹭了两个小时。32岁这一年，李舒涵送给自己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去美国冻卵。

2016年,机缘巧合下李舒涵创立了一家海外辅助生殖的服务平台，起初她并没有冻卵的想法，但在接触的冻卵客户中，四分之一都是自己这样的单身女性，种种因生育带来的苦恼和焦虑也传染给了李舒涵。

所谓冻卵，就是用医学方式取出女性健康时的卵子进行冷冻，以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待女性想生育时,再取出冷冻的卵子加以使用。

取卵前需进行促排卵治疗，连续一到两周注射促卵泡生长激素。当卵子发育成熟时，从女性体内取出并进行冷冻。需要时，再通过专业手段将卵子解冻，与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培育成胚胎，随后选择发育正常的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

像李舒涵这样的海外辅助生殖服务平台多与国外的冻卵医院合作。她们帮想冻卵的女性办理签证，并完成前期在国内的体检等医疗环节。客户前往国外冻卵时，也会有专人陪诊。

李舒涵冻卵的念头来自一个女客户的影响，那个女生25岁，刚结婚不到一年，努力备孕半年，到医院检查是卵巢早衰，经治疗仍没有成功，找到李舒涵打算出国做试管婴儿。

整个过程中，男方父母给这个姑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生孩子算什么女人？不生就离，让儿子找个新的！”

除了语言的中伤，男方家庭还要求女方承担做试管婴儿的费用。无休止的争执中，女生已经悄悄在做离婚的准备。最后她放弃了试管婴儿，选择先把自己的卵子冻起来。

“生育这个事情会对两性及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人还是经不起考验的，还是给自己留条路吧。”李舒涵下了决心，也要冻卵。

在33岁这年，张美美也开始为冻卵做准备，她查阅了很多资料，也咨询了多家机构，12月份还参加了美国一家生育中心中国办事处举办的冻卵沙龙。新年之后，张美美正式把冻卵列入2019年的规划清单。

选择冻卵的中国女性，大多是年龄在30岁上下的80后、90后单身女性，也不乏40多岁的已婚女性。她们在“生育末班车”到来之前保存年轻的卵子，期待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据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的调查显示，冷冻卵子的女性数量从2009年的475人已增加至2015年的8000人。而2018年的预测数据将会有7.6万名女性进行冻卵。在中国，尽管查不到权威数据，但毫无疑问，女性对冷卵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

在这个群体中，刘清楠比较特殊，她是为了想要二胎。阳光明媚的周五下午，刘清楠坐在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等候区，蓝色书包里塞满了病例、中西药以及用来充饥的零食。

不同于那些生殖状况良好的单身冻卵女性，刘清楠40岁了，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后，家里人都希望她再生一个。刘清楠和丈夫准备了两年，2017年还从工作了近10年的媒体单位辞职，但孩子始终没怀上。“第一胎是意外怀上的，根本没有现在这么费劲。”思来想去，李清楠去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刘清楠的输卵管堵塞了，子宫还有内膜炎，无法自然怀孕，即使想体外受精，也必须先调理好身体才行。想着一家人对第二个孩子的期待，冻卵成了刘清楠的另一个选择。

▷促排卵所用的针管

焦虑

境况不同、经历不同，但冻卵女性们最大的相同点，是她们都为自己的生育状况焦虑着。张美美将此概括为“保有传统的生育观念的同时，接受一切新的事物”。

“为什么不选择自然生育？”这是冻卵女性面对的最多一个疑问。张美美的回答是：“你总要给那些不想随便找个人嫁，还没有自然生育条件的女性另一种可能吧。”

临近年关，张美美频繁接到妈妈的催婚电话。前十分钟还聊得好好的，一提到男朋友、生孩子的事，张美美撒谎有事要忙，果断挂了电话。

张美美明白母亲催婚的背后，是对自己年龄渐大、生育能力下降的担忧。站在镜前，张美美捏了捏自己的脸，肉又多了一层，刚进公关这行的姣好身材已不复存在。自己的发胖是节食和运动没法阻止的，女人过了30岁，越来越多的地方让她无能为力。

“我把人生过反了，这是近两年让我最焦虑的事。”张美美在北京金融公关领域混了十几年，最高坐到总监的位置，供了三套房子，买了11份保单。周围人羡慕她事业有成，她却羡慕周围人有孩子。

接受采访前一天，张美美参加了一场MBA同学聚会，只比她大一岁的同学在party上带着8岁的女儿。张美美是家里唯一一个被“剩下的”，弟弟的大女儿都14岁了，而自己在上半年还在相亲。

买了三套房子的张美美，现在仍然在北京跟别人合租。她盼着能有个孩子，觉得这样才有安全感。

“对男人可能并不渴望，但我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如果最后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张美美觉得自己起码有这些冻起来的卵子，再找个合适的精子，生下自己的孩子。“命运把我安排在尴尬的境地，怎么破局，只能说先冻着。”

相比之下，李舒涵的态度更加开放、积极。她在朋友圈转发关于冻卵的广告，会有人评论为什么不结婚自然生育。“就像每年七大姑八大姨的闲叨叨。”李舒涵并不在意。母亲过世，父亲沉默寡言，李舒涵很早就来京闯荡，一直都很独立。2018年7月份，李舒涵收拾好行李，一个人飞到美国冻卵。

李舒涵觉得每天跑医院太麻烦了，向医生请教了方法后，决定自己在家里打促排卵的针。早上10点，第一次准备打针的时候，她心里还是有压力，看了好几遍视频，李舒涵做足了会剧痛的准备，咬紧牙关，往肚子上一扎。那次之后，一切顺畅了很多，李舒涵还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赴美冻卵的全过程，她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生育焦虑的答案。

但这个答案并非一定是“有个孩子”，李舒涵也不确定自己10年20年之后的想法，这些冷冻起来的卵子并不一定会派上什么用场。“这更像是多了一种选择，生育和事业就好像女人人生中的两个站点，冻卵是一张通票，两个站点都可以抵达。”

▷刘清楠服用的药物

风险

北青深一度记者经多方查询，在中国，提供冻卵服务的机构以赴美冻卵为主，也有乌克兰、日本、俄罗斯等。其中，赴美国冻卵普遍费用12-15万元人民币，冻卵之后每年储存费600到700美金不等，而乌克兰冻卵全程6800美金，每年的储存费用250美金。

除去价格上的差异，对于冻卵，以及之后可能涉及的试管婴儿和代孕，世界各国的法律和政策并不相同。在美国加州等地，代孕受法律保护，这也成为许多女性愿意花费高昂费用前往美国冻卵的原因。

截至目前，国内的法律仍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患恶性肿瘤的妇女在放疗和化疗前、患不孕症的妇女在无法及时体外受精前，可以将卵子取出并冷冻起来。而不孕夫妇想要冷冻卵子，还要提供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等规定。在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更是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依照相关规定，无法自然受孕的刘清楠可以在国内进行冻卵。她省去了一定经济上的花费，但还是要承担健康的风险。

11月份，刘清楠连续打了9天的促排卵针。11月16号，从身体里取了17个卵子，冻了起来。“那时候天天往医院跑，肚子打针打得像筛子一样。”刘清楠算了算，这段时间打的针比比以往几十年都多。

促排卵针里的激素还是影响到了这个瘦小女人。由于激素对卵巢刺激过大，取完卵后刘清楠觉得肚子不舒服，呼吸也难受。去医院做检查，刘清楠胸腔腹腔都有严重的积水，必须要住院治疗。“人家积水检查出来的那个指数一般是3，我当时都到8了，挺害怕的，当天晚上我就哭了。”

住院第一天，刘清楠右胸腔扎了一个管子，抽出了一整瓶的积水，到第三天，还是能抽出血水。刘清楠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她曾找过一次医生，医生推荐她去一家私立医院，说那里有专门的药物。一问价格，两万。刘清楠一咬牙，“还是忍一忍，太贵了。”

上海市东方医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刘长秋曾在论文《冻卵：法律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对策》中表示，促排卵药物的注射，可能引发促排卵者情绪波动、腹胀肠鸣、卵巢区域肿胀等负面反应。此外，取卵过程中，取卵针需要经过阴道穿到卵巢内，也是一种侵袭性的医学处理方式，客观上也存在着损害女性健康的风险。

市场

当过国内政策法规尚未对冻卵完全放开时，出境冻卵服务机构先行热了起来。

在2018年12月6日的冻卵沙龙上，某赴美冻卵机构负责人介绍：“冻卵，我们现在不把它定义为医疗。现在称之为产品，它更商业化一些。”

一些辅助生殖机构的商业广告甚至打出“为自己而活，持生命洒脱”这样的广告语来吸引女性加入冻卵大军，更有不少女明星以实际行动参与，也助推了冻卵的火热。

但作为行业的其中一员，李舒涵坦言，不少机构夸大鼓吹的现象还是很多的，冻卵的妊娠率并不像很多机构吹得那么神奇。技术是可行的，但也不是万能的。

国外研究显示，曾有研究者解冻709 枚卵母细胞获得6 例活婴分娩，400余例解冻卵母细胞仅1%~2% 有婴儿出生。冻卵往往只是第一步，解冻、与精子结合成受精卵、胚胎形成、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损失率，导致解冻卵子的妊娠率并不高。数据显示，冷冻卵子的复苏率只有70%—80%。美国卵子冷冻中心EFC负责人曾表示，该中心的临床统计数据表明：6个卵子解冻后能有5个受精卵孵化成功，5个受精卵能够培养出2—3个优质胚胎，2—3个胚胎做一次胚胎移植。

上海市东方医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刘长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冻卵技术并不像一些机构宣传的那么安全、轻松和有效，暗藏了诸多技术风险。

2018年8月份，李舒涵取出了33颗卵子，她回到北京，继续之前的工作。李舒涵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但在忙碌之余，她暂时不用再为自己的生育状况焦虑了。

选择冻卵，这些女性们都在以不同的代价，换取着消除生育焦虑的可能性。刘清楠早上8点就到了医院，早早地挂了号，排队等待，15分钟的理疗，又进入下一个漫长的等待。4点半孩子就要放学了，在此之前，她还要赶到1楼排队取药。“一天又没了”。

（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