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宗教政治的制度基础：印尼瓦克夫制度与伊斯兰政治的兴起

原标题:【量化历史研究】宗教政治的制度基础：印尼瓦克夫制度与伊斯兰政治的兴起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288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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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宗教政治运动的复苏现象。学界的传统解释是，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持续影响下，世俗政府未能平复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亦未能在国际化冲击下维护本国道德传统。这令宗教影响力扩张，宗教政党及其领袖在现代国家重获政治威望。

Samuel Bazzi，Gabriel Koehler-Derrick和Benjamin Max（2018）的最新工作论文则从宗教制度的角度探讨了宗教政治兴起的原因。作者认为由于印尼在1960年代初期实施土地改革时对宗教土地的豁免，促使乡村地主将大量私人土地以永久捐赠形式转让给伊斯兰宗教机构瓦克夫(waqf)。后者多把土地用于建立宗教的教育场所，包括伊斯兰习经院（Pesantren），这成为日后孕育民众支持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政党以及伊斯兰教法（sharia）的温床。

印度尼西亚人口2.6亿，其中80%-90%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在总统苏哈托执政时期（1966-1998年），政治伊斯兰化被抑制，直到1998年苏哈托辞职，印尼进入政治民主改革时期，伊斯兰政党普遍参与国家议会选举，印尼政治进入到伊斯兰宗教因素发挥持续影响力的时代。进入21世纪，政治伊斯兰力量不再局限于伊斯兰政党的得票率，更多党派支持伊斯兰教法(sharia)和宗教政策在议会通过，显示印尼政治中的伊斯兰影响力在持续上升。

当今印尼伊斯兰政治的兴盛与196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有着密切关联。印尼苏哈托政府于1960年提出 “土地基本法”。 该法令确定了地主占有耕地面积最高限额，然后由政府收购超额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逐步做到每户各个农民至少有2公顷土地（见表1），以 “限制印度尼西亚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权”等目标。

表1  “土地基本法”规定每人或每户土地占有面积的最高限额/最低额

印尼政府为弱化土地改革冲击产生的政治动荡，对伊斯兰宗教土地予以豁免。因此，面对即将实施的限制土地占有额措施，印尼地主利用各种手段企图避开土地登记。他们通常以奉献真主的名义, 永久性地放弃自己对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把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转交给宗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事业，所捐赠的 “义地” 或“义产” 被统称为瓦克夫，或卧格夫（Waqf）。

以爪哇地区为例，1959年印尼共产党在此地某些农村调查发现，地主占有全村土地平均约为30.33%；而1965年印尼土地改革研究、试验、规划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65年11月，实际再分配的土地面积仅为总耕地面积的3%-4%(雅加达和日惹特别区分别为0.68%和0.69%)。瓦克夫不仅为地方精英的财富提供了庇护，助其巩固社会地位；更是通过伊斯兰经习院（Pesantren）的建立，成为了维系伊斯兰宗教信仰的有力保障。

首先，作者通过加总数据发现，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确实导致了瓦克夫土地激增：如图1所示，东爪哇省的瓦克夫土地数量在苏哈托政权时期激增，特别是1956-1960年土地改革前夕达到历史峰值。

图1  东爪哇省瓦克夫土地数量（1500-1979年）

注：东爪哇省是印尼最大的省之一；数据来源Djatnika（1985）采集自当地宗教局的档案记录。

“土地基本法”根据地区人口密度分别规定占地最高额，如占地为水田5公顷（或旱地6公顷）与水田7.5公顷（或旱地9公顷）之间的地主，在超过400人/km2的地区就会被剥夺土地；反之，低于则不会。作者利用这一改革设计，采用差分断点回归法（differences-in-discontinuity design，倍差DID与断点RD两种设计组合）来识别土地改革对瓦克夫土地增量贡献的因果关系，发现受土地改革威胁大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且拥有更多大地主—在2003年拥有的瓦克夫土地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均显著高于威胁小的地区拥有量，平均高出0.6%-1.1%的水平。

接着，作者也用差分断点法（DIRD）发现，196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力度大的地区到了2003年，当地瓦克夫制度管理下的习经院和清真寺会平均增加1.5所和6所（见图2），而伊斯兰习经院与特殊的清真寺等机构正是政治伊斯兰在基层组织的核心 。

 图2  差分断点设计思路图

最后，作者同样采用差分断点法（DIRD），发现自1999年宗教政党首次参加民主议会选举直到2009年期间，受土地改革影响大的地区对强硬派伊斯兰政党的支持率持续10年显著高于受影响小的地区，对于那些不热衷于建立伊斯兰国或是实施教法（sharia）的温和派伊斯兰党的支持率更低。这表明1960年代的土地改革确实推动了印尼当代伊斯兰政治的发展。

这种影响主要渠道是，当地瓦克夫制度兴办的伊斯兰经院等机构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基层宗教教育所形成的各类社会网络，在动员政治投票和重塑当地穆斯林民众的政治偏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IFLS微观个人调查数据显示，曾经土地改革重要地区的穆斯林选民更有可能支持有宗教背景的候选人，哪怕他所在党派为非伊斯兰政党。这还会影响由非伊斯兰政党控制的地方立法机构与政治领导者。例如，在由瓦克夫土地所建伊斯兰经院较多的地区，1998-2013年地方一级立法机构和当地市长通过伊斯兰教法法规数量更多。作者还提及了除采纳伊斯兰教法外，其他伊斯兰运动的政治影响。最后，作者做了一些列稳健性检验，表明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正如作者所述，20世纪60年代印尼的土地改革与今天的伊斯兰政治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土地财富从地方精英转移到宗教机构来形成的。瓦克夫制度深化基层民众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增强伊斯兰运动在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加剧印尼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政治竞争。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宗教传统所特有的制度与宗教政治兴起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