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原标题：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克拉姆斯科依的“无名女郎”究竟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一位刚毅、果断、满怀思绪、散发着青春活力的俄罗斯知识妇女的典型形象。有一种说法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公；有一种说法是一位演员，因为其背景上隐约可见的建筑物是圣彼得堡著名的亚历山大剧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本文所持：很多人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视觉中国供图

导读

这个故事肯定有它独步的魅力，其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品格与闪光的精神，近两百年来，这个故事总是被不同的国别与不同的人种吟咏与歌唱。在不同的叙述中，本文采取了最接近历史原貌的一种叙述，从这种企图复活历史的叙述中，我们不但能走进这个美丽的历史故事，还能触摸到这个故事中那些纤毫毕现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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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中国作家和一位中国教授结伴，从北京出发，越过北疆，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了很久。

那个地方天辽地阔，是寒潮的诞生地。旅行中看到的东西，比历史书籍中看到的更多。

伊尔库茨克有一条街，两侧是老店铺，满目沧桑之中，贵族时代的痕迹尚存。他们停下来问了一句，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女人街。有人回答。

他们忽然心动。一二百年之前，西伯利亚少有人烟，被流放的人来了，商业活动渐渐兴起。眼前这些店铺，这条女人街，难道与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妻子有关？

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那位作家在她的西伯利亚游记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条街被当地人称为“女人街”，它的意思应当是“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读那篇游记之前，我就在关注十二月党人那段历史。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追随而去，这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时光里，没有被人遗忘，不乏赞美之词。但是，十二月党人妻子在西伯利亚苦寒之地的生存经历和生活场景，却被无意中忽视了，成了人们记忆中缺失的部分。

一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封闭的年月。在我的周围，没人谈论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有一天，教我画水粉画的宋老师递给我一本画册，上面有列宾油画《意外的归来》。

在许多年里，它被当成油画大师列宾为十二月党人画出的不朽之作。我看到的大部分相关文章，都语气肯定地说，它画的是一位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进入家门的那一瞬间。

——老母亲颤巍巍站起来，她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穿着黑色衣服的妻子愣住了，她以为丈夫已经在流放中死去；儿子抬起头来，嘴巴惊喜地半张着，好像要喊出一声“爸爸”；小女儿有些胆怯，目光不敢直视，这表明爸爸走时她还在摇篮，或者还没有出生。

列宾不愧是列宾。这幅画中，人物的目光所向、动作趋势、明暗对比、虚实衬托，都让画面焦点集中于归来的流放者身上。整个场面，处于戏剧性的高潮时刻，此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此后还要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一瞬间表现出来，令人难忘。

可是，《意外的归来》画的是十二月党人吗？那位流放者的形象真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形象？

1825年俄罗斯旧历12月14日，天亮之后，首都圣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上，出现了3200人的队伍，排列为8个整齐方队。一个个俄国贵族军官站在士兵的前面，黑红相间的军服分外醒目。那个上午，他们宣读了重建俄罗斯的几项主张：一是在俄国去除权力、金钱、等级、地位的压迫，实现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的宗教理想；二是让更多的人享受高尚教育，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贵族；三是俄国要变革，建立像北美洲那样的先进社会结构，比欧洲更文明、自由、富裕、高贵。

他们向枢密院宣读的那些主张，很难用一两个词语概括出来，于是根据那一天所在的月份，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我看到的书籍和文章之中，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有元老院广场、枢密院广场、参政院广场，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个广场。这种混乱到1925年结束了，它改称为十二月党人广场。

许多读者读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由此知道了十二月党人运动。诗中描写道：枢密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万平民、官吏、牧师、商人,从上午等到下午，等着看他们与沙皇军队的一场厮杀；也有站在远处的法国游客，指指点点，暗自发笑，革命场景在法国看得多了，都不像俄国军官这样温和，这样讲究风度。

涅克拉索夫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叫做十二月党人运动，自然有他的道理。那一批军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曾在欧洲战场所向无敌，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但他们不搞暗杀，不搞突然袭击，也不肯先打第一枪。他们的军官佩带刀剑，士兵全副武装，好像在展示自己的阵容，也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果受到镇压就会还击。

后来，有人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叫做十二月党人起义。许多年后，这种说法固定下来，成了通用词语。

于是，有人嘲笑这些贵族的起义方法太笨了，几乎等了一整天，等到被沙皇调集了4倍于他们的兵力包围起来才动手，这必然会失败。还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指责他们活动的圈子太小，不懂得统一战线，不懂得发动群众，所以肯定要失败。

人类史上，这样大规模的贵族运动很少发生，有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添加了理解他们的难度。有人反问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

许多年后，有位学者把这一事件描述为十二月党人与沙皇帝国的特殊决斗。那一天等对方准备好了才动手，这体现了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把一场俄罗斯命运之争，看成是他们与新任沙皇的私人恩怨，因为他们是贵族，是殉道者，是圣徒，不想把俄罗斯民众卷入其中，不想把流血战争带给更多的人。

谁的看法更正确，这是在一篇文章里很难说清的事情。

对十二月党人的审判，持续到第二年夏天，5个领导者被法庭判了分尸刑，后来接受沙皇的提议改为绞刑，让这几个人能够体面地死去。行刑后，俄国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祷告式。那天，有个14岁少年隐没在人丛中，为那些贵族革命家的理想主义所感染。这个少年就是赫尔岑，他后来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

十二月党人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铸就的男子汉，他们自愿赴汤蹈火，他们唤醒年轻一代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要洗涤在专制和奴役统治之间成长起来的民众身上的污垢。

大约是读了赫尔岑之后，我再看列宾《意外的归来》，觉得画中流放者的神态气质，并不像十二月党人。

再仔细看看，就看出了问题，从画中小女孩的年龄看，这名流放者离家的时间不到10年，显然在时间上错了，十二月党人中有121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离开家乡是1826年，允许回乡是1856年。那时，十二月党人离家前后出生的孩子，至少在30岁了。

还有，《意外的归来》墙上有一幅诗人舍普琴科年轻时的肖像，与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这告诉我们，画中流放者不像是十二月党人，像是后来被流放的民粹主义者。

有些人是从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知道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那首短诗中写道：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身边，

正像我自由的歌声

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圣彼得堡有不止一个贵族文艺沙龙。许多十二月党人都是著名的青年诗人，他们带着妻子前往沙龙，与普希金在那里相识。大家惺惺相惜，才华横溢，把诗写给每一位年轻貌美、神情高贵的女性，写给他们越来越关心的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浏览他们那时的诗歌，有两种感觉，一是他们写给女性的诗歌更加感人，二是无论前者后者，普希金写得略好一些。

后来，身为年轻外交官的普希金，写出的诗歌越来越不受官方喜欢，被安排到南方荒僻之地任个闲职，接着又让他回到出生之地，过了两年在乡间幽居反省的日子。

据说，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后，新任沙皇召见了这位声誉很高的诗人。沙皇问：“普希金，假如你在圣彼得堡，你也会参加12月14日的事件吗？”普希金回答：“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不会不参加的。只因我不在当地才得免于难。”

其实，在枢密院广场事件的前一天，普希金悄悄离开他的出生之地，去圣彼得堡看望十二月党人朋友。马车在疾驰中，忽然一只兔子跳出草丛，拦在前面。他觉得不是个好预兆，掉转车头回家去了。几年以后，普希金在圣彼得堡沙龙里回忆说：“我要是在那一天深夜来圣彼得堡，肯定会先赶到普欣或雷烈耶夫家里，这样就刚好撞上他们的行动，第二天可能会站在枢密院广场的最前列。”

那只拦阻普希金的兔子，可能真的存在。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俄罗斯政府为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175周年，在普希金的故乡米哈依洛夫斯克村，为曾经拯救过天才诗人的那只兔子，特意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回到1826年的冬天，有两件事情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妻子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追随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路过莫斯科，当地举办的欢迎和欢送晚会都请了普希金。第二件，是到了枢密院广场事件一周年，普希金想起被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写下了《致西伯利亚囚徒》，想请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把那首诗带到苦役地。

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苦役地，大约5800公里。在19世纪20年代，没有火车和飞机，有人坐着马车去，用了五六个星期；有人徒步走去，用了一年时间。

把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不仅是因为它遥远。

早在16世纪，沙皇征服西伯利亚，那里就成了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之地。

与世隔绝的环境，极寒的漫长冬季，野兽比人多的连绵旷野、沼泽和原始森林，让人们对它心存恐惧。这从人们对它的称呼就看得出来：被抛弃的世界、没有围墙的监狱、死亡和枷锁之乡。

十二月党人妻子愿意去西伯利亚苦役地，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并且向政府提出了申请。当这个消息在圣彼得堡传开，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她们不是非去不可。

在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后，俄国特意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十二月党人妻子提出离婚，立即批准。

对于她们，这其中的区别是巨大的：

愿意离婚的十二月党人妻子，可以留在圣彼得堡，留在父母和孩子身边，留在富足优裕的生活里。而陪伴丈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在丈夫去世前不准返回家乡，还要永久取消贵族特权，以后的身份只能是囚犯的妻子了。

更大的问题是她们无法生存。

作家契诃夫曾经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途中遇见了一些流放的移民（比起苦役犯人，他们还算是自由的）。他描述说：

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

自然环境恶劣，男人都很难生存，而她们，那些在贵族庭院长大的女子，在文艺沙龙里温婉动人的女子，在宫廷舞会上花一样开放的女子，到了那里怎么生存？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写道：

在1824至1889年间，大约72万人被强制移民到西伯利亚。在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

历史太遥远，历史被遮挡，历史在湮没。没有人能看到19世纪20年代的原始档案，调查出十二月党人妻子提出前往苦役地的实际申请数量。如果说她们全都提出申请，或者绝大多数提出申请，只是一种善意猜测。

此后近200年里，人们对这些女性的敬佩、赞誉越来越多，越来越相信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提出了申请。人们还容易相信，是沙皇阻止了大部分十二月党人妻子前往西伯利亚，只批准了其中14人。

第一个在西伯利亚见到丈夫的女性是谁？

是俄国著名将军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妻子，前文说到的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

在伊尔库茨克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里，解说员称她为玛丽娅，听起来比较亲切，而那座博物馆的旧址，就是玛丽娅曾经住过的地方。

她还被称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

在接触俄罗斯文化时，我们容易被那些复杂的称谓困扰。比如，俄国作家普欣的《回忆普希金》写道，当时宫廷女官有三个人:普柳斯科娃、瓦鲁耶娃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这让我有些兴奋，以为发现了玛丽娅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但仔细一想，那可能是另一个人。就像谁在宫廷舞会上大喊一声“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可能有不止一位美貌女性回过头来。

玛丽娅那时20岁。她的美貌让人惊讶，“那迷人的眼睛比夜晚还黑，比白昼还亮”（普希金诗句）。她优雅，博学，精通五种欧洲文字，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两年前，她嫁给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枢密院广场事件发生的1825年12月，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的丈夫还没有看到孩子出生就被捕了，最初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涅克拉索夫的《沃尔孔斯卡雅公爵夫人》写到了上面的事情，还写到他们临行前的告别。丈夫告诉她,他要去服苦役。她说,流放也拆不散我们。

玛丽娅直接给沙皇写信,要去苦役地陪伴丈夫。沙皇虽然批准了她，但仍然劝她不要去，去了就没有回来的希望。

涅克拉索夫这篇长诗是比较可信的。他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改编。他依据的正是玛丽娅自己撰写的《玛·尼·沃尔孔斯卡雅公爵夫人札记》，非虚构文本，用法文写成。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说玛丽娅去世后，涅克拉索夫在她的子女那里看到这本法文自传，禁不住跪倒在地，小孩子一样抱头痛哭。在他心目中，玛丽娅是天使，高尚圣洁，放射着光辉。

到达丈夫苦役地的第二天，玛丽娅找到一个地下通道，有士兵手握军刀负责警卫。她哭着请求士兵带她去矿坑。那士兵心软了,点上一盏灯,带她走了进去。有苦役犯人看见了她,喊道:“这不是上帝的天使吗？”

上帝的天使这句话，像是涅克拉索夫加上去的。玛丽亚比较谦逊，不会这样夸耀自己。

玛丽娅在她的自传中写道：

当我走进黑暗的狱室时，谢尔盖迎面走过来，他手脚上镣铐的铮铮声使我惊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一直被锁在镣铐中，这样的严刑使我感觉到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我看到的他使我又激动又难过。我情不自禁地向他跪了下来，先吻了一下他的脚镣，然后再吻他。站在门口的监狱长官平时把我丈夫当作囚犯，这时看到我如此尊敬和爱戴自己的丈夫，惊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四因为错过了时间，玛丽娅没有带走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把那首诗带到苦役地的，是穆拉维约娃，近卫军大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

那一年穆拉维约娃2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像大多数十二月党人妻子，她事先不知道丈夫那天要去枢密院广场，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后来她写了一封信，写给已成为罪犯的丈夫。信中写道：

幸福不可能是永恒的。爱情中有天堂，也有地狱。别悲伤、绝望，这是懦弱的表现。也别为我担忧，我能够经受住一切。你责备自己将我变成了罪犯的妻子，而我却认为自己是女人中最幸福的……请等着我。你的泪水和微笑，我都有权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给我吧，我是你的妻。

生下孩子不久，她就去了西伯利亚。然后有一天，在赤塔监狱，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被带到围墙旁，看见了万里之外赶来的妻子。来监狱探望丈夫前，她有意精心化妆，换上漂亮衣服，还在头上戴了一朵星形小花。就是那朵星形小花，衬托出妻子的美丽娇艳、文雅雍容、飘逸温柔，让丈夫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也许穆拉维约娃真的不该来苦役地。不到3年，她留在故乡的小儿子夭折，年岁不高的父母也去世了。七八年后，她自己成了苦役犯妻子中的第一个牺牲者，那一年她28岁。她死了，丈夫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前往西伯利亚陪伴十二月党人的，不仅有他们的妻子，也有他们的情侣。

十二月党人的情侣，现在知道姓名的就有3位，都是法国姑娘。她们分别叫唐狄、波利娜、列丹久。她们都去了西伯利亚，在监狱里同她们的俄罗斯情人结婚。

有些事情说来话长。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马穿过巴黎凯旋门，感受到战胜拿破仑的骄傲之情。跟在他身后进入凯旋门的俄罗斯贵族军官，却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参加各种文艺沙龙，到启蒙运动宗师卢梭墓前凭吊，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流连忘返，看到了法国人脸上强烈的、不可比拟的自由和幸福。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法国被征服了，但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文明高尚，通过那些俄国贵族军官传到了俄国。

他们以战胜者的身份在法国生活了4年，得到了变革俄国的方向，还得到了法国姑娘的爱情。

其中的唐狄是最著名的一位情人，至今还有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在说起世界上最好的情人时，向往地说出唐狄的名字，为她浪漫、坚贞、受难和牺牲的故事感动。

十二月党人伊瓦谢夫被判刑后，唐狄立刻赶到圣彼得堡。她虽然得到了沙皇批准，以伊瓦谢夫的情人身份前去西伯利亚，但她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又不是俄国公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

俄罗斯只有贵族社会说法语。离开彼得堡后，唐狄语言不通，在茫茫西伯利亚迷失了道路。一名流放中的昔日强盗被她感动，顶风冒雪在她和苦役地之间传信联络，帮她找到了伊瓦谢夫。两个人在苦役地结为夫妇，一起对抗岁月中的苦难。可是，那里气候恶劣，生活贫困，没有几年就摧毁了唐狄。

她倒在西伯利亚不久，她的俄国丈夫也去世了。

还有法国时装设计师波利娜，她的情人是俄国近卫军上校安年科夫。

他们也是在浪漫巴黎，发生了浪漫恋情。那时，波利娜为了不耽误情人的远大前途，放弃了这份感情。当她的俄国情人成了阶下囚，她立即奔赴西伯利亚，然后又等了好久，等来了俄国政府批准她与安年科夫结婚的文件。

他们的婚礼在外贝加尔湖监狱举行。

后来，他们双双死在流放途中，长眠在西伯利亚的千古荒原。

列丹久是巴黎家庭教师，一个年轻的法国女郎。

正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瓦西里·伊万绍夫，有一天突然接到列丹久的求婚信。他喜欢这位性格温和、聪明美丽的姑娘，他们相识的日子里情趣一致，相互尊重，然而两人不同的社会地位，阻碍了爱情的发展。她曾对伊万绍夫表示，不愿耽误他的锦绣前程。现在，该轮到伊万绍夫来表示了，不能拖累纯洁的法国女孩。

列丹久来到伊万绍夫身边。他们结婚以后的日子有8年之久，生了一个孩子漂亮可爱。但是，她在31岁那年，被西伯利亚的残酷气候夺走了生命。

丈夫伊万绍夫在妻子去世一周年时，极度悲痛，猝然死去。

五在一篇文章中，我见到一个名字Pauline Annenkova。文章说她是某位贵族囚犯的法国情人，为了获准到赤塔见她的情人一面，等待了很长时间。在那段时间，她在伊尔库茨克开了一家服装店。现在，服装店的老房子和它所在的小街，居然还在那里，被当地人称为“女人街”。

Pauline Annenkova是谁？这好像是一个俄国名字的音译。我猜想，她可能就是嫁给了安年科夫的波利娜。开一家服装店也符合波利娜曾经的身份，她是法国巴黎的服装设计师，如果让她开服装店，可以有很高的品位。

那时，伊尔库茨克地区还没有发现金矿，人们的生活不富裕，买不起好一些的衣服。她的顾客中，有品位又有购买力的，可能是那些追随十二月党人而来的女人，有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情人，他们的姐妹。比如，别斯图热夫的三个姐妹：叶琳娜、奥莉加、玛莉娅，有可能成为她的顾客。三姐妹与一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后来在新开办的女子学校担任教师。

这样看来，在伊尔库茨克，那条女人街可以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女人街”。

这样说也未必准确，“十二月党人的女人”只能包括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不能包括他们的姐妹，因此，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十二月党人的女眷”。但在彼时彼地，可没人分得那么清楚。

那些女眷来到西伯利亚，建起了小木屋，燃起了壁炉与灯火，让这苦寒之地添了一些暖色。她们送去的食品和衣物，改善了亲人在苦役之中的生活条件，加大了亲人活下来的可能性。

刚到苦役地的女眷们，一周里只能与亲人见面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小时。她们喜欢坐在监狱对面的大石块上消磨时光，趁机与路过的亲人说几句话。有一次，士兵们粗暴地赶走她们，并用枪托打了特鲁别茨基公爵的妻子特鲁别茨尤娅。她们愤怒了，立即上诉圣彼得堡，捍卫自己见到亲人的权利。

有一种说法是，她们时刻关心亲人们的生活情况，终于感化了监狱的看守，废除了狱中一些残暴的制度。十二月党人妻子还提出在狱中与丈夫同居的要求，长久拖延之后也得到了允许。后来，她们还通过在莫斯科的老关系，争取到了许多宽待。

许多人知道，十二月党人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终身苦役，30年后得到沙皇大赦，允许他们返回故乡。

但很少有人知道，十二月党人的苦役犯人身份，在他们到达西伯利亚的第12年，实际上已经解除。

凤凰卫视2012年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沙皇特赦十二月党人，俄国公爵流放西伯利亚》，其中说道：沃尔孔斯基在赤塔的煤矿和工厂经过12年的苦役，沙皇特赦所有十二月党人，允许他们定居西伯利亚，但不许公开活动。

沃尔孔斯基后来把伊尔库茨克近郊的房子，整个搬迁到市内。夫妇二人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虽然玛丽娅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同时，所有获释的十二月党人在贵族亲戚的接济下，建起宽敞住宅。他们开办了榨油厂、采石场、皮草公司，去管理他们开办的学校，或者成为医生和律师。

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生活大有改善。

她们在先前十多年里，以俄罗斯妇女的生命韧性，学会了耕犁、捕鱼，用锥子和麻绳缝补皮装。现在，她们以知识女性特有的启蒙热情，开办最初的学校，出版最初的报纸，设立最初的医院，扶植最初的艺术人才。

伊尔库茨克的面貌，就这样被改变了。

她们的家成了当地的图书中心和音乐沙龙，像一片文化绿洲。

从来缺少自由贵族精神的西伯利亚，有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就有了来自欧洲的礼仪和规范，向文明社会迈出了一大步。

六看油画要看原作，至少要看复制品，这是一位画家的经验。少年时代，我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克拉姆斯柯依《无名女郎》的复制品。敞篷马车上的那位贵族女郎，散发出青春洋溢的活力，以及高贵温婉的人性，让人无法忘记。

许多年后，我读一些描述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文字，往往会想到那幅油画肖像。实际上，克拉姆斯柯依画的是无名女郎，却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十二月党人妻子。

这种感觉来自何处？来自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吗？

诗人涅克拉索夫觉得，十二月党人妻子追随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并非出于女性对男人盲目的服从，也不是为了表现妻子对丈夫的一片忠诚。她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俄罗斯女性中，有一份对男人自由精神的独特理解。

这是一种深入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产生。在十二月党人妻子中，亚历山大拉·伊万诺芙娜·达浮多娃活得最久。她在20世纪前夕去世时，人们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历史小说家索洛涅维奇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它是由俄罗斯女性塑造的。她们不会放弃重塑俄罗斯男人的努力。她们在俄罗斯不是弱势群体。她们的强大是灵魂和体力合一的那种强大。

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俄罗斯，当一个男人遇到困境，离他不远的地方，你就能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比别人精神强大的人，需要比别人更多的精神资源。就像十二月党人，他们不怕苦役，不怕流放，但他们仍然需要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于是，来自女性的温情与精神滋养，削减了苦难对他们的损害。

列夫·托尔斯泰曾感叹道：“为什么俄国作家们的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

我们也可以发出类似的感叹：为什么十二月党人妻子都那么像她们的丈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