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下的光明：东京审判被低估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启示

2018年12月25日 10:10:03

本文由张晟赐稿

【内容摘要】[目的/意义]与纽伦堡审判不同，长期以来东京审判在受到了西方国际法学界的忽视和批判。本文旨在梳理东京审判在法理上和道德上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并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遗产。[方法 /过程]本文通过直接分析东京审判文献和学者对于东京审判进行评价的一手和二手资料，来展现不同国家与团体对于东京审判不同态度，并挖掘东京审判长期以来被西方国际法学界所忽视的闪光点。[结果 /结论 ]本文指出, 虽然东京审判在法理上和伦理上的确存在被日本右翼和国际左翼诟病批判的问题，但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被大大低估了。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的意义，并且恢复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期间“破坏和平罪”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对于继承东京审判精神、维护世界和平尤为重要。

【Abstract】Different from the Nuremberg Trial, the Tokyo Trial has been neglected and harshly criticized by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for decades.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the legal and moral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the Tokyo Trial, an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legacies of it. Through directly analyzing the documents of the Tokyo Trial and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of critiqu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on this su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present different states and groups’ attitude toward the Tokyo Trial, and to explore the neglected achievement of it. In conclusion, although there are legal and ethical problems on the Tokyo Trial that is criticized by the Japanese Ri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ft,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it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Revisi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kyo Trial and reviv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ime against pe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is extremely crucial for defending the legacies of the Tokyo Trial and to preserve peace in the world.

【关键词】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法研究破坏和平罪

【Key words】Tokyo Trial,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nternational Law, Crime against Peace

【作者信息】张晟，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Mr. Sheng Zhang i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国际刑法最为重要的法理依据。两个特别法庭都是由同盟国设立、旨在对于轴心国在二战时期犯下罪行进行清算的军事法庭，而很多诸如反人道主义罪、破坏和平罪等法律概念也正是在这两次审判期间被革命性地付诸实施。当纽伦堡审判被称赞为一个“确认了在自然法则中人性的存在并体现了人性中天生的善恶观”的伟大审判的时候[footnoteRef:2]，相对的是东京审判却在西方世界里长期以来呈现出一个相对消极的形象。在其著名的意见书当中，东京审判中的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宣称东京审判并不是一个“司法审判”，而仅仅是“盟军宣示自身权力的工具”而已[footnoteRef:3]。国际法专家默罕默德·谢里夫·巴西奥尼（Mahmoud Cherif Bassiouni）也曾严厉抨击东京审判，甚至声称“法律史只会将其视作一个不能重蹈的覆辙[footnoteRef:4]”。虽然东京审判毫无疑问的确远远称不上完美，但是对于东京审判的全面否定同样也是一种完全忽略了它历史意义的片面的意见。在本文中，笔者将检验与承认日本右翼和国际左翼对于东京审判不足之处的部分建设性批判，但是笔者认为东京审判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法理缺陷和历史局限，东京审判的价值一直以来都是被大大低估了。

历史修正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日本右翼分子的兴起及其对于东京审判的批判

正如国际法专家克里斯丁• 塞拉尔（Kristen Sellars）所指出，与纽伦堡审判不同，东京审判“并没有在日本之外引起学术界的大规模关注，”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和关注尤其缺乏[footnoteRef:5]。令人丝毫不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东京审判最大受影响者的日本是对东京审判争论与异议最为普遍也最为激烈的国家。日本右翼分子在关于东京审判的辩论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场旨在扶持正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残余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成为了日本现今政治制度的法理和道德依据，并成为了全世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罪恶历史进行评价的重要法理基础和历史资料来源。日本的右翼分子却将东京审判的历史观看作是“自虐的历史观”并企图部分地、甚至完全地洗白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footnoteRef:6]。随着日本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历史修正主义的巨大浪潮也在1980年代起蔓延日本。日本右翼分子和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吸取并曲解了拉达宾诺德•巴尔法官的异议书，并企图使用所谓的“巴尔迷思”来彻底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footnoteRef:7]。

日本右翼从巴尔法官那里所吸取的最为常用也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巴尔法官因为认为东京审判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em Crimen Sine Lege）这一法理原则而坚称东京审判本身根本不具备合理性的主张。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中，“破坏和平罪”都被认为是轴心国集团所犯下的第一大罪状，并且它在对于战犯的起诉书当中也始终居于最为重要的核心位置。“破坏和平罪”也含蓄地为法庭提供了只指控轴心国国家的战争罪行而不讨论战争双方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法理管辖权和法理依据。由于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所有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都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日本对于其邻国的侵略，即破坏和平罪，被认为是其最大的罪状。巴尔却全盘否定了破坏和平罪这一指控的合法性，认为这完全是企图溯及既往的法律（ex post facto law）[footnoteRef:8]。巴尔认为，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既没有明确禁止侵略战争的国际条约也没有对于惩罚侵略战争罪行的详细规定，“作为胜利者”的盟国“在国际法的管辖范围内”没有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权利[footnoteRef:9]”。在巴尔异议书出版后的数十年间，巴尔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的教条主义阐述始终为日本右翼分子所拥护，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事实上，日本自身签字同意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早在1928年就已经宣布侵略战争是非法的。在东京审判之前，纽伦堡审判也已经创造了使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作为法理依据指控“破坏和平罪”的先例[footnoteRef:10]。虽然因为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发生在纽伦堡审判之前，所以纽伦堡审判的决议并不能为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提供法理辩护，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决议代表了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意见。无论是在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中，绝大多数的大法官都同意将法律的精神纳入考量，并且认为《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可以作为指控“破坏和平罪”的法理依据，因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决议的确体现了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际法法官的一致共识。相比起《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1928年就早已宣布侵略战争违法的事实和两次审判中绝大多数权威国际法专家对于《公约》是否能够成为“破坏和平罪”法理依据的一致意见，巴尔对于东京审判法理依据和合法性的质疑并不能令人信服。

除了指控东京审判违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之外，指控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的观点也被日本右翼分子普遍使用。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就是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期间为自我辩解时候所说的原话[footnoteRef:11]。印度法官巴尔的异议书是第一次由国际法专家为这一观点辩护的著作。作为来自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法官，巴尔对于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非常憎恶。因此当他看到西方国家指控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虚伪而可笑的立场。正如巴尔指出的，西方国家在东方的任何国家利益“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暴力”和非正义战争而获得的[footnoteRef:12]。巴尔的观点后来在美国学者理查德·米尼尔的著作《胜者的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米尼尔批判东京审判不过是胜利者所设下的一场非正义的“戏剧”而已[footnoteRef: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和米尼尔的观点都旨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而从来没有否认过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著作却被日本右翼分子曲解之后用来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辩解，这事实上与巴尔和米尼尔的本意背道而驰。随着日本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日本右翼将巴尔和米尼尔的著作进行曲解，并声称日本是“无辜的”[footnoteRef:14]。以田中正明为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将日本二战期间的帝国主义宣传再一次死灰复燃：他们宣称二战是日本旨在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手中拯救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拯救亚洲人民才发动的“大东亚战争”[footnoteRef:15]。同时，日本右翼也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和日军在战争期间使用生化武器等历史事实，而这是巴尔和米尼尔从未否定过的。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给巴尔立碑纪念的时候[footnoteRef:16]，巴尔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被有意地忽略了，而他的形象也被企图洗白日本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日本右翼政治宣传所绑架和扭曲了。

在日本右翼批判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之后，他们对于东京审判的第三个批判点自然地应运而生：东京审判忽略了盟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事实上，这一观点并不只是是日本右翼长期持有的观点，也得到了国际左翼的支持。在二战期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至少21万人死伤，而这些伤亡的受害者大多数是日本平民[footnoteRef:17]。同时，东京大轰炸所造成平民的死伤数据也在将近185,000左右[footnoteRef:18]。巨大的平民伤亡使得国际法专家和历史学家很难坚称这两次针对平民的攻击不是战争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中著名的“人质案”（Hostage Case）的判决书当中，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表述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纽伦堡军事法庭认为是轴心国发动了战争才逼迫同盟国不得不采取这种“令人遗憾的模式”，因此直接拒绝讨论对于盟军在二战中犯下的疑似战争罪行的任何指控[footnoteRef:19]。遗憾的是，东京审判完全采取了纽伦堡审判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宣布将惩罚所有“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犯”，但是事实上整个审判只关注了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美国军队在广岛、长崎以及日本其他地区所发动的故意针对平民的战争罪行从来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讨论过[footnoteRef:20]。这不仅仅是东京审判在道德上的一个巨大失败，同时也给了日本右翼分子以“胜利者的正义”来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的借口。

要求正义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国际左翼对于东京审判的批判

除了来自日本右翼的批判，东京审判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左翼的批判。前文提到过，日本右翼和国际左翼（包括日本左翼）在对于东京审判没能讨论盟军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但是总体来说日本右翼与国际左翼在对于东京审判的评价上达成共识的现象非常少见。当日本右翼批判东京审判对日本“不公平”的时候，国际左翼则认为东京审判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清算远远不够。

东京审判最为明显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追究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的战争罪责。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长威廉·弗拉德·韦伯爵士所指出的，“庭前呈上的很多证据证实了我之前的调查结果，证实了天皇的确授权了侵略战争并应该对此负责任这一事实[footnoteRef:21]。” 在东京审判期间，来自中国、苏联、荷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法官代表都一致同意应该追究裕仁发动战争的罪行，但是最终裕仁在美国的保护下逃脱了正义的制裁并且甚至“从来没有为他在战争期间的罪行收到过一次完整的道德质询。[footnoteRef:22]” 美国对于裕仁的豁免是完全建立在政治考虑之上的：麦克阿瑟认为审判裕仁将会“在日本人民中间造成可怕的震动”并且会导致“连续不断的仇杀与报复。[footnoteRef:23]”出于同样的政治考量，曾任上海先遣军司令并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朝香宫鸠彦王也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传讯[footnoteRef:24]。曾任日军高级统帅的竹田宫恒德王也与其他犯下战争罪行和屠杀罪行的亲王一起逃脱了法庭的制裁[footnoteRef:25]。未能追究裕仁和其他日本王室成员的战争罪行是东京审判最大的缺点。

东京审判的第二个重要缺陷在于“反人道主义罪”并没有作为一条独立的罪状被列出。在东京审判中，战犯被起诉犯下“常规战争罪与反人道主义罪”，因此“反人道主义罪”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常规战争罪”所掩盖了。由于法庭对于反人道主义罪的相对忽视，一种“选择性指控”的现象在东京审判中出现，很多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并没有在东京审判中得到重视[footnoteRef:26]。日军对于中国军队和平民使用生化武器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提到，使用活人试验生化武器的731部队臭名昭著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在向美国提供了生化武器信息之后在美国保护下也逃离了正义的制裁[footnoteRef:27]。日本法西斯施加在所谓“慰安妇”身上的系统性的性奴役也没有受到东京审判的制裁，而这些受害女性所期盼的正义制裁至今都没有能够实现[footnoteRef:28]。

除了对于东京审判本身局限性的批评之外，国际左翼，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同时也猛烈抨击东京审判决议未能被忠实履行的事实。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东京审判本身就没有能够彻底地对于日本法西斯犯下的罪行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就算是东京审判所许诺的并不彻底的正义都没有能够实现。当美国需要在冷战中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抗衡之时，美国如同往常一样又一次选择了政治考量，而不是司法正义。具有讽刺性的是，在东条英机和其他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的第二天，即1948年12月24日，美国就已经释放了其他19名甲级战犯[footnoteRef:29]。1949年10月，美国宣布对于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的审判就此结束，而1950年3月，美国更是宣布狱中所有日本战犯只要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批准，都可以得到释放[footnoteRef:30]。东京审判宣判有罪的战犯们不仅得以重获自由，甚至还获得了参政的权利。甲级战犯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外相，而另一名甲级战犯岸信介（日本右翼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甚至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首相[footnoteRef:31]。与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在执行决议方面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都不能想象一个战后首相是纳粹余孽的德国，但是世界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战后首相是甲级战犯的日本。战犯重新掌权不仅使得日本法西斯的受害者们所要求的正义得不到伸张，而且还导致法西斯残余无法从日本政治中被彻底清算。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制度史实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东京审判未能执行判决结果所导致的。对于日本法西斯历史观的死灰复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美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暗影下的光明：东京审判被低估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启示

诚然，东京审判远非完美，它面临着来自日本右翼和国际左翼的责难，而这些批判中有很多观点的确暴露了东京审判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实，但是全盘否定东京审判、夸大其缺陷的行为则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虽然东京审判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意义长期以来都被很多国际法专家忽略了。

东京审判的批评者（特别是右翼分子）总是倾向于夸大东京审判的问题以营造一种只有东京审判存在法理争议和不足的假象。事实上，很多对于东京审判的批判也可以同样被运用于纽伦堡审判。当批评者们抨击东京审判“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理原则或者“武断地编造了”指挥官刑事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们必须认识到纽伦堡审判早已开了先例。关于这些概念的争论在纽伦堡审判之时就出现，并且已经得到了定论。如果想要控诉东京审判违反法律原则，那么首先就应该挑战纽伦堡审判的正当性。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甚至东京审判未能对于盟军战争罪行提起诉讼的缺点也来源于纽伦堡审判的先例。因此，法学家应该对于两场审判持有相同的态度而不是以双重标准否定东京审判。

事实上，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在清算法西斯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和维护未来世界和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首先，东京审判是不折不扣的代表了人道主义和司法正义的“文明的判决”。在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于东京审判期间发言稿的开头，他郑重宣告：“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在这里，我们将发动一场旨在防止整个世界被毁灭的、致力于保卫人类文明的战役。[footnoteRef:32]” 日本右翼学者牛村圭严厉抨击了季南的演说，认为这一演说暗地里实际上包含着西方基于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傲慢[footnoteRef:33]。诚然，牛村圭对于西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历史的批判不无道理，但是在东京审判这一具体的例子中季南的言辞并没有错误。考虑到南京大屠杀、针对所谓“慰安妇”的性奴役、对于平民使用生化武器、使用平民做生化实验、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屠杀、强奸、奴役和酷刑等罪行，没有人能够否认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残酷罪行是野蛮而反文明的这一事实。东京审判并不是牛村圭所说的自诩“文明”的西方强加在被打上“野蛮”标签的非西方文明之上的种族主义压迫，而是一场整个人类文明在对于和平和正义的普世需求下代表正义惩罚法西斯战犯、清算法西斯罪行的审判。只要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存在，东京审判就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场审判，就是一场代表着人性与正义对人类近代史上最为野蛮的罪行进行清算的文明的审判。

第二，东京审判不仅仅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也激励了日本左翼高举和平的旗帜与崛起的新法西斯展开斗争。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提供了大量而全面的关于日本侵略其邻国的史料，并且对于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提供了详实的文件记录。因此，东京审判给研究日本历史和东亚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诸多领域的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同时，揭露日本法西斯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也对于现代日本甚至整个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所指出的：“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footnoteRef:34]”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明确宣判了日本法西斯有罪这一事实，而因此这一历史意义可以转化为现实意义——推动未来的日本与它的法西斯主义过去彻底分道扬镳。

以栗屋宪太郎、本多胜一、和大沼保昭等人为首的日本左翼人士一直以来致力于捍卫东京审判的遗产和反驳日本右翼分子对于东京审判的诋毁。对于现代日本来说，东京审判的结果是与宣布日本将永久放弃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宪法第9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捍卫东京审判意味着捍卫宪法第9条的法理依据，也就意味着在崛起的新法西斯前捍卫和平。在这一场捍卫历史与和平的战役中，日本国内最坚定的斗士是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有着与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历史。实际上，二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是日本第一个公开要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裕仁天皇的政治组织[footnoteRef:35]。如今，日本共产党依旧在捍卫东京审判的遗产并捍卫宣布了 “日本人民将不会因政府行为而再次面临战争的恐惧”的和平宪法[footnoteRef:36]。鉴于东京审判和日本和平宪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东京审判对于日本左翼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虽然东京审判并不完美，但它毋庸置疑地在日本和东亚种下了和平的种子。

第三，东京审判对于现代国际刑法和二战之后的国际司法程序具有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再一次警示了国际社会在国际刑法中再次明确设立“破坏和平罪”的重要性。与纽伦堡审判相同，东京审判为现代国际刑法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引起过争论的很多概念，比如“反人道主义罪”和“指挥官刑事责任”，已经被国际刑法广泛接受。甚至于被东京审判的批判者严厉批评的“阴谋”（conspiracy）这一概念，也启发了后来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演变成了“共同犯罪集团”（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这一重要的国际法概念。在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海牙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庭在内的二战后的所有重要国际法庭中，法庭总是先要考虑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先例并且引用这两场审判的判决书以支持法庭的决议。因此，说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是现代国际刑法的法理基础毫不夸张。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对于人道主义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它们在国际刑法之中强调了设立“破坏和平罪”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两场审判所认定的“最大罪行”（supreme crime）在两场审判之后就长期被忽略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忽略这一重要遗产的不再是轴心国，而是同盟国（当然，如果没有同盟国对于轴心国设立的限制规定，轴心国也很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正如日本左翼学者大沼保昭所说，战后的日本因为它的和平宪法而采取了“好得多的行为”，而同盟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却在二战之后发动了多次战争[footnoteRef:37]。甚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多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平民的伤亡。“破坏和平罪”这一概念诞生于《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得到实施，被扼杀于冷战时期，而如今它的尸首则在被美国霸权主义主导的当今世界中被深埋于地下。正如国际法专家克里斯丁• 塞拉尔所说，“破坏和平罪”已经成为了一个“承诺了很多但是履行了很少的工程。[footnoteRef:38]”受益于很多和平活动家的努力，《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其第8条中收录了“侵略罪”，而且《罗马规约》缔约国会议决定这一条款将在2018年7月17日正式生效并赋予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footnoteRef:39]。这的确是国际刑法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对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留法理遗产的重要继承，但是《罗马规约》是否能够约束世界主要大国发动战争还是一个未知数。

结语

综上所述，东京审判是一次受到日本右翼和国际左翼批判的不完美的审判。右翼分子批判它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忽略了西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且未能对于盟军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控诉。国际左翼则批判它未能追究裕仁和日本皇室成员的战争罪责，未能将“反人道主义罪”列为单独的罪名，没有能够提到“慰安妇”制度和生化武器的使用等内容，也没有能够完全将它的决定付诸实施。但是，东京审判的不完美之处并不能掩盖它的伟大之处。它仍然是代表着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文明的审判，它不仅为研究二战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在日本种下了和平的种子，它同时还是二战后国际刑法的重要法理依据。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在当今世界重新设立“破坏和平罪”的重要性。因此，东京审判是阴影之下被掩盖住的光明。它的重要性可能暂时被低估，但是它的光芒终究会再一次震撼世界。

历史从来不是一本关于过去的毫无感情的教科书，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捍卫东京审判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澄清审判本身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启示当今社会。如果说一定要总结出东京审判最重要的遗产的话，那就是人类文明对于和平的渴望和对于侵略战争的反对。东京审判在日本左翼人士心中种下了和平的种子并且鼓励他们毫不动摇地捍卫日本宪法第9条，鼓励他们为了创造一个使日本人民和东亚人民不再遭受另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的新世界而奋斗。今天，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的国家会不会有一天也承诺放弃一切形式的侵略战争呢？同盟国从罪恶的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拯救过这个世界，而现在他们需要以支持重新设立“破坏和平罪”并放弃一切形式的侵略战争的方式再一次拯救这个世界。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这听起来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但是它在相对遥远的未来必须被付诸现实，因为这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因为这是反法西斯战士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为之奋斗的目标，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和人道主义对于我们的要求。拥抱和平并在国际刑法中彻底禁止侵略战争是对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最好的纪念。

暗影下的光明：东京审判被低估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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