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派”的商道与理想

□于靖园

6月26日,《九二派》新书发布,此书的主角——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群体聚首北京大学,而4个月前,他们也曾聚首于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带来的巨大改变。

被包括在“九二派”群体的那些人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等。这些企业家的名字,早已为世人熟悉。而他们身上印着的“92”数字标签,对如今的投资者来说,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

“九二派”的精神脐带与掣肘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的春夏之交,全国一百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的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远在北京的湖北天门人陈东升也坐不住了。那年,35岁的他已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官至副厅级。可是第二年他就辞职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2派》一书的策划人之一,与“九二派”关系非常密切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认为,陈东升是九二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今,55岁的陈东升对自己显然是满意的——嘉德拍卖已成为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2011年营业额超过百亿；1996年创办的泰康人寿,已是拥有25万员工、6800万客户的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2011年资产3500亿。

陈东升正是“九二派”一词的首创者,他如此定义:“这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在他看来,1992年前后由官员、学者身份下海的企业家都可归入这一群体。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体制。”傅小永总结道。

“所以九二派体现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人生抱负和价值,他们对体制很失望,即便你呆在位置上很满足,但是很灰心。”傅小永说道。“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九二派”的核心特征。”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九二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这些珍珠在中国现代企业家史上成为了夹心的一层。按照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那么以开拓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92派”呢?他们两头都不靠。“可是,这个夹心层的精神气质非常不一样,如果说他们身上有种共性,就是韧性和使命感。”《九二派》一书的作者——《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对九二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采访。

“他们是官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对国家的灾难有很深刻的感同身受,经历过最波澜壮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各个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年代,深受这个年代的洗礼,有抱负,想用未来干的一些事情来报答国家。”陈海说。

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很多体制内的精英觉得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纷纷觉得有其他可能性。在这些人纷纷摇摆、徘徊的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个文件是被‘九二派’,特别是陈东升、毛振华他们最为看重的,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被低估了,他们认为这两个条例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陈海在研究“九二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

陈东升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当成红宝书一样,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

“九二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

有的人“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正是这样一批快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胆量和智慧并存的他们,纷纷成为各自行业里的江湖大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可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成为了落寞的失意者。

陈海在《九二派》一书中用不小篇幅描述的兰世立,现在就在狱中,“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下海”创业前的履历如下:干部家庭出身,毕业后被分配进中共湖北省委；之后被选派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锻炼。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中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头脑灵活的兰世立很快展现出了商业天赋。1992年,兰世立欲将广州“早茶”引进武汉,他在东湖开发区办了当时武汉最豪华的酒楼“东宫”。开酒楼期间,兰世立还办了一家旅行社。2003年兰世立收购了汉口国旅,并因此拥有了出境经营业务,旅游业也被兰世立做得风生水起。

事实上兰世立这时已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2005年6月,他拿到了东星航空公司批准筹建的批文,随即与空中客车、通用电汽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签署了购买、租赁各10架空客A320飞机的合约,总价值达120亿元人民币。

可是,兰世立的好运似乎至此到了尽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星航空和对手们一样,遭受油价上涨和需求锐减的挤压,本已紧绷的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到2009年初,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多次索要租金未果的通用电汽商业航空服务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4年。

“虽然出身官场,从体制中走出,熟悉体制,兰世立终也倒在了体制的怀里。”在《九二派》作者陈海看来,这似乎应了冯仑那个著名的判断,“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在冯仑看来,在国有资本面前,民营企业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描述‘九二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五十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傅小永在《九二派》书中序言的最后提到了美国的历史经验:“那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傅小永认为,“九二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投资者来说,“九二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20年后的现今,关注南巡、关注“九二派”似乎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说道,“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