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复仇”的法学大家
原标题：一位研究“复仇”的法学大家
——民国法律人之杨鸿烈
曹 东
关注民国法学，特别是法史学研究领域，我们最不能、其实也不应该绕过或回避这样一位法学家，他将史学、国学与法学融为一体，又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弟子，就连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曾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关于法律史，最好的中文专著是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
的确，作为民国法学大家，杨鸿烈在法律史学方面的贡献，通过他的著作——包括以上李约瑟提到的两本和《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并称为杨氏在法史学领域的“三部曲”——通过在海峡两岸的再版次数，可见一斑。仅以《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大陆出版为例，这本奠定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研究体系和范式的开山之作，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984年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再版，2004年收入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再版。时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标尺。
不过，初读这些专著，总是感到有些晦涩和枯燥。这不仅是读者的体会，也是杨鸿烈著述本身的特点。杨鸿烈在谈到儒家独霸时代时，用专门章节阐述了传统儒家背景下的复仇问题。严格意义上讲，复仇是一个宏大的文学主题，西方有，比如阿伽门农、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等等;中国更多，比如卧薪尝胆、荆轲刺秦、赵氏孤儿，再比如薛刚反唐、呼杨合兵、雪山飞狐，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这些复仇，看起来是文学作品，是故事，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确实真实存在，有些场景比文学作品更残酷。即使进入近代，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复仇在法律意义上，无疑是“不法行为”——复仇现象也未完全消失，民国时期大军阀孙传芳之死，也是“子姓复仇”的结果。尽管如此，在此之前，没有一位学者把复仇问题纳入法律框架内思考分析，杨鸿烈是第一人，至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人。
杨鸿烈通过引用《礼记·檀弓》、《曲礼》、《公羊传》、《大学衍义补》等史料，得出“儒家传统思想都助长复仇行为”以及“儒家复仇的四大原则”等结论。与此同时，又引用《后汉书·桓谭传》、《申鉴》、《魏志·文帝本记》、《晋书·谯刚王逊传》、《梁书·武帝记》、柳宗元驳陈子昂的《驳复仇议》、王安石的《复仇解》等史料，得出“复仇乃是天下大乱，法令失效时的变态行动”、“在相信法治有最高效率的人就绝不应煽此恶风”。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结论之简洁，足以令后人汗颜。
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美国已故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谈到他法律方面成就，一般都很熟悉，比如主持世纪之交总统选举案，弹劾克林顿总统案等;更深一点，是他促进联邦最高法院向保守派的成功转型。但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写过很多关于历史方面著作，说是历史，其实也是法律，是关于法律的历史，比如《最高法院的前世今生》、《大调查:对大法官蔡斯和约翰逊总统的历史性弹劾》等。也正如杨鸿烈所言，“实际上中国法律思想的范围牵涉得很为广大，内容的意蕴很为宏深，问题很为繁多，不是只懂法学而不熟悉史事的人所能窥其究意，也不是专攻历史不娴法学的人所能赏识”，中外皆如此。
当代美国法理学家波斯纳也强调，法律是所有专业中最有历史取向的学科，更坦率地说，是最向后看的最“依赖于往昔的学科”。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批评，也不是愤世嫉俗——当前学术界，有几人的史学功底能与他们这一代人相提并论。1925年，22岁的杨鸿烈从北京国立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研究历史。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可谓盛况空前，大师云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导师”亲自授课，这是中国近代教育乃至学术史上的奇迹，更是真实的神话与传说，特别是具有不可模仿与复制性，一旦远去，剩下的只是回忆，犹如南宋淳熙年间在江西上饶发生的朱熹与陆氏兄弟之间的鹅湖之会。正值青春年少，又适逢大师，以及大师们所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杨鸿烈的国学和史学功底自此奠定。
事实上，在考入国学研究院之前，青年杨鸿烈已与晚年的梁启超有多次接触，并成为梁氏的私淑弟子。
位于北海北沿的快雪堂，清幽雅致，因有清乾隆皇帝御笔“快雪”二字而得名，又因收藏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书法石刻而著名。若不是关注民国法律人，读他们的传记、日记以及书信，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杨鸿烈会在此向梁启超求学。杨鸿烈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谈到，当时梁任公周一至周五住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周末寓居快雪堂，于是有机会在快雪堂多次谒见先生。其实，这就是学术传承，因为梁启超本人就是一名考据学大师。考据学兴盛于有清一朝，主要原因是宋明理学(义理)经程、朱与陆、王之争后达到登峰造极，进而走入死角;同时，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体系、各家学说尤为庞杂，各家有各家的“理”，考据学的主要任务是正本清源，通过考证，发现正直的“理”。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也影响到当时的史学界，王国维、梁启超就是这方面的大师，进而影响到弟子杨鸿烈。
绕了这么远，其实就想阐明，杨鸿烈对史料如此娴熟，并信手拈来的原因。而这些，又正是我们所缺少和向往的，我们不一定要学习考据，但我们应当熟悉历史。杨鸿烈著作民国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