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还是权谋：司马光为何质疑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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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读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对“厅事前仅容旋马”一句，印象深刻，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司马光的家训，文字很朴实，一看就是“君实相公”手笔。

文章是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补充一句，司马康其实是司马光的亲侄子，司马光两个儿子先后夭折，于是将兄长司马旦的孩子要了过来，过继为儿子。在司马光教导之下，司马康勤勉好学，孝敬父母，很得时人认可。

在中国古代，孝悌是立身之本，孔子对孝的定义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所以司马康无论学问还是做人，都对其父亦步亦趋，这叫“有乃父之风”。

哲宗皇帝

元祐年间，年近四十的司马康担任皇帝的侍讲，在迩英阁给十岁出头的哲宗皇帝讲课时，他劝小皇帝认真读读《孟子》，称“孟子的书最醇正，讲述王道特别明白，很适合读一读。”

小皇帝反应也快，表示最近在读这本书，然后让讲官将其列为必讲科目。

迩英阁进讲，是皇帝亲近文臣的重要途径之一，形式大于内容，在司马康推荐下，《孟子》成为小皇帝的法定教材，才是此次君臣互动的意义所在。

蹊跷也就蹊跷在这里。司马康怎么会给皇帝推荐《孟子》呢？早在几年前，他的父亲司马光，还写过一册挑战孟子的著作：《疑孟》。于情于理，跟皇帝讲孟子，都不该是司马康出面来做的事。

温国文正司马公

司马光的《疑孟》现存十来篇，每篇几百字不等，从元丰五年到元丰八年，司马光陆陆续续写了三四年，语言虽然有着士大夫惯有的委婉，但也不乏“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这样的话，直言孟子主张为了混口饭吃而做官出仕，认定孟子性善论说错了，还质疑孟子有些话不但不能劝谏君王，反而会被拿来作为篡逆的理论根据。

以司马光平实无奇的作文习惯，这已经是在吊打孟子了。

明代仇英《独乐园》

司马光对孟子的态度，不止于这些著作，他的散文名篇《独乐园记》，一开始就跟孟子划清了界限：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

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在旁人眼中，自然也算王公大人，但他将花园取名独乐园，仅仅只在孟子那里借了个名字，实际上表达的，是和孟子截然不同的快乐观。

开心都开心不到一起去，司马光这样不待见孟子，总得有个缘由。

这里岔开一下，先说说孟子的历史地位是如何变化的。

《孟子》

孟子在后世被视为“亚圣”，堂而皇之在文庙里陪着孔子享受祭祀，这份殊荣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中期为止，孟子都和战国时期的诸子一样，没什么特殊地位，不入文庙，子孙后代也没有特别封赏，《孟子》一书不算儒家核心经典，也不列入考试范围。

有个小故事很能体现孟子在当时的地位。据说宋仁宗年间选拔人才，题目里有一道出自《孟子》，在民间很有声望的学者李觏不会做，他气愤不过，说道：“我平生无书不读，就是不喜欢孟子，这道题肯定出自《孟子》。”

这个故事多半出自虚构，李觏屡试不中，获范仲淹推荐，才做了国子监的教官，范仲淹在推荐信里表扬李觏有孟轲、扬雄之风，也没见李觏甩脸色不去上班。

不过，李觏确实是北宋时批评孟子最激烈的学者之一，能拿出来公开批评，孟子就远远没有达到权威的地位。

有人批孟子，自然就有人捧孟子。随着北宋社会经济水平日益提升，文化建设也不能滞后，正如《天龙八部》里总结的那样，大宋北有辽国，南有大理，西有吐蕃，西北还有个夏国。跟周边地区相比，大宋本来就是文化高地，要想自我提升，只能向传统文化要资源，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孟子就是这样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一时间，从官员到学者，探讨孟子成为风气，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司马光一生的好友兼政敌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特别推崇孟子，他曾经为孟子写了首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视孟子为圣人，他存世不多的书信里，但凡引经据典，差不多都会谈到孟子。王安石对孟子的重视，既有情感的共鸣，也有现实的需要。北宋特重“祖宗之法”，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也好，还是其他规模小一点的变革也好，反对者都会抬出祖宗之法作为依据，大帽子一盖，新政往往就不了了之。

连环画《王安石变法》

年深月久，国弊丛生，年轻的神宗皇帝想要有一场很大的Change，他与王安石君臣相得，一拍即合，开启了北宋历史上最重要的变法，在变法中，王安石一度居于主导地位，抢光了皇帝的戏份，所以教材上甚至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变法需要理论作支撑，王安石挑中了孟子，他搬出孟子的话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架构，那就是应当效法先王为政的本意，而不是执着于已经过时的政策。

孟子学说既然成为王安石的理论依据，拔高孟子的历史地位势在必行。王安石的操作很符合当时的政治规矩，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担任宰相之后不久，实行科举改革，《论语》、《孟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从此，《孟子》成了历代考生“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指定书目。

等到变法后期，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之间的分歧日渐加大，王安石辞去相位，朝政慢慢回到神宗本人手中。这时候，将孟子扶上神坛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孟子

元丰六年，孟子被神宗追封为邹国公，正式享有了现实的政治地位，元丰七年，孟子配享孔庙，国子监和天下文庙塑孟子像，享受的政治待遇和颜回并列。

就在朝廷尊孟基调一步步拔高的同时，闲居洛阳的司马光陆陆续续写出了那册不太为人所知的《疑孟》，寂寞地和时代唱着对台戏。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皇帝即位，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回到朝堂当上宰相，一口气废除了王安石施行的诸多新法。老成谋国的宰相司马光，没有对孟子的地位提出什么质疑，也许是觉得没必要，也许是来不及，也许，他对孟子的质疑，只是变着法子出口气。不然，以孝顺著称的司马康，怎么会选择性遗忘父亲那本著作，公开向皇帝推荐《孟子》呢。

支持孟子也好，反对孟子也好，跟古人置气，最后变成古人，是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宿命。正如王羲之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

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司马光先后离开人世，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纠葛，继续影响着后来的政局，直到北宋灭亡，余波反复泛起，始终未能平息。

王安石《过从帖》

主要参考书目：

《孟子研究》

《司马光年谱》

《王安石年谱》

《王文公文集》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