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忆邓小平访日细节：帮我们建个工厂吧
原标题：福田康夫： 日中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很有必要
记者|漆菲关珺冉（发自东京）
白衬衫、灰西装、蓝领带，西服系上第一颗纽扣。82岁的福田康夫一如既往保持着温文尔雅、内敛平和的模样。当我们提前半小时抵达他的事务所时，他已经等在会议室，并让工作人员备好茶水。
福田康夫事务所的新址位于东京港区虎之门的一栋高层建筑中。这里再往上爬一个坡，便是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在日本，不少退休的政治家都习惯将事务所设于此区域——无论是地价租金，还是与政治核心的距离，都刚刚好。
最里侧的房间，是福田康夫平日会客的地方。十几平方米的空间略显拥挤，正中间是一张淡黄色会议桌，六七把皮质木椅围绕周围。采访当日距离他的事务所搬家不满一周，但靠墙一侧的书架已被归置妥当：《日本的外交》《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另一种日美交流史》……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占了大半。
福田康夫的“中国缘”，要从他的父亲福田赳夫说起：1978年福田赳夫任首相期间，与中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足1000字的文件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30年后，福田康夫任首相期间，又与中国签订了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换仪式上，邓小平与福田赳夫拥抱。 来源：环球交叉点
奠定中日基调的四份政治文件，一半出自福田家族之手。回忆起40年前和平条约签订时的细节，福田康夫仍记得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批准书互换仪式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父亲福田赳夫拥抱在一起的画面。
在中国的舆论场中，福田康夫是当仁不让的“中国人民老朋友”，担当中日关系“协调者”乃至“消防员”的角色。即便在两国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期，他也能顺利见到中国时任最高领导人。每一年，他平均会来中国三四次；每个月，他至少接受一次中国机构的拜访。
2007年他子承父业当选首相，并在父亲当年著名的外交政策——“福田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福田主义”，渴望打造以东南亚为重点构筑亚太地区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机制的综合性战略。但执政不满一年，由于当时两党对立，为了打破僵局他只好辞职。日本人常说，官房长官时代的福田康夫比起首相时代的福田康夫更有光彩。
退任后的福田康夫致力于外交事务：他加入了父亲1983年提议创设的国际组织“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2010年更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直至今年结束任期。
这期间，中日关系并非一帆风顺。2012年因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中日关系跌入“冰点”。福田康夫频繁访华，渴望用自己的人脉为两国纾困。2014年7月，他作为首相安倍晋三的特使秘密访华，为接下来北京APEC会议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做水面下的斡旋。
对华的亲近姿态让他在国内饱受争议。今年6月26日，他在访华期间专程赴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表示哀悼，并亲笔题词“和平东亚”。这个消息引来日本网络上一些极右翼分子的谩骂。但他压根不在意，反而说：“其他人不应该去一下吗？”
2018年6月24日，福田康夫到访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表示哀悼，并亲笔题词“和平东亚”。来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福田康夫的语速较快，但语调无明显起伏，更多时间是朝向记者斜靠椅背，偶尔抬起手臂比划一下。
采访正值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面对安倍政权的长期化迹象，他简单评价：“没人能替代也没办法啊。”他还说，自己在自民党内没什么影响力了，但力图“对日本整体保持影响力”。对于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抬了抬手说：“这个问题还是去问中美领导人吧！”
谈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印象，他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他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中国处于重要的发展期，稳定而高质量的发展非常重要。去年的十九大报告里，他非常关心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个很正确，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成功。”
10月14日召开的东京-北京论坛上，他在发表基调演讲时强调：此前支撑国际秩序的欧美已现疲态，“日中两国必须为维护秩序共同承担起责任来”。但私下谈起这些年的对华交往时，他不再说那些宏大的辞藻，而是轻松表态：“中国国民应该有这样的觉悟，今后世界会注视你们的一言一行，比如你们这些年轻记者们的时尚装扮。”
福田康夫为《凤凰周刊》题词：和平东亚。这也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强调与传播的概念。
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架设“铁桥”
《凤凰周刊》：从您个人的体验出发，如何回顾4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福田康夫：40年弹指一挥间，但发生了很多事情，就算不谈两国关系，日本与中国也各自发生了很多事情。日中关系应该说有好有坏，总体来说好的时候多一点。当然有一段时间关系有所恶化，我们也很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要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将来会不会有类似问题出现？为了不让各种小问题成为两国间的大问题，要深入观察，更需要相互理解与合作。
1978年10月23日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间点，两国之间相互承认彼此，相互交换批准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此邓小平先生特地来到日本，与福田赳夫首相交换意见，是这个时间点的重要所在。
从邦交正常化到和平条约的缔结，日中两国才真正开始了交流：人与物的流动，物资的进出口，虽然当时旅游业还未能大幅开展，但双方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交流。福田赳夫曾比喻说，“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两国搭好了‘吊桥’，彼此拥有了交流的渠道。但‘吊桥’只有少数人能通行，唯有通过缔结和平条约将‘吊桥’升级为‘铁桥’，人员与物资等所有层面的交流方能全面活跃起来。”这个愿景在1978年得以实现。
当时也恰逢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意图实现经济发展。追溯其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凤凰周刊》：此前接受日媒采访时，您表示期待两国能够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前四份政治文件没能完全实行的情况下，贸然签署第五份文件显得太仓促。您对此怎么看？
福田康夫：这个问题确实会有多种意见。就两国关系而言，我与胡锦涛先生联名签署的第四份政治文件表明，除了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外，两国应齐心协力，在两国以外的地域，比如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开展工作。不幸的是，事情发展得不是那么顺利。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有人认为第四个政治文件没有完全实现。
但在我看来，日中两国合作的项目在第三方国家已经开始了。为了强调这一点，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确实很有必要。毕竟相比十年前，如今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变化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签署第四份政治文件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大概与日本相当。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近三倍，日中韩等东亚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在今年有可能会超过美国。这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是十年前完全无法相比的。对此，日中两国国民都应该要有所了解。东亚地区的稳定发展将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国际社会要对这股力量有着清晰认识。
摄影大熊雄一郎
《凤凰周刊》：如果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您会建议提出怎样的新概念？
福田康夫：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我吧（笑）。但要说建议的话，无论是对日本政府还是中国高层，我都想说，日中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变得非常重要，希望两国在有这种意识的前提下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两国之间不免有敌视与争端，但站在共同合作、一起干一番大事的立场上，双方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作用也会提升。
《凤凰周刊》：涉及到钓鱼岛、靖国神社等敏感问题，您认为通过文件能够克服么？
福田康夫：我认为这不是克服与否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首相和阁僚近期都没有参拜。第二届安倍政府成立之初，参拜靖国神社的超党派国会议员团体规模为160人左右，最近也都减半了。当然我不会说两国正式承认了问题存在，但总应该明白我们之间有问题的，今后需要彼此坦诚地把问题说出来。
《凤凰周刊》：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中日达成了海空联络机制，以规避双方可能发生的冲突。安全保障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当中的短板，在您看来，如何能有效维持这一机制的运行？
福田康夫：这是一种危机管理，双方认真执行该机制非常必要。当然，最好不要发生什么危机，双方都需要悉心加以注意，并且进一步促进互相理解。推进理解，相互协商，共同开发，才有可能逐渐变好。
“不是自夸，这就是我们做的”
《凤凰周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当年的对华援助息息相关。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福田康夫：当时邓小平先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断，可以说是与当年日本明治维新同样程度的决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他来日本访问，参观了新日本制铁的千叶工厂。时任新日铁会长的稻山嘉宽作为他的向导。千叶工厂那会儿刚刚竣工，是日本最先进的自动化工厂。邓小平问：“今天工厂休息吗？”稻山嘉宽说：“没有，工厂在好好运转呢。”参观结束后，邓小平说：“我们也想要这样的工厂，麻烦帮我们也建一个吧。”稻山嘉宽心想，建了同样的工厂，要是成了竞争对手可就麻烦了。但他还是说：“好的，那就建吧，建一个比这儿还好的工厂。”山崎丰子的小说《大地之子》就是以此为蓝本写作的。
邓小平当年还参观了松下电器产业，据说也对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请求。最近，松下在北京设立的纪念馆开馆了，里面展示了当时日本帮助中国的资料。据说松下幸之助的部下曾极力劝阻说：“如果这么帮中国，中国成了竞争对手那就不妙了。”但松下却说：“不，我要尽我所能去援助。邻居变强大了是好事。”
正因为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请求，加上日方的真心帮助，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虽然有点自夸，但我还是想说：“这个事是我们做的。”
《凤凰周刊》：中国40年间让您印象最深的瞬间是什么？
福田康夫：有很多，尤其进入2000年以后，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增速。我每年都去北京，每次风景都在变。2010年以后，街道上行人的模样与行为方式变化很大。《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时候，中国还是自行车的世界，我记得长安街上全被自行车占据，非常壮观。后来就全是汽车了。恐怕就收入而言，如今中国的很多地方已经与日本相差无几。最近从中国来的朋友总对我说：“东京人打扮得没那么时尚了啊！”（笑）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人们生活得也会安心。这个就是我的切身感受。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明白，自己在各方面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不仅是中国政府，中国国民也要有这样的觉悟，以后世界会注视着你们的一言一行。中国已经逐步走向这个地位，希望能够增强这方面的意识。
《凤凰周刊》：您听说过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么？
福田康夫：这正是中国强大的地方。在经历智能手机之前，日本已经有了大规模生产普通机的经历，但中国是跳过普通机直接进入智能机的时代，并迅速在全国普及。从中国整体发展考虑的话，就会明白其中的合理性。这得益于中国的国家体制。说到高铁，上一次我从上海坐高铁去南京，感觉非常舒适，唯一不足的是盒饭似乎不太好吃。这一点可以向日本学习。对日本的盒饭厂商来说，说不定也是个商机！
“日本也曾面临他国的戒备”
《凤凰周刊》：今年6月，您访问上海和南京时，亲笔题词“和平东亚”。为什么会写这四个字？您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福田康夫：所谓“和平东亚”，是鉴于日中两国乃至东亚拥有很强的经济力量而提出的。200年前亚洲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今那个时代又回来了。东亚的稳定与发展会给全世界带来正面影响，“和平东亚”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可以用同种方式来思考。中国不应局限于国内经济发展，更要考虑本国经济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否则就无法完成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全球化的时代，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十分重要，与他国争斗或者停止贸易往来的做法并不值得推荐。如果中国得到发展、却不给其他国家带去恩惠，其他国家就会认为“中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着眼于此。只有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要知道，日本1961年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ADB）。当时恰逢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已经想到：只考虑自己的国家是没有发展的。ADB成立之时，恰好是东京奥运会前后。奥运会带来的不单单是赛事本身，而是象征着愿与国际社会一同成长的契机。日本之前正是如此，中国也走在了同样的道路上。
《凤凰周刊》：日本社会是否能理解中国提出的这些概念？
福田康夫：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概念还不太久，具体怎么做还是未知数，所以不清楚日本现在能不能理解。不过，中国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近十年的经济总量接近日本的三倍，速度很快。日本也曾有过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外交上也面临他国的戒备，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认为日本的威胁很大。日语有句话是“以心传心”。当时（1977年）我的父亲提出了“福田主义”，强调“绝不做军事大国”，与亚洲各国进行“以心传心”的交往。靠着这份诚意，亚洲各国才逐渐安下心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只是单纯说说，而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此非常期待。
《凤凰周刊》：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外界一直关注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但如今中日在第三方共同合作的意愿变得强烈了，您怎么看？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一些挑战，日本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
福田康夫：希望双方相互帮助，把亚洲地区打造成安心、发展的区域。就算中日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不全是坏事，只要能找到更好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为了单纯击溃对手就好。从日本的经验来说，以前我们总想着自己如何开展外交，后来则从对象国的立场出发，考虑如何开展外交。比如日本在第三国建设发电厂，每借出一笔钱，都会制定完善的还款计划，并考虑对方的偿还能力。这就像是企业借款一样的操作方式。
2014年10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访华的福田康夫。
朝鲜无核化须靠中美协力
《凤凰周刊》：日本防卫预算连续7年都在上涨。现在的情况之下，“福田主义”在日本还行得通吗？
福田康夫：还是行得通的。有人说日本正在搞军事扩张，但无论从金钱和装备上说，我们并没有那么做，这与其他国家搞军事扩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日本军费确实每年都在上涨，以前军费只占GDP的1%，如今超了一些，但并不奇怪吧。最重要的是，日本一直没有超出“专守防卫”的基本政策。如今日本社会反而更加担心中国的军力扩张。
《凤凰周刊》：中国对安倍首相提出的修宪也十分关注，您怎么看呢？您认为2020年之前日本实现修宪的可能性如何？
福田康夫：宪法是规定日本政治权力的法律，根本上不应由他国干涉。关于宪法第九条，日本反复声明会维持“专守防卫”政策，所以不必担心日本会改变这个说法。无论宪法如何变化，日本都不会改变追求和平的想法。
《凤凰周刊》：2002年您作为官房长官跟随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推动签署了《日朝平壤宣言》。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么？
福田康夫：当时朝鲜核武器与导弹仍在实验中，绑架问题也一起列入考虑范围。我们提出，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缔结和平条约，朝鲜也接受了。考虑到这些，若能让当时共同宣言的精神以某种形式延续下来，事态或许就会有所变化，也不至于引发国际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遗憾。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朝核问题正朝向积极的态势发展。您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有什么样的期待？
福田康夫：朝鲜已经认可了美朝谈判时提出的无核化要求，希望最终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只靠美朝两国谈判就能实现么？我认为不一定。如果没有相关周边国家的合力协作，就无法成功。特朗普肯定了解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他应该知道不应该与中国在其他方面发生冲突。毕竟影响到美朝谈判就不是好事了。所以我很担心特朗普是不是真心考虑这个事情。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朝核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
《凤凰周刊》：中美贸易摩擦正愈演愈烈，这也给日本带来了负面影响么？
福田康夫：中美贸易摩擦慢慢已经上升到“贸易战”了。对日本也正缓慢、间接地发生着影响。目前各大制造商还有库存，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付一点关税。但过一段时间，汽车生产数量就有可能减少，因为美国不再进口车辆，中国也不再从美国进口汽车，会引起世界经济的整体收缩。100年前，世界就有过类似的经验了，但当时中国的经济还不强，未受太大影响。然而今非昔比，中国已经到了难以追逐的程度，那么经济波动就有可能像当初影响美国一样影响中国，而日本的企业间接也会受到影响。这不是好事。但我想，中美双方总有一方会决定要结束这场纷争，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而达成合意。由此来说，日中美三国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