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少女四次堕胎谁之过

原标题：17岁少女四次堕胎谁之过

◎别傲 媒体人

年轻人涉世未深，难免因一时冲动酿成大错。例如，“初次见面就发生关系，女子在广州被骗色骗贷款”（《羊城晚报》3月29日）。再如，“广州17岁少女四次堕胎再怀孕，男友不管”（广东电视台3月29日）。女人首先要自爱，才能不轻易被骗被伤害。现在，她们除了调整心态，还需拿起法律武器起诉渣男。另外，这两起悲剧有个相同点，那就是这两名女子都缺少家人关爱，这是对家长们的一个重要提醒。

制订政策的官员们，需要克服年轻人般的冲动。比如，“广东国五标准推迟实施，国四车主缓口气”（《信息时报》3月29日）。有关方面发现政策有偏能立即纠正，按说也算是考虑了民意，但同时也说明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之初欠缺科学论证。据说相关部门曾组织过座谈会，也有二手车商参加，可此后汹涌的民意正好说明论证工作不到位，有走过场之嫌。

国五标准的推出可以节能减排，一年一度的熄灯活动，意义也是如此。近日，“广州多家大型商场、写字楼和小区参加‘地球一小时’”（《广州日报》3月29日）。参与者们要想回应人们“环保秀”的指责，就要让环保行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作秀可能是为了行善，“擒贼英雄”也可能会作恶，比如，“东莞双面土豪因行贿过堂，曾开直升机抓贼”（新华网3月28日），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不要以为你的力量太小，熄灯一小时也许省不了多少电，但做了总比不做强。同理，市民权益遭到侵犯时也要站出来，因为做了总比不做强。不信你看，“广州市民邮寄iPhone变报纸，见报后EMS上门道歉赔偿”（《信息时报》3月29日）。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传授犯罪方法却比直接偷东西的危害要大。“揭阳一牛人向他人传授偷车技术获刑6年”（《南方都市报》3月29日）。有娴熟的技术傍身，不去好好当汽修店老板，实在可惜。但愿他入狱后不再传授“技术”给狱友。

◎燕农 大学教师

新学期开学一个月，午休和课后的托管问题让广州的家长们烦透了心。本地媒体近日调查发现，随着午休学生的增加，原本勉强维持的校园午休变得问题更加突出。专业午休托管机构该不该建？该由谁来建？成了老师和家长热议的话题。对此，广州市副市长王东表示，自从午休托管新政策实施以来，没有发现一所公办小学取消午休托管服务。针对组建专业托管队的建议，王东表示，各区教育局目前没有计划。

所谓午休托管新政策，是自去年九月以来，广州全面取消小学生午休管理费和课后托管费，但午休管理不取消，所需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从新增6万名午休托管的孩子看，市民对这一免费新政，是持支持态度的。同时也反映出，学生午休托管存在强烈的社会需求。

没有一所公办小学取消午休托管服务，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午休的床。广州媒体调查发现，只有少数小学有专门的睡室，多数小学学生都睡在拼到一起的桌子上，而趴在桌上午休的情况也比较多。也就是说，小学午休托管服务的“量”上去了，而“质”却随着“量”增而下滑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学校午休托管的硬件、软件，没有随着免费政策而增加，服务质量稀释在所难免。去年九月，王东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承担（午休托管服务）费用，初步测算每年上亿元。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湃认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统一组建和培训托管机构，如果广州做不了，则可能是财政支出暂时安排不了。

由此可以看出，问题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钱不到位的问题。这种状况下，由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托管队，注定无法实施。因为相较于其他选择，专业托管队及其托管场所的建设，所需经费或许更大。

就现实而言，与其在组建专业托管队上争论，不如尽快核算孩子的午休成本，由财政下拨相关经费。政府在掏够钱之后，变身为午休托管服务质量的监管者。对于有条件的学校，提供睡室服务可以获得财政补贴，其自会有积极性；对于尚无力提供床位的学校，行政监管部门应该督促其向周边社区公开招标，用财政的专项拨款购买社会服务，实现低成本和社会化。当然，社会化之后，出资的学校也应变为服务质量的监督者。

给孩子一张午休的床，官方和民间都已达成共识，而且这是在还此前的教育欠账。但是，共识之后的落地，不应该这么难，那些只能躺在硬邦邦课桌上或趴在课桌上午休的孩子们，等不起长时间的讨论和论证。事实上，即便是作为过渡措施，办法也总比困难多。只是，前提在于，一方面，公共财政安排要到位；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能体恤二十多万孩子求学的不易。给他们一个相对舒适的童年，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