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恐怖分子谈判

原标题：如何与恐怖分子谈判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领袖普拉巴卡兰一度被误认为是军事天才。

197 2年，爱尔兰德里市，蒙面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新一代恐怖分子更残忍，不择手段，这是否意味着就完全不能与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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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无法单靠军事手段打败。但要如何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谈判？英国北爱和平协议的重要协调人乔纳森·鲍威尔根据自己的经历解释了和恐怖分子对话的必要性以及要如何做？

1919年，北爱尔兰共和军(IRA )成立，意图将英国赶出爱尔兰，英国政府首次遭遇真正意义上的反恐战争。政府对于IRA恐怖暴行———包括暗杀士兵和平民———一概采取暴力还击；IRA的回应同样是升级的报复行动。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宣布，英国政府永远不会和“谋杀犯团体”谈判。然而，到了1920年，双方均意识到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劳埃德·乔治开始秘密地接触迈克尔·柯林斯和其他的IR A领导人，前海关官员阿尔弗雷德·寇普担任他们的中间人。寇普设法建立了和叛军沟通的渠道，为1921年唐宁街全面谈判和最终协议奠定了基础。可惜这个协议存在大漏洞，最终瓦解。

76年后，1997年12月，托尼·布莱尔和我，还有加里·亚当斯和马丁·麦吉尼斯在唐宁街的内阁会议室坐下，这次谈判的双方代表新芬党和英国政府，他们在谈判桌两边的位置都和1921年时一样。两次和谈都是重大事件，唐宁街外聚集的媒体记者比7个月前的大选还要多。我们所有人都很紧张。阿勒斯泰尔·坎贝尔(布莱尔的新闻官)特别要求将唐宁街10号门口的圣诞树挪走，不让恐怖分子和喜庆的节日装饰一起合影。

1921年，劳埃德·乔治的秘书兼情妇弗朗西斯·史蒂文森说首相“在等待德·瓦莱拉(IR A领导人，后来成为爱尔兰总理)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奋。他走来走去，我看得出他在琢磨要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瓦莱拉……在内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大英帝国的地图，大片区域被显耀的红色覆盖。这是要向瓦莱拉展示大英帝国和国王陛下的伟大。”1997年，我落座之前，马丁·麦吉尼斯试图打破坚冰，他说：“那么，这就是造成伤害的地方？”我们以为他指的是1991年IRA对唐宁街的袭击，我回答说，“是的，IRA迫击炮弹落到了你身后的花园里，炸坏了窗玻璃。我的哥哥拖着约翰·梅杰(前英国首相)躲到了桌子底下。”麦吉尼斯大惊失色，“不，你们误会了，”他说，“我的意思是，在多年前IRA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放弃了一切。”很多时候，相比政府，恐怖分子对于历史有着更佳的记忆。

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政府似乎容易患集体失忆症。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对于政治问题不存在纯粹的军事解决方案，然而，每次面对一个新的恐怖组织，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决不妥协。就像迪克·切尼(前美国副总统)所说，“我们不和恶魔谈判。”事实上，历史表明我们通常无法彻底击败他们，最后几乎都会回到谈判桌上。至少在英帝国的历史上这是绝对事实。

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犹太复国运动地下组织)1946年制造了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导致91人死亡，46人受伤。英国政府称贝京为恐怖分子，试图将其逮捕。但后来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并与埃及达成和解，我们又开始称赞他的政治成就。我们曾把乔莫·肯雅塔当做恐怖分子投入监狱，但后来又和他共同达成了肯尼亚独立协议。我们曾以支持恐怖主义之名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后来却与之和解，而他也成为塞浦路斯独立后的首位总统。

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很难不对恐怖行为作出情绪化的反应。当我们看到西方记者被斩首的视频，或是儿童被IR A炸弹炸飞的电视画面，首先想到的是武力复仇。在目睹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人们甚至觉得任何与这些恶人妥协的提议都是不道德的。2008年，乔治·W·布什(前美国总统)在对以色列议会的一次讲话中甚至说，和恐怖分子谈判等同绥靖政策。这显然是对“绥靖”的巨大误解。1938年，张伯伦(英国前首相)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和希特勒对话。在当时理性的做法是采取一切可能避免又一次世界大战，但张伯伦却理所当然地以为只用一小块捷克土地就能收买贪婪的希特勒。和恐怖分子谈判并不等于认同他们。英国政府和新芬党谈判，但我们并没有对他们统一爱尔兰的要求做出妥协。

被逼无奈

我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为有必要和恐怖分子谈判。第一次这样的谈判是被逼无奈。1940年，在一次伏击中，我的父亲被一枚IR A子弹击中，我的哥哥在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工作期间上了IR A的暗杀名单。1997年10月，在贝尔法斯特，第一次和加里·亚当斯和马丁·麦吉尼斯见面时，我拒绝和他们握手———这个小小的姿态现在让我感到后悔，但在政府和恐怖分子会面时却屡见不鲜。

在那次会面前几天，我接到麦吉尼斯的电话，他要求我到德里单独与之见面，不要带军方顾问。我飞抵奥尔德格罗夫，再乘坐出租车到达德里，站在约定会面的街角，感到自己的行为有点蠢。大约等了10分钟，两个光头男子走过来对我说，“马丁派我们来的，”然后将我推进了一辆的士的后座。他们载着我绕来绕去地开了一个小时，等到我完全抓狂，将我扔在一栋现代房屋的门口。我敲门后，拄着拐杖的麦吉尼斯亲自打开门，说了一个冷笑话。我和他在火炉前喝着茶吃着三明治，整整谈了3个小时。这次谈话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却开启了一个惯例。接下来的10年，我不断飞越爱尔兰海，到贝尔法斯特、德里或都柏林的安全屋和亚当斯或麦吉尼斯会面。我们共同承担的风险帮助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为思想交流、推进和谈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与麦吉尼斯会面和之后17年在世界各地与恐怖分子对话的经验让我认识到，如果想要持久地解决军事冲突展开对话是明智之举。

恐怖分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想要对话。加里·亚当斯无法说服大卫·特林伯和他的北爱尔兰统一党与他对话，即使在谈判时也是如此；特林伯一方坚持只和会议主席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说话。亚当斯不得不采取极端的策略：他会在走廊上溜达，等统一党人进入男厕所就跟进去，占据旁边的小便池，试图和他们搭话。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党人依然拒绝和他说话。

我是一个意外的反战分子。我出生于军人家庭，参与了托尼·布莱尔的所有战争决策。我并不认为战争永远是错误的：有时候它是推翻独裁者、阻止大屠杀、驱逐入侵者的必要手段。但我也见证了在现代世界内战是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如果想要对抗饥饿和疾病、帮助苦难的儿童，最重要的就是帮助结束武装冲突，因此我决定将余生用于实现这一目标。

拖延的后果

我们通常推迟和武装组织的对话，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很多人的不必要伤亡。美国上将大卫·彼得雷乌斯承认，在伊拉克，美国严重推迟了和“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谈判。我们拖延是因为有人认为对话太危险———但实际经验显示，真正的危险并不在对话。

当政府和恐怖组织对峙多年，终于意识到军事方案无法奏效，通常还会“最后一次”尝试。在阿富汗，秉承这一思想，在彼得雷乌斯的领导下，美军决定再次“增兵”，让塔利班一蹶不振。不幸的是，这种策略很少奏效。恐怖组织也许不会接受他们已经战败，反正他们等得起，可以用时间把传统军队拖垮。

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谈判非但没有加速反而拖延了北爱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冲突的解决。假如政客们允许军队和警察“毫无顾忌”地追击恐怖分子，完全能够将他们全部歼灭，根本无需谈判。作为亲身参加两场冲突谈判的人，我只能郑重强调，这种观点完全错误。虽然IRA遭到渗透，一系列的行动受挫，但他们绝对没有准备承认失败。

正如前M I5领导人伊丽莎·曼宁汉姆-布勒在B B C的《里斯讲座》中所说，“以恐怖主义为表现的北爱社会的分歧不能靠武力解决。情报和警察工作无论多么有效地防范了恐怖袭击，依然无法解决这些分歧，虽然这些工作能够为政治进程争取时间。”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冲突同样如此。这两场冲突最终都是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最后重击”可换回军事胜利的想法最终都被证明为幻想。

当其他所有选择都已经用尽，政府准备考虑和恐怖分子对话，他们依然将面对众多的反对论调。

首先，一些人说，谈判将使恐怖分子合法化。确实，武装团体渴望合法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择手段。但这种合法化通常是暂时的，一旦放弃对话恢复暴力立刻就会失去。哥伦比亚Farc游击队在1998年至2002年的卡关谈判中赢得了一些尊重，但当他们恢复武力之后立刻就失去了人们的尊重，被视为拒绝政府合理要求的毒品恐怖分子。

其次，有人说，同意停火，为谈判做准备给予恐怖分子休养、重组、补充装备的时间。事实上，经验显示，停火损失最大的反而是非法武装团体。如果停火结束，头头们经常发现士兵们在漫长的休假后失去了战斗的动力。

第三，批评者认为与极端分子谈判会让温和派受冷落。布莱尔政府被指责和主张暴力的新芬党谈判，反而让温和派的SDLP(社会民主工党，北爱天主教徒支持的左翼政党)坐冷板凳。但这同样是一个错误的指控：事实上，我们一开始打算从中间派下手，但SD LP明确表示，除非新芬党人加入，否则他们不会推进谈判。

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往往导致政府不断推迟和恐怖分子对话，直到为时已晚。我们总是忘记类似的争论已经进行过无数次，总是试图重新发明轮子。打开与秘密组织的对话总是危险而困难的；建立相互信任并将对话渠道变成谈判需要超乎人们想象的长久准备。

历史教训

恐怖分子们的历史课学得更好，部分原因在于，非法武装组织的领导大多实行终身制，比民族选举的总理或总统在位时间更长。加里·亚当斯担任新芬党领袖期间见证了8位英国首相上台下台。恐怖分子们会刻意研究历史事件。芬尼亚党(19世纪爱尔兰争取名族独立反英运动团体)研究了俄国虚无主义者；原来的IRA特别热衷于布尔人(南非荷兰、德国和法国白人移民后裔，曾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的历史。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专门研究过北爱共和军1919至1921年的暴力活动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阿富汗一个基地组织训练营中曾发现贝京的回忆录。

我们需要学习历史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照搬北爱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模式，然后生硬地用于解决其他冲突。每一场冲突原因迥异，解决办法当然不同。但我已经研究了过去30年里各国政府与武装团体之间的各种谈判，显然这些成功和失败的先例都有模式可循。首先，所有经验显示，如果想要终止冲突，除了和恐怖分子谈判别无选择。前北爱地区警察局长休·奥德正确地指出，“据我所知，没有单凭警察消灭恐怖主义的先例”，武力也无法取得完全的胜利，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彼得雷乌斯曾说，显而易见，在伊拉克“我们无法用杀戮或囚禁的方法清除规模化的反叛运动，它已经牵涉到伊拉克社会的每一根经纬。”如果你不能把他们杀光，那么迟早你又会回到原点，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举行谈判，而不是是否要谈判？

一些学者认为，除了谈判还有其他的终止恐怖活动的方式，但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范例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并不成立。有人说过干掉恐怖运动的领导人可终结运动。但对亚辛的暗杀并没有换来哈马斯的终结，阿卜杜拉·奥贾兰的被捕也没有带来PK K (库尔德工人党)的灭亡。也有人认为，迈因霍夫集团(德国恐怖组织)和共生军(美国加州激进组织)的消亡说明仅仅依靠警察是可以反恐成功的。但将一小撮的中产阶级子弟组成的团体和PLO (巴解组织)、FLM N (萨尔瓦多民族解放阵线)等拥有真正民众支持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实在荒谬。最后，还有人宣称，斯里兰卡显示了军事方案最终可以成功。但这并非事实。拉贾帕克萨总统能够打败泰米尔猛虎组织仅仅是因为，一度被认为是军事天才的猛虎组织领袖普拉巴卡兰被证明是一个“军事白痴”，这是一位当时参加和谈的挪威协调人的原话。如果普拉巴卡兰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试图用常规战的方式击败斯里兰卡政府军，那么现在他可能依然在丛林里逍遥。而斯里兰卡政府军所采用的铲除猛虎组织的手段也非尊重人权和法律的西方政府可以效仿的。最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尚未有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迹象，但泰米尔族人权的政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隐患依然存在。

专制政权可通过肆无忌惮的手段扑灭恐怖运动，车臣就是一个例子。但这只是让问题暂时冻结起来；迟早它们会再度出现。1982年，叙利亚政府军在哈马屠杀了上万平民，哈菲兹·阿萨德认为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逊尼派的反叛，但30年后，他的儿子巴沙尔发现，他的父亲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人类过去的经验显示，如果想要武装组织停止暴力，除了和谈没有多少其他选择。

第四波威胁

2008年2月，从政府辞职后，我曾在《卫报》发表文章说，我们应该和哈马斯、塔利班、甚至基地谈判。不难想象，我因此遭到从前的政府同事们的集体攻击。他们一致坚持，和IR A、PLO谈判还可以接受，新兴恐怖分子绝不在谈判考虑之列。

但是这些所谓的“第四波”恐怖分子真的就那么与众不同，以至于从前对付他们的恐怖行业前辈的经验毫无借鉴作用？确实他们的野心和暴力手段都已经升级。不同于IR A和E T A (埃塔，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杀死几个人的汽车炸弹，他们想要一举杀害成千上万人。但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同样的野心，无论如何，被害者的多少并不会改变恐怖主义的本质。杀害一个无辜者和杀害一千个一样是错误的。新型恐怖分子使用自杀式炸弹的方式以造成更大的伤害，但俄国虚无主义者同样用过自杀式袭击，而自杀炸弹，包括招募女性自杀炸弹袭击者的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泰米尔猛虎组织所完善。

有人说，新型恐怖分子的暴力基于宗教，因此不可能和这些异教徒谈判———用一位前以色列内阁成员的话说就是：“当协商涉及到上帝，上帝从不妥协。”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宗教武装组织比世俗组织更难沟通：并非没有和伊斯兰武装组织达成和解的先例，其中包括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也有人提出，由于这些团体的目标是制造大浩劫，因此他们的要求是无法协商的。确实，没有任何国家政府会同意创建一个全球哈里发，我们过去遭遇的恐怖分子同样提出过不可理喻的要求。没有英国政府会在违背北爱大多数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允许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但和爱尔兰共和军谈判开始后，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准备接受其他的条件。

6年前，我也许遭到政府官员们的一致抨击，但在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开始改变。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和哈马斯协商换取了被绑架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的释放，还有最近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在阿富汗，几个月前，美国政府终于和塔利班达成协议，用关塔纳摩的5名囚犯换回美军中士贝利达尔。甚至连基地组织似乎也并非完全被排除在对话范围之外。

现在我们面对自称“伊斯兰国”的最新极端组织。他们蓄意的血腥行为再次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空中打击，并宣称绝不和他们对话，因为他们和我们曾经遭遇的恐怖组织都完全不同。当然是不同的。他们的暴力行径比基地组织更血腥，不同于从前的很多恐怖组织，他们和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一样占山为王，侵占了大片土地。这一次，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从前面对类似情况时我们是如何做的。我们需要制定长期策略，而不是再次选择本能的反应。应对策略当然要包括安全措施——— 如果恐怖分子觉得自己胜利在望，将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我们也需要回应伊拉克逊尼派的诉求，将前复兴社会党人和前萨达姆军队成员——— 他们才是赋予伊斯兰国真正力量的人——— 和圣战分子们区分开来。虽然在当前IS或许并不想和我们对话，但我们要建立一个对话渠道。如果他们的思想继续得到政治支持，而我们要为这一地区寻求一个持久的冲突解决方案，到了某个阶段，我们将需要以某种方式和暴力的宗教极端分子谈判。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类谈判最初通常不会成功；但在经过多次反复后，双方终将明白靠武力无法取胜。

丑陋双胞胎

即使消除基地和IS的威胁，我们也不能认为可以一劳永逸一举消灭所有恐怖分子；永远会有新的团体和恐怖组织诞生。这是民主制度的丑陋双胞胎，与之共生。如果少数派无法通过投票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候他们就会求助于极端暴力，以此来引起关注，迫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然而，我们总是将恐怖主义视为可以被治愈的疾病。有的专家试图从科技中寻求答案。无人机、丛林探地雷达和电子对抗措施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卓越的反恐成绩，但恐怖分子很快就会找到应对方法，科技帮助他们琢磨出更致命的袭击手段。手机和社交网络的使用让追踪恐怖分子变得更容易，但同样也方便了他们组织袭击，招募新手。对于恐怖主义不存在神奇的对策，我们应该停止幻想。解决方案就在我们已经掌握的工具中———对抗和谈判。成功取决于反恐军事力量和一个政治出路。

过去17年的谈判经历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无论面对多么残酷、原始、难以捉摸的武装组织，绝不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即使是停滞了几十年的中东和平进程，最终也会达成一个持久协议。之前的协议多次失败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失败，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建立在过去失败的教训之上，正如北爱和平一样。所有的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得以解决。如果人们坐等谈判时机的“成熟”，或是坐等历史车轮发挥效力，那么冲突永远得不到解决。如果谈判处理不当，将会失败，因此有必要学习他人的经验。高效地应对恐怖威胁需要政治领导能力、耐心和拒绝向失败低头。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有着更好历史记忆力并准备承受必要风险的政治领袖。

原载：http：//w w w .theguardian.com

原文：Jonathan P ow ell编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