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成：那时做生意靠信誉，不标价

原标题：赵祥成：那时做生意靠信誉，不标价

赵祥成，93岁，解放前创立祥丰电池工业手工业社，这是他当年的工商执照。

赵祥成的开朗是一种特质，这让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依然能够踏着稳健的步子每天在室外活动。

当然，开朗也让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经商过程中遇到较少的波折。从在电池厂当学徒到自己开厂当老板，再到私私合营的缔造者，赵祥成一直在奋斗。

波澜壮阔的事业在赵祥成的眼里如过眼云烟，这让他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为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我是1921年生的，祖籍湖北宜昌。我们家里有8个孩子。

颠沛流离

打工生活居无定所

我15岁就到武汉太明电池厂当徒弟学做电池，当时电池的主要原材料靠进口，在卢沟桥事变后，原材料进不来了，我们无事可干，1938年我回到了宜昌。

后来，舅父在万县开了一家叫跃华的电池厂，我就到这个厂做了一年多。但是厂里的原材料供应也无法保障，于是我又回到宜昌。那时候开始抽丁当兵，我就到武汉市禁烟督察处的船上做了勤务兵。后来宜昌失守，我随船到了重庆。

我是1939年到的重庆，我所在的执勤船不大，也就50人，基本上都是湖北人。但大家都不想在船上干，主要是待遇低，一个月只有12块法币，如果你想要银元就只有2块，结果陆陆续续走了很多人。算起来，我在船上干了2年时间。

离开后，我与船上下来的老乡都有书信来往，并和他们在窍角沱（现在的弹子石）碰面，五六个人凑了一点钱在那里租了个房子卖小面。当时的弹子石都是草棚屋，我们卖小面的地方就在南洋烟厂旁边，那个烟厂生产的华福牌香烟比较出名。

但是小面生意很快就做不走了，很多人到裕华纱厂去了，那是一个从湖北迁来的企业。本来我也要到裕华纱厂打工，但恰好介绍人出差我就没去成，后来我到了六合营造厂，一家从浙江迁过来的建筑公司，学木工。教我的老师叫陈阿根，我和他到大渡口给重钢修宿舍，结果建筑被炸了，连喝的水都没有了，我们就离开了。此后我又进城当服务员。搞了一年多后，舅父来到重庆，说当服务员没有前途，他当时有几个徒弟在重庆千厮门做电池，就叫我到他们那里去做。

当时电池还是比较畅销的商品，重庆的电池厂很多，但是大部分是小厂，只有4个大厂，如益丰电池厂（浙江迁建，火车牌电池的前身）、神明电池厂（汉口迁建）、天鑫电池厂等。做电池很简单，只要两台机器，其它全手工做，先把锌块压片，再把片子做筒筒，然后手工焊。当时的电池都是现在的一号电池这种规格，主要是电筒用，躲飞机跑防空洞，人人都要用电筒，所以电池很好卖。

创业开厂

率先做胶盖电池

做了两年后，我离开舅父，自己开了一个厂，叫祥丰电池工业手工业社。当时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开厂，就通过打会（注：集资）凑了6000元钱。这些钱是要还的，比如说我向6个人凑了6000元，我就抓阄，抓到前面的就先还，然后挨到还起走，但是只需要还本金，没有利息和分红。

当时我们厂有十多个人，一天可以做100多打电池（12节为一打）。做好的电池都是我们自己卖，主要是批发和销铺子，当时磁器街是有名的卖电池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私人在卖电池。那个时候做生意都是靠往来，就是讲信用，做电池生意也不例外。我们关系好了，可以先卖预货，比如说这个杯子的批发价是1元钱，你先拿钱给我，我就卖9毛8分给你。这样买方也愿意，当时不用打条子，就是靠信用。

当时牌子搞假的也有，那个时候重庆火车牌电池好卖，一些小厂就贴着火车牌的牌子卖，结果反而把火车牌电池卖火了。我们的牌子叫“祥丰牌”，解放后换成了“红旗牌”，之后还出了新产品“新西南”，新西南是重庆第一个做胶盖电池的。

我的厂在右百子巷，就在现在的较场口和平路小学附近，是我自己买的房子。当时我的生意做到了成都、乐山、遂宁。只要买家一来，说好要好多打，好久给他发过去就行了，大家互相信任。当时电池有一年的保质期，在此期间坏了，坏一节可以换一节。那个时候做电池大概有20%的毛利。我们的电池卖2元多一打，比大厂的价格要便宜些，一天大概有几十元钱的利润。

私私合营

是我们开的头

解放的时候，我的厂里只有十多个人，和解放前差不多，因为解放前物价变化大，社会动荡，大家都是在混时间。

解放后就变了，当时大大小小的电池厂有20多个，因此行业里面派了一个军代表叫刘春生，让他来了解情况。那个时候我年轻，脑子转得快，有时间就去学习，每周六雷打不动，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企业搞大。1952年，我和老乡黄道清搞私私合并，他是做金龙牌电池的。我们两个厂合并后，他搞技术，我搞业务。他当厂长，我当经理。合并后，厂房面积大了，工人也增加了，有50多个，产量一天做得到几百打，还专门请了个会计。解放过后，重庆电池行业的私私合营就是我们开的头。在此之后，一些小厂也觉得合并了好一些，所以就挨到挨到合了起来。

公私合营是这么开始的。先是20多家合成了5个厂。我的厂是和华丰合的，合并后有100多人，厂也搬到厚慈街去了。我就在厂里搞供销。1956年11月份，行业进行了一次大合并，涉及几个电池大厂益丰、神丰、华丰、天鑫、神明的合并。其中神明、益丰、神丰合成一个厂，叫益丰。其它的就合成了华丰。益丰生产火车牌，华丰则生产双九牌，当时我的“新西南”还在，但是其它牌子的电池都没有了。这是前期的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的后期，益丰和华丰又合并在一起，改名为双丰电池厂。这个厂就大了，有500多人。

合并后，我先在双丰电池厂计划科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调到供销科。因为我没读过多少书，搞计划不行。而在合并的时候，我的厂盘存下来不到500元钱，主要是设备不多，另外就是原料少。合并过后我就拿工资，80几元，一直到退休。

我1978年在电池厂退的休。那年我58岁，我退了休后，子女顶替我进了厂。我又在外面帮人干了10年，主要帮一些厂买原料。起先我在新华眼镜厂搞供销，买材料。当时搞供销的人都在现在的人民公园碰头交流，我很熟悉就做了很久。后来我又到简阳帮别人搞建筑材料，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是有指标的，所以很难搞。

解放前

小老板也得加班

解放前我是一个小厂的老板，生活一般，我们吃饭都和工人一样，没有区别，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打牙祭那天的菜要丰富些，穿的多是中山服。我买了房子后，就在楼上住家，楼下开厂。当时不管开的厂大还是小，走出去别人都是喊“经理”。

即使谈生意，我也很少在馆子吃饭，一般的往来都在家里，也顺便让客户看看你的厂。当时生意场上有一批人叫庄客，与批发商有点类似，比如说他是从成都过来采购电池的，他就代表几个商店来买货，我只认他，他也只认我，他在当时被称为庄客。在对待庄客上面，个别重要的庄客还是要下馆子，其他的就在家里吃。而当时庄客都住在望龙门的一个旅馆里面。

重庆有个金龙餐厅，在现在的中华路能仁寺旁边，我们经常在那里吃饭，那里有个特色菜——云南火腿，用面包夹着吃。我开厂时就在那里包的席。

庄客以前都要赶茶会，在现在的五一路，当时叫民国路的友仁茶馆。早晨8点到11点，电料帮都在那里赶场。当时还有个笑话，搬运的送货到厂里来，问我老婆我在哪里，她就说到“友仁茶馆”去找我。结果那个搬运就说，“哪个茶馆没有人嘛，都有人”。平时我们没有什么娱乐，因为我们冬天也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但是当时益丰的老板不一样，他的家在南岸马鞍山上，进出都坐轿子。

现在和过去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过去就是讲信誉，也不标价。杀价就在赶场的时候，闷起做，不公开。

重庆晨报记者 许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