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刘玉华和她的孩子

原标题：保姆刘玉华和她的孩子

6月19日，常德市福利院，，“婴儿安全岛”从今年3月份起接到的弃婴激增，仅刘玉华一人就照顾了5个。组图/记者向佳明

6月19日，常德市福利院，保育员刘玉华正在照顾弃婴。

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婴儿安全岛”。去年7月，根据石家庄“婴儿安全岛”两年来的运行和相关调研情况，民政部下发通知，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

截至6月18日，全国有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共接收1400名弃婴、弃童。

湖南唯一的“婴儿安全岛”位于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大门右侧，这是一间用塑料搭建起来的临时性房屋，面积约为七八平米。近日，该岛的弃婴数量成倍增长，已达42名，接近福利院最大承受能力。

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走进常德福利院，关注这里的弃婴与保育员的生存现状，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婴儿安全岛”的未来命运。

在常德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了快5年，刘玉华不想干了。

一方面，福利院从“婴儿安全岛”里接收的弃婴暴增，刘玉华从未感觉像现在这么累；另一方面，工资迟迟涨不上去，刘玉华攒养老金的想法还没有实现。

在福利院的挽留下，刘玉华又给了自己一年时间，正如省民政厅要求那样，湖南唯一的“婴儿安全岛”要坚持试点完这一年。

未来，刘玉华和“婴儿安全岛”都走到了自己的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向佳明常德报道

弃婴突增

这是一个暴雨来临前的下午，天气燥热，壁扇“呼哧呼哧”地转着。常德市社会福利院三楼的一间保育室里，躺在床上的小孩盯着风扇，目光呆滞——由于脑瘫，这名小孩很多时候都保持着这一个动作。

隔壁房间的门被大风一吹，锁住了。头发短到耳朵尖以上的保育员刘玉华急着进屋，她要拿桶子给小孩洗澡，但没有钥匙。

旁边的窗户开着，刘玉华从窗户爬上去，伸手把门锁扯开，然后身躯一沉，从窗户上跳下来。“我今年73岁了，身体好得很。”说这话时，刘玉华用左手拍了拍右手手臂。

放好澡盆，接了热水，一名小孩手里的香蕉还没吃完，刘玉华已经做完洗澡前的准备工作。她走到床前，像清点摆在地上的货物一样介绍这些孩子们：老大今年6岁了，是个瘫子；老二今年3岁多，腿是软的，像没有骨头一样；老三2岁多，经常突然一下就抽筋；老四左手是反着的，动不了；老五才两三个月，先天性心脏病。

这5个孩子，都是刘玉华从常德市“婴儿安全岛”里“捡”回来的。刘玉华已经不记得她去“捡”了多少回，她只记得，第一次是在“婴儿安全岛”建立没多久的时候，“捡”回来的是一个男婴；最近一次是在6月1日凌晨，儿童节。刘玉华说，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6月1日过节，有的家长却在这天丢掉孩子，她觉得这样的家长“没得搞头”。

最初，刘玉华去“捡”小孩时，还会跟门卫室的老头交流一下为什么有家长如此狠心，慢慢地时间长了，她也懒得去交流了。刘玉华曾无数次想过要狠狠地骂这些孩子的父母，但她发现，没有人可以骂，也没有人愿意听她讲这些，更多时候，她都是在房间里对自己说。

和刘玉华同住一个房间的保育员叫黄多英，今年70岁了，她到福利院才20多天。刚来的前几天，黄多英便一口气“捡”了3个小孩，“按照这速度，屋里就要装不下了。”

6月18日晚，“婴儿安全岛”的警报再次响起，这次“捡回来”的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瘫痪。

这是去年10月份以来，刘玉华和同事们第42次从“婴儿安全岛”“捡”回弃婴，其中3月去了8次，4月去了9次，5月去了10次，6月（截至6月19日）去了4次，这4个月她们“捡来”的弃婴占全部弃婴的73.8%。

弃婴们基本上都有身体疾病，唐氏综合征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尤多。有的家长会写一张纸条，告知小孩是否有病，还会留下一点奶粉。最让刘玉华气愤的是，有的家长连衣服都没给孩子留一件。

加薪的压力

刘玉华的家在常德市鼎城区芦山乡。因为拆迁，她家的地都被征收了，同村村民很多都在新建的农场里打工，每天工资有60元。

福利院开给保育员的工资，从2009年的每月580元，经历多次加薪后，目前每月也仅有1100元。

福利院管吃管住，刘玉华平日习惯穿一件碎花布的上衣和一条带深蓝色花纹的裤子，红色的塑料拖鞋比她的脚还短。

工资都被刘玉华存起来了。她想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钱，预期是七八万元，目前已有6万元左右。“工资太低，伤脑筋得很。”

5月，算上加班费，刘玉华到手的工资总计1380元，这让她十分满意。

每个月加薪300元，算到每个被照顾的弃婴头上，仅仅只涨了60元。即便如此，加薪的要求仍未有结果。

“我们有心无力。”福利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说。眼下福利院能做的，是保证刘玉华和同事们的工资不低于常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

按照规定，生活在福利院里的孤儿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元生活补助，刘玉华的工资即来自于政府支付给弃婴的生活费，前提是这些孤儿必须有户口。

常德市福利院副院长梁志勇介绍，按照国家规定，“婴儿安全岛”接收到的弃婴，第一时间不能上户口，必须先登报寻找父母，2个月期满无人认领才能认定为弃婴。

在被遗弃儿童中，绝大部分患有多种疾病，这些小孩必须接受治疗，在没有户口的这段时间里，所产生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全部压在了福利院的头上。

4月份，两名弃婴先后住院，花掉医药费5万元。仅此一项，常德市福利院每年要拖欠医院几十万元。

就在刘玉华准备给小孩洗澡时，工作人员陈军过来巡视，刘玉华趁机询问起装电扇的事情。

每天凌晨3点，刘玉华就要起床给孩子们喂牛奶，但她不敢开房间里的灯，因为这样的话孩子们都会醒来，大哭大闹。所以，刘玉华只能把他们逐一抱到浴室里，喂奶、换衣服。浴室的空间不透气，这让她特别难受。

陈军没有说太多，只告诉刘玉华电扇已经采购了。与刘玉华同时进福利院的人几乎都走了，刘玉华也不想干了，她已经向福利院提出8月份辞职回家，——那时候，她到福利院整整5年。

福利院的领导们不同意刘玉华走，福利院的弃婴实在太多，而保育员太难请。

按照规定，每位保育员需要照看4名弃婴，即便保育员的数量从3月份的8位上升到现在的14位，每位保育员实际照看的弃婴数仍大大超过了规定。每位保育员有4天月假，实际上，今年4月和5月，刘玉华各只休息了2天。

在福利院的挽留下，刘玉华同意再干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她犹豫良久，回答说：“看情况。”

她和它的选择

走还是留？存还是撤？这不是个简单问题

刘玉华家经济压力并不大。她的儿子和孙辈中，有多人在上海做生意。她最小的重孙，也已经8个月了。

包括儿子、女儿、女婿在内，亲人轮番劝刘玉华回家。有一次，女儿甚至叫了车来到福利院，刘玉华硬是不走。今年春节，刘玉华也是在福利院里过的。

子女们奈何不了刘玉华，只好说气话不管刘玉华。

“我暂时还不要他们管。”刘玉华说，她离不开这些小孩。

每次放月假回家，刘玉华每天都要打电话问给她代班的保育员，小孩是否听话，是否吃得下东西等。好几次，刘玉华都梦到她照顾的小孩哇哇大哭，她从梦中惊醒，次日一早就赶回福利院。

小孩都不会说话，但当刘玉华在走廊里远远地叫他们的名字，他们都会双腿猛蹬婴儿椅走过来，冲刘玉华笑，这让她觉得孩子们能听懂她说话。

这些小孩不知道姓甚名谁，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就按照常福X和王安X给他们随机取名：姓常是因为在常德，姓王是因为福利院院长姓王。

只读了小学一年级的刘玉华记不住孩子的名字，便给孩子取了乳名，最小的那个叫“弟弟”，还有一个叫“宝宝”。“我对他们心疼得紧。”

在刘玉华照顾的小孩中，外人很难分清男女，因为男孩可能穿着花布衣服。

衣物显然是不够的，刘玉华已经没有心思来区分男女，哪件衣服谁穿得下就由谁穿。

随着新保育员的到来，刘玉华经常要将她带了许久的弃婴让给别人。她很不舍，每天都要去看几次。刘玉华给了自己一条底线：如果现在这4个能动的弃婴再转给别人，她说什么也不干了。

刘玉华可以说服领导不让她的“孩子”离开她，但在死亡面前，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名弃婴刚来时已经病重，刘玉华带了一个晚上，彻夜未眠。次日一早，这名弃婴夭折了，刘玉华哭了一整天。

刘玉华的丈夫原本跟她一起在福利院（旧院）照顾小孩，2004年得了胃癌，花掉刘玉华积攒的一万多元后去世；她的大儿子2012年也走了，淋巴癌；她的三姊妹中，只剩下她一个了。

弃婴的死，让刘玉华一下子想到这些亲人去世的场景，眼泪喷涌而出。时至今日，每每谈及这名夭折的弃婴，刘玉华都会擤一下鼻子。

对于重病死亡的弃婴，福利院一般交给殡葬场处理，曾经有保育员提出要去送送他们，福利院没有同意。

他们静悄悄来到“婴儿安全岛”，又孤零零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不让送，保育员与小孩有感情，让她们去送是对她们的一种摧残。”陈军说。

是否有必要继续设立这个“婴儿安全岛”，刘玉华和同住一室的黄多英有了争议。

刘玉华说：“要丢小孩的人不管怎样都会丢，有这个岛好些。”

黄多英则说：“有这个岛丢小孩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家长不心疼吗？”

广州“婴儿安全岛”关闭后，湖南省民政厅曾召开会议，指示常德要坚持试点这一年。明年，常德“婴儿安全岛”还是个未知数。

特写

一个来自广东梅州的弃婴

6岁的“老大”有30多斤了，刘玉华抱起他放到澡盆里，几个动作下来，她已汗流浃背。再过一两年，刘玉华恐怕抱不动他了。

老二和老三有一把带轮子的婴儿椅，他们喜欢在房间或者走廊里到处晃荡。刘玉华要时刻留意着他们。老三的一只鞋丢了，她找了好久才在楼梯间找到。

“现在太累了。”在福利院工作了5年，刘玉华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慨。

变化都因“婴儿安全岛”而起。

起初，弃婴们都是由派出所民警或者120急救中心送过来，刘玉华和同事们只需要接收就是了。

现在，工作程序变了，刘玉华和门卫室老头发现“婴儿安全岛”里有弃婴后，再打电话通知公安。

刘玉华有一部黑白款的诺基亚1280手机，这是去年侄女送的。侄女本想让刘玉华自己去买，但刘玉华心疼钱。

这个电话只要在深夜响起，刘玉华便知道，肯定又要去“捡”小孩了。在她的记忆中，这个电话曾在5月份的一段时间内连续响起，最多的一天，她“捡”了两个小孩。

弃婴从何而来？刘玉华甚至福利院都无从考证，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是同事张玉芝照看的一名弃婴，他今年5岁，是3月25日晚被他父母送过来的。

当天夜里，小孩父亲在福利院附近徘徊了数小时，蹲守的记者问他，他遮遮掩掩地说是“走亲戚”。晚上十点多，他把小孩放在“婴儿安全岛”，然后迅速离去。

媒体记者迅速冲上前去。面对突然拦截，这名男子声泪俱下，跪在地上向记者求饶：“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这名男子说，他是广东梅州人，今年23岁，他跟孩子母亲未婚先孕，结果孩子刚一出生，就被查出患有唐氏综合征。该男子说，他到了广州等地给孩子看病，花了30多万元医药费，如今已无法承担。于是，他们坐车从梅州赶到常德，将孩子遗弃在“婴儿安全岛”。

男子趁记者不注意，一路狂奔，跑到路口时，他回头冲着“婴儿安全岛”三鞠躬，然后转身离开。

工作人员陈军常去看望这名小孩，他用常德方言和孩子交流，对方一脸茫然。保育员张玉芝说，小孩听不懂常德话。

陈军也留意到，3月16日，广州市“婴儿安全岛”宣布暂停试点。他说，不排除原本打算将婴儿遗弃在广州的家长，转而将婴儿送到常德。他的依据是——3月份接收的8名弃婴中，有5名是3月17日以后一个星期内接收的。

[全国概况]

32个婴儿安全岛，1400名弃婴弃童

“衢州的‘婴儿安全岛’‘开岛’没几天，就接收了十几个孩子。按照这个速度，一年下来我们福利院的孩子可能就超过百人，远远超过了实际接收能力。”浙江省衢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救灾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提供的资料显示，试点以来，济南、广州等地的“婴儿安全岛”在设立初期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逼近或超出服务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厦门、西安、天津等城市在“建岛”初期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较多，近四个月来接收数量则呈现下降趋势。常德、贵阳、铜仁、太原等城市的“婴儿安全岛”运行平稳，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哈尔滨、牡丹江、绥化等城市儿童福利院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与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差别。

记者还了解到，“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弃童普遍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重度病残患儿比重大，病残程度高，一些弃婴生命垂危。

此外，原本为救治1岁以下弱小生命设立的“婴儿安全岛”，实际运行中都接收了1岁以上的非婴儿童。例如，石家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12岁。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婴儿安全岛”试点以来，确实改善了弃婴被遗弃后的生存环境，提高了弃婴存活率。但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婴儿安全岛”，我国目前开展的试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一般来说，弃婴是年龄较小、且找不到生父母及监护人的婴儿。但我们接收的孩子大部分不是孤儿，多数是有父母的残疾孩子，并且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婴儿。”詹成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