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信中读巴金（下）

原标题：萧乾信中读巴金（下）

萧乾1994年为巴金研讨会题词。

1997年萧乾再次为巴金研讨会题词。

□李辉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

走进一九七九年，萧乾感觉有了卸掉重负、一吐怨气的可能。一九八○年四月，他写下一篇《猫案真相》，发表于五月出版的香港《开卷》杂志，将他与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闻名的叶君健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细细写出：

一九五七年八月，作协在北京文联大楼开过一次揭批我的大会。……唯独对于儿童文学家叶君健先生那天的揭批，当时我吃了一闷棍，至今不能释然。

叶先生在发言之前，先当众高高举起一张猫的照片(其实当时我坐得很远，并没看清是什么)，然后非常诚实坦率，并且毫无愧色地说，那是七年前(也即是一九五○年)他从英国回国的时候，一位朋友托他带给我(萧乾)的。……

接着，他就用那张照片作为铁证，揭批起来，说什么那只猫明明是我由伦敦一家铺子里买的，却假装说是从中国带去的。我把它送给了一个出版家。于是，就用那只猫作资本，在英国出了书，爬上了英国文坛。照片是那位出版家托他带给我的。……第二天，包括猫案在内的所有真真假假的揭发，全都上了报。随后，叶先生还以猫案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大做文章，证明我文人无行，寡廉鲜耻。(《猫案真相》，载《开卷》，一九八○年第十期)

萧乾开篇说，他之所以想到重提旧事，是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其新出英文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传奇”，他觉得有必要根据史实以及英国朋友新提供的资料，予以澄清。详加回忆与辨析后，萧乾在《猫案真相》结束时写道：

我所耿耿于怀的，并不是叶先生在那次揭批大会上发言的真实与否……

二十几年来，我所耿耿于怀的是一个真实性以外的问题，一个伦理学问题。……由于工作关系，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他们是经常见面的。一九五四年我与文洁若结婚后，他还请我们二人去他府上吃茶。这里不存在遗忘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侵吞了委托物达七年之久。这就很自然地使人引起下述两个疑问：

一、倘若没有一九五七年八月的那次揭批大会，叶先生岂不就继续侵吞下去了吗？

二、除了这张猫的照片，叶先生那次回国时还侵吞了我旁的什么？

前者属于虚拟假设，后者(连同这个故事于七十年代以变本加厉的形式进入国际市场这一事)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同上)

语言可谓犀利，推理更是火药味十足。令萧乾没有想到的，他的一吐怨气，引来的并不是当事人的回应，而是老朋友巴金的坦率批评与劝阻。巴金接连给萧乾写来两封信谈及此事：

我不赞成你纠缠在猫案上，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巴金致萧乾)

《开卷》编者信寄还，关于韩素音他的话题颇有道理，我也同她打过交道，这些话以后见面再谈。那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以后希望不要再提猫案或叶的事。……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一九八○年六月七日巴金致萧乾)

时隔数年，巴金在一封信中再次劝诫萧乾：

文章(即《改正之后》——— 引注)昨晚读过了，的确写了些应该讲的真话。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是不公平的。有话应当讲出来，时候不太多了。读了文章，我觉得对现在的你理解似乎多些，深些。但今天还在为“猫案”……辩护，就大可不必。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

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因此我希望你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巴金致萧乾)

人生行走，未带地图指南，却有来自朋友的关爱与劝诫。尽管内心未必全然赞同巴金的意见，但萧乾接受巴金批评，未将《猫案真相》一文收入新出文集，故他对叶君健的这一批评在大陆鲜为人知。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巴金信中一席话，简略却有力，这一教诲犹如黄钟大吕撞击萧乾，让他有了摆脱个人恩怨的警觉，进而可以站在更高境界进行历史反思。

“跑好人生最后一圈”

恰在萧乾发表《猫案真相》之际，巴金的第一本《随想录》结集出版，这对萧乾无疑是一个直接的有力推动。他致信巴金，谈及《随想录》对自己的影响：

《随想录》凡读了的人，都十分感动。这里楼下有人向我借了去抄———如今你题赠本寄来，我决定把那本送给他。

我这次为《人民日报》写《美国点滴》，很受你的启发。我本可以采取较保险的办法，要么只写阴暗面，要么写点纯游记。但我认为那样是对读者不负责。写东西只要心放得正，还得有点儿“豁出去”的劲儿。所以我还是采取了冒险的路子，写国外可是针对国内。其中第五则《上与下》，家人直担心。(一九八○年三月十日，萧乾致巴金)

一篇《猫案真相》，成了萧乾晚年“跑好人生最后一圈”的转折点。

从此，一个新的萧乾也出现了！他不再像青年时代的单纯和浪漫，也不像“文革”前那样猥琐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他有了真诚呼唤和坦然勇气，呼应巴金提出的“说真话”命题，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能说他完全走出了“文革”阴影，他曾不止一次坦言心底深处的余悸。尽管如此，他的笔恢复了以往的灵动与潇洒，且多了敏锐而有力。《我与“我们”》、《关键在于信念》、《真话万岁》、《标尺单一化》……这些杂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反响。他以对古华、戴厚英、张辛欣、贾平凹等年轻作家的支持与关爱，融入了新时期文学的潮流。

一九八四年，萧乾重返欧洲大陆，前去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达豪集中营博物馆。当年，盟国解放德国后，他作为战地记者曾来过这里。四十年过去，“永志不忘”沉甸甸四个字撞击心胸。他在《中国》杂志发表《达豪余生》一文，详述参观感受。他感慨于德意志民族不回避历史，不忘记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带给人类的灾难，他希望中华民族同样不要忘记“文革”。在别的场合，他甚至还提到不妨建立一个博物馆，让后人永志不忘曾经发生过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他与巴金想到了一起。

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并未离他远去，但他毕竟在以各种方式改变着自己，他努力着站上历史高度，迎来创作的最后一个高潮。

一九八六年，萧乾写一组《文革杂忆》文章寄给我，发表于《北京晚报》副刊。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

“文革”写好了。很可能只这五篇了。题目到是想了十几个，但反复考虑，有的矛头有点对着革命群众，有的太把自己摆进去了。何况又可能去英，所以拟就写这五篇，我当然继续思考。这五篇(1)尽量写文革本质；(2)多少带点概括性；(3)没涉及我本人。这样格调也许可略高一些。……《文革杂忆》看完望来个电话。有什么改动都可考虑。(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萧乾致李辉)

萧乾没有食言，一九七九———一九九九，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跑好了最后一圈。

“他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萧乾自幼是孤儿，一直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他本能地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的生存意识，这也使他后来在人际交往和政治运动中，难免做出既伤及他人也殃及自身的举动。他曾对我说过，他会找机会写一封长信给我，专门谈他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恩怨怨，后来他忙，一直未能如愿写来。就我个人而言，则一直希望他能够更多地摆脱余悸，甚至希望他能够像巴金那样，在历史反思中多一些自省和忏悔意识。一九九八年，我去信再次与他谈及这些想法。他很快回复一封长信，信很重要，兹全文转录如下：

谢谢来信并不断对我的督促。病中除应光明之命，为明年的十卷集陆续有了百余条“余墨”(长则一两千字，短则仅数百字)外，几乎什么也没写。你的信是压力，也是鼓励。乘脑子还没软化(八十八啦，已经迟钝多了)，还是应抓紧些。我这条蚕的肚子里的丝已经吐得差不多了。而且我向不习惯口述——— 除了二战期间从柏林往报社伦敦办事处打。总之，向你保证一定努力作最后拼搏。

你要我像巴金那样回忆五十年代的日子。我们的情况不同。六六年以前他是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也许因而无意中开罪了张春桥，才挨了那么狠毒的斗争。在斗他时，我一直认为除了那股极“左”之外，还包涵了个人报复因素。

解放初期，我由于懂点外文，先是躲在对外宣传口。那时，单位干部几乎都是洋包子，不同的仅仅是语种。当时，我们这号人大概是作为“技术干部”来保留的。沈从文干了一辈子文学，那时竟连作家协会会员都不是。我可能由于1948年在香港帮地下党搞过对外宣传，勉强当上了会员。但那个“大酱园子”(作协宿舍)里，我大概是惟一的白点子。人家不是来自延安就到过晋察冀老区。

可这么一来，也万幸了，批胡风，批谁我都不需要表态，更不必发言。我也乐得如此。那时，我就闷头先靠我这点外文为人民服务。所以我的处境与那时的巴金不同。他是先当领导，妖风一起，他又成了“黑老九”。我那时只不过是个“白点子”。

人生祸福很难说。我读巴金忏悔录时，最难过是读到他白天奉命批某某，晚上又去那人家里去道歉。因为他本是一个不会昧良心的人。

当然，回忆起五十年代，我也不是没有可忏悔的。我认为有的是我个人的过错，例如在三反运动末期的自我检查，我就给自己也给旁人乱扣过帽子。我写过文章忏悔那时错打的“老虎”。(见《收获》)也有时是奉命。我在搞英文《人民中国》时，由于是对外宣传，上边抓得紧，所有文章都得先送审，所以没出过差池。可是五六年调到冯雪峰、丁玲和陈企霞刚在那里栽了跟头的《文艺报》，我可紧张死了。五七年整风，《人民日报》记者接连访问了我六次，要我发言或写文，我都坚决摇头。可最后，就在无产阶级露出铁拳的前夕，我克制不住了。在那篇毒草里，我用八成篇幅咒骂西方的假民主，只在尾巴上呼吁一下咱们拿出点社会主义真民主。殊不知“民主”在那时本身就是万恶的。当我在农场见到一个只写了个发言提纲放在抽屉里就被划成右派的小青年，我才认识到对我的惩罚算是轻而又轻了。

拉拉杂杂扯得太远了。我时常想，倘若没有那场反右，中国会是个什么局面。会不会还有六十年代那场大灾难。糟糕的是咱们这里不大作兴总结。几十万人平反了———改正了，可还留那么几个，证明该搞。(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萧乾致李辉)

他写给我不少信，但没有哪一封能比此信更有人生回顾的丰富信息，读来触动颇深，思索良久。

一九九四年，召开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我分别请冰心、萧乾等人为会议题词。萧乾的题词为：“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后来，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谈到为什么写这句话的原因：

近些年来我在摸索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如此“健忘”！从1942年的整风起，反武训，反胡风，反右，反……事后都“改正”了事。为什么不找找原因？辨证唯物论不是要：实践——— 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吗？可咱们这个以马列主义自居的地方，光实践不认识。其实，也不难了解：认识就得自我否定，以为那可不得了，有失尊严。……

这即是为什么你让我给“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题词时，我题了“他的伟大在于否定自己”。

虚伪的谦逊没价值，没意思，也争取不到谁。“自我否定”得是由衷的。这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西方也不过出了一个卢梭。(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萧乾致李辉)

三年后，一九九七年，第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行前我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再次请他为研讨会题词。他已住院多时，但二话没说，当即坐起来，在一张信笺上用铅笔写下这段话；

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萧乾于病中。1997，8，28

这便是巴金在萧乾心中沉甸甸的分量与重要位置。

在前辈信中，读巴金，读一个时代。

“他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讲真话”，正是晚年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留恋与怀念，温暖与力量，常在心中，伴我同行。

◎李辉，作家，著有《封面中国》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