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旧译本的重刊

原标题：经典文学旧译本的重刊

《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庄际虹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28 .00元。

《天方夜谭》，奚若译，叶绍钧校注，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14年7月版，46 .00元。

张治 学者，厦门

我对中国近世文学翻译很有兴趣，过去两年多，承蒙好几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垂询，皆涉及清末民国时期经典外国文学名著译本的重刊选题。我帮着设计了几个方案，有的已经详细到编校体例、首批选目以及整理人选等具体事项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至今都无法开展下去。前些天，听闻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近代名译丛刊”，第一辑入选的书目包括林纾、伍光建、曾朴等人译的西方名著。深感钦佩，真希望从此可引起学界与读书界对这类文本的广泛关注。

我选购了其中的两册，《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与奚若译《天方夜谭》。前者的“四种”，分别是《况义》(金尼阁译)、《意拾喻言》(罗伯聃译)、《海国妙喻》(张赤山辑抄)、《伊索寓言》(林纾等译)，原本大多难得，台湾学者颜瑞芳《清代伊索寓言汉译三种》整理过后三者，在大陆地区也不容易找到。而奚若所译的这部《一千零一夜》篇幅甚巨，译笔亦极有名，复经叶圣陶“校注”，自然益发精良。

我翻读过这两册后，不免以此前所考虑的计划方案来与这套“丛刊”的风格进行对照，觉得后者有些地方可以商榷，在此提出来请教方家。

旧译重刊的底本调查和评价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底本调查”，不仅是知道《况义》就是伊索的寓言故事集，讲得出《天方夜谭》译的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应该向读者指明翻译具体使用的文献来源。比如林纾译的《魔侠传》(列入此“丛刊”第一辑，但目前还没出版)，如果做底本说明，不在于告诉大家原作是《堂吉诃德》，而是如何说明林纾与其口译者陈家麟采用的是PeterM otteaux的英译本(马泰来)，还是T hom asShelton的第一个英译本(拙见原主此说，但也有可议之处)。这种问题颇考验整理者对于原作的认知水平，即使有时未必得出确认无疑的答案，然而非如此不能使翻译中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交流信息得以彰显(附注：此前我在南都发表《新见晚清翻译小说》一文，仓促间未对所见《吹牛大王奇遇记》的晚清译本之底本加以考论，后蒙北大历史系陆扬教授指教，应为1865年多雷插图英译本，他主要依据的就是中译本内页所附多雷绘人物肖像的创作时间)。

具体回到上面这两册，底本问题更加复杂了。《伊索寓言》虽然名之曰“古希腊经典”(王仲远《读伊索寓言随笔》)，但传世的文本并非伊索(假若真有此人)原作，甚至都不是西元前四世纪D em etriusof Phalerum整理的近200篇故事，而是所谓“罗马三脉”(李奭学语)，即一世纪P haedrus拉丁文本、Babrius希腊文诗体本和约二世纪出现的希腊文散体本(A ugustana)。金尼阁在晚明时期的译本，依照的自然是拉丁文本，《况义》第二篇“南北风争胜”，原作本是“风与日争胜”，这篇在“三脉”中仅见于Babrius希腊文诗体本，由此可知金尼阁用的是四世纪A vianus改写自Babrius的拉丁文诗体本。这其实是李奭学已经讲清楚的问题。我以为若要认真整理，应该把各篇逐次如此考证一下，以印证前贤揭示之方法与结论。至于《意拾喻言》，1838年《中国丛报》有篇英文书讯已经揭示底本即SirR ogerL’E strange(1616–1704)的F ablesofA esop andO therE m inent M ythologists。对于林纾译本，这部分调查工作是比较难的。据韩嵩文说，他调查了近百个英译本，也无法确定林译早期刊本中的插图来源。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本不囿于阿拉伯文学，其流传之古本也大不相同，近世英法德各种译本，所据底本即差别很大，各译家学术涵养、文化趣味也多有个性。如纳训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之六卷，底本其实是被称为“洁本”的布拉克本(B ulaq)，删略不少内容，故而有李唯中译分夜本、分故事本来标举“足本”。奚若《天方夜谭》所用的底本比较清楚，他在“译序”里交代过了，是“原于冷氏”的“罗利治刊行本”，即1865年R ou tledg e公司初版的Edw ardW illiam Lane之英译本。至于叶圣陶在校注本中作序说什么“最著名的英文全译本”，不过是自卖自夸而已，假如据此而忽视了R ichardBurton英译本(重情色口味)、John P ayne英译本(故事更多)，乃至J.C .M ardrus的法译本(钱锺书熟读此本之英译本)，以为俱不及“冷氏”，则反而是被这个旧译本遮蔽了视野。

由此可见整理“古译”要做底本调查和评价之工作的意义，即在于公正、准确地描述该译本在输入外来文学之历史中的地位和成绩。中国读者对于这些翻译文学，本来就是多仰慕其“名”，而不明其“实”。整理者都没弄清楚这个译本怎么来的，增删修改如何，插图有什么来历，就难免读者更会糊涂。长此以往，我们到底把外国名著输入了多少进入中国，也难免就都是一笔糊涂账了。

我没看出《天方夜谭》在编校上有什么具体工作可以体现。称作“叶绍钧校注”，似乎有些埋没译者奚若本人的功劳，从清末时期的《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所载此译本以及早期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本各篇来看，大多数注是原来就有的。有些注未免陈旧粗疏，如注“姑娄巴多拉为埃及多利买末代”(页52)，显然不知道C leopatra自托勒密王朝立国起就是他们皇家女性成员的固定用名之一，至于那个末代的艳后，是“姑娄巴多拉”的七世了。叶圣陶给注文增补个英文原名，再做些修改，到这儿也失察(其实此处正文无C leopatra一字，奚若乱译而已)。关于奚若译本的文献情况，有个可能还没调查清楚的问题，即《绣像小说》初次连载时曾说前10则先刊于他报，至于是什么刊物，尚无下落。《丛刊》此本据后来1930年代的万有文库本整理，书前的“出版说明”，对最初发表刊物也只列出《绣像小说》和《东方杂志》，对于难题就不置一词，因此我怀疑整理者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伊索寓言古译合刊》编校问题就更多了。整理者主要在文本上做的工作就是给故事加个小标题，以及遇到在林纾译本中可互见者以“编者按”注出，难道是认为读者自己看不出来吗？《况义》的“编校说明”告诉我们，录入文本依据的底本是戈宝权录本，这在过去倒也可以理解，现存的明抄本都在法国，但是台湾利氏学社已经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009)，《况义》影印于第四册中，找这个书还那么难么？《意拾喻言》“编校说明”甚至没有提到1840年之前还有《意拾蒙引》、《意拾秘传》的译本曾经刊行。至于《海国妙喻》，就算辑抄本可以列入“古译四种合刊”的名目之下，选此书也有问题，因为有接近一半篇幅是与前面这部流行于19世纪下半叶东亚地区的《意拾喻言》雷同的，所以意义上要打个折扣，可以把书名改作“三种半合刊”。林纾与严复两个子侄合译的《伊索寓言》，整理者说初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令我肃然起敬，因为以往看林纾专家们做的目录，在此书只敢标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有第四版，这里看到了初版也在这一年，可惜没说明是几月出的。短短几月间连出四版，则又比“编校说明”中所谓“至1913年已印行八版”要风光多了。有一处我不敢赞同的，是编校者以此译本有300则故事，即为“第一个汉语全译本”。由此而知这个丛刊的整理计划中缺少底本调查和评价的工作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罗马三脉”的流传之下，到17世纪以后西方学者整理《伊索寓言》，的确大概认为307篇挑不出明显的毛病来。但我们现在知道该尊重古代稍晚时期的“伪书”，也将之视为古典的一部分，另外近世又有新见材料补充进来。1984年娄卜古典从书本《伊索寓言》，就把故事编到700多号，这可谓最宽容的态度。1955年周作人根据希腊文法文对照本，译出的是358则寓言；1981年罗念生及其弟子从西方古典文本校勘权威版(B ibliotheca S criptorum G raegorum etR om anorum T eubneriana)合译成中文的《伊索寓言》，因内容问题删去16则故事。至2014年，世纪文景的“日知古典”文库，才出版了王焕生独立从托伊布纳丛书译出的全本。虽然数量是346则，不及周作人多，但来源是西人古典学术传统下勘察得最精炼的一个“定本”。所以，假如真有什么伊索寓言的“全译本”这种东西，那也就是今年才问世的王焕生译本。把这大功劳推给林纾，也太乐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