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画《红岩》之特务学生捣乱会场
包括我们上海都有，从吴淞装煤过来，到车上扒煤。全国也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和传统里，在一个社区和一个群体当中，总有哥们儿的，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很要好，这个人能力比较大，年纪比我们大，我们都叫他老大。像过去的义和团也好啦，包括陈胜吴广起义也好，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当时刘洪在他们这个圈子里，他是个老大，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是党员了，他和王志胜都是党员了。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呢，鲁南军区就派他们回到枣庄一带，发展——讲它根据地也好啦，讲组织的抗日队伍也好啦，他就到了枣庄，就把过去的哥们儿组织在一起，开始把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了。这个怎么讲法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到火车上搞点东西，但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给他们组织起来，就有目的啦——抗日了，大家要有目标地去做点事情了。这个时候才由少数人组织成了铁道游击队。
我们总共去了五次鲁西南，每次去大概两个月吧。因为《铁道游击队》到底十本，有些场景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搜集得完整的。当时都是靠画，到实地去写生。我们在枣庄生活一段时间，又在临城铁路上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又到微山湖也生活了一段时间。山东那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出圣人的地方，孔子啊、孟子啊，都是他们那一带的人，所以那边在文化上，儒家的影响比较大，老百姓都很客气。你到农村，到他们家里去，尽管他很穷，他一看到你来了，非常客气：“来啦？屋里坐，我烧茶给你喝。”到临走的时候：“可要零钱使？”问你要不要钱用，事实上他们穷得嗒嗒滴啊，那是作为一种礼节。这是他们很有特点的民风。还有一点，山东啊出水浒，拔刀相助，讲义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具备这两种性格。这个我看跟他们铁道游击队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基本上在临城生活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因为津浦线跟临枣线的一个交会地就是临城，北面是兖州，南边就是徐州了，是属于津浦线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韩庄啊、沙沟啊这一带，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去都要到那个地方。
1955年顾炳鑫先生创作的《渡江侦察记》采用素描的手法，您在美院读的是西画，但这套书却采用传统的线描手法，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据说程十发先生对绘画手法曾做过具体的指导。
韩和平：这个有两点。一点就是，当时我学的是油画，我们不叫油画系，叫绘画系，绘画系当时以素描、油画为主，但是要学点其他的东西。当时江丰提出民族形式，就是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搞单线白描，因为它交代清楚，老百姓习惯了，一看就懂了，这个东西是中国民族的东西。这个我学过的。上课就是模特在那里，不管是裸体的还是穿衣服的，用线描给它表现出来。我们学校有这种老师的。当时我的老师有潘天寿、吴茀之，还有从鲁艺来的、从延安来的，他们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到出版社以后呢，程十发，程老么国画家咯，他在这方面相当有造诣的，他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很有名了。在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受到的艺术思想的指导，就是如何用单线把一个画面表现得充实，所以当时我就采用了这种形式。还有呢，跟程老对我的指导也分不开的。开始勾线的时候，由于画到火车啊、轮盘底下，我呢喜欢用点黑的、阴影的东西，程老讲，这个不对，他讲应该用线条造成一种灰调子，比如席子啊，给它编好，不是变成灰的了吗？树叶、花草、房子的砖头、篮子等等，他说要采取这种方法搞。这样作为一个单线的画面呢它比较协调，不会一块黑跳出来了。他当时正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插图，也是单线的，在1959年德国莱比锡国际书展上得奖的。用线条表现阴影，这个东西在建国以后连环画里可能是首创。后来人美的连环画基本上都是这条路子了。我感觉白描连环画发展得最好的是贺友直，他画的景啊、人物衣服啊，线条组织得非常好，在视觉上看起来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他对人物的刻画较概念。因为我是学校出来的，学过素描，对人体结构、对面孔的结构，我是比较有一套的，结构比较准确，很到位，这样人物画出来比较厚重。所以我画的面孔啊，画的人都很立体，包括画手、画衣服，这点他们公认的。
《铁道游击队》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与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刘继卣的《穷棒子扭转乾坤》、王叔晖的《西厢记》、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五种被评为一等奖。而在“文革”中又被打成“毒草”，您因此受到什么冲击吗？
韩和平：对，我受了冲击啊，主要是因为《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回，叫“掩护过路”，里头那个胡服就是刘少奇。因为有这个东西，就必然说我们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啦。当时还不敢把胡服画成刘少奇的样子，我画的是一个胖胖的、戴着个八角帽的延安来的干部。刘金山讲了刘少奇过铁道线时候的一个情况：过路的时候有很多延安来的干部，还有女干部；当时铁道游击队的队员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别着枪，在铁路和岗楼里面都站好；刘金山和李正引导着他们去，刘少奇骑着马过去，刘少奇非常客气，但是底下的人，照他们讲，简直是不像样，尤其那些女干部，就说：“你们站得远一点！这是中央首长！”当时他们队员都气得要死啊。鲁西南的人，你要是客气，他对你百倍的客气，你不要摆这个架子啊。还讲粗话呢，女的啊。现在有个电视剧叫《亮剑》，比较典型，当时部队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文革”时我真正受冲击是因为别的事情，没有牵涉到这个《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因为毕竟那是两个人的创作。打成“毒草”主要还是小说，连环画受到的影响不太大，微乎其微。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出版以来，再版二十多次，重印近五十次，累计发行三千六百多万册，据说是中国连环画出版史上再版次数最多、印数最高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您当时拿了多少稿费？后来再版呢？
韩和平：嘿嘿，没有稿费的。当时一分钱稿费都没有的，就是拿工资，我是属于文艺七级，当时一百十七块钱，已经算高的了。我画的《二渔夫》是拿到稿费的，那是业余时间画的，不是在办公时间画的，那叫外稿，业余的。再版以后，现在我也稀里糊涂了，给我么我就收，不给我么我也不去要。
从1964年开始，您又和顾炳鑫、金奎、罗盘等先生合作创作《红岩》连环画，当年出版了第一、第二册，1965年又出版了第三、第四册，但第五到第八册却要到1980年才出版。是画完了没出版，还是当年没有画完后来补画的？
韩和平：当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画了六本，出了四本。后来最后两本是我跟罗盘搞的，我们又到四川去了一趟。我们在四川碰到《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跟杨益言，他们两个都是从白公馆、渣滓洞突围出来的，解放以后就写了《红岩》这部小说。重庆当时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的情况在全国来讲，比较有它的特点。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把重庆做陪都，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全国的大专院校、名牌学校都迁到西南，都在重庆、昆明一带，像闻一多、李公朴啊都在那里的。当时民主人士和大学，从五四以后，他们的民主思想、反独裁那些，在重庆表现得比较有特色。知识分子多，当时的地下党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占大多数。所以你去看《红岩》，那种缠绵的、抒情的、浪漫的、小布尔乔亚的东西特别多，你看写江姐、写刘思扬——刘思扬就是罗广斌自己的化身。在重庆，我们跟罗广斌他们见面。当时困难时期啦，看他穿了一件淡咖啡色的大衣，戴着个鸭舌帽，一股子的属于知识分子偏上的这么个档次，坐在那里香烟一根一根不断的——而且这个香烟不是抽完的，留了很多就按掉。所以，你说他受了苦吧，这种特权也蛮厉害的。他哥哥是国民党里面的，很复杂的。《红岩》给我的印象，是个悲剧。像《铁道游击队》就不一样了，武装到农民，面对面的，打出一个中国人的气派来。所以我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铁道游击队》。说老实话，我是凭着我的技巧，凭着我的理解，尽力把《红岩》给它画好的，但要说喜欢，我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我从头画到完，就没感觉里面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什么重庆大学红旗特务咯、沙坪书店咯，那种小打小闹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大气派。就是儒党，搞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不是那种提着头闹革命的豪气。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您画了多少种连环画？您自己如何评价《铁道游击队》在您创作生涯中的地位？从2006年到2008年，您又用油画的方式重绘十二幅《铁道游击队》，您为什么在半世纪后再次创作这部作品？
韩和平：我记不清了。我看看，可能有记录，不是我记的，出版社记的。（韩先生翻出一本书，书后附录列了他的作品。）三十多种。
从我自己来说，有四本东西，在我一生中来说，等于是画的四个时代。第一本《铁道游击队》属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题材；还有就是画的《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就是大革命的时候，工人运动，后来上井冈山，这是一个时代；还有一本就是《春蚕》，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一个缩影。这是三个时代。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观念，等到我画《刘少奇同志在安源》，我到萍乡去体验生活，翻他们的档案，原始资料，当时在安源有关方面的记录，对我的震惊还是蛮大的。当时还不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成立，北伐还没成功，那个时候很宽松的，包括当地的士绅和工商业者，都很同情工人。所以工人开始要为了生存，希望多加点工资，改善改善生活——因为他们太苦了——没有得到商会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当时所谓的政府的支持，所以安源它能够起来。党就派刘少奇、派很多共产党人过去了，就把它的经济斗争拉到了政治斗争上去了。后来它的工会在当地已经是说了算的，基本上政府和矿上已经没有权了，都听他们工人俱乐部的指挥了。到这个时候，用我们的讲法，才有反动派的反扑啦。反扑以后，这些人没办法了，恰巧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就上了井冈山了。从此，在那一段时间，安源煤矿基本上是没有生产了，那么几万个工人，到后来吃什么呢？怎么生活法？这个对我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讲革命就是那么美好啊，就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想，回家就表现工人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我重点是描写这个东西。所以这三本书，是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东西，对中国现代的历史基本上我清楚了。（您刚才说四本，还有一本是《红岩》吗？是解放战争？）嗯，《红岩》。
《铁道游击队》我当然很喜欢。从艺术角度上讲，我最喜欢《春蚕》，因为我画这本的线条等各方面比较成熟了。这是我成熟的作品，是“文革”以后画的。“文革”刚一结束，我画了一本叫《淀上飞兵》，白洋淀，这个有《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痕迹，也是画得不错的。
用油画方式重画《铁道游击队》算是拾一个年轻时的梦。因为《铁道游击队》的影响有一点的，按现在来讲，粉丝也很多，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包括我农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希望我用色彩表现《铁道游击队》。在他们的鼓动之下，我就画了十二幅。单线的连环画呢，当然有它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太秀气。当时的斗争气氛啊，你要完全用单线，当然也可以表现，但不是很充分，所以我就想画画这个东西。鲁西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荒凉啊，线条画出来不大看得出，对吧？但是实际到那里，是很荒凉的，树也很少，房子都是泥巴夯着弄出来的，非常简陋。我想，画这个气氛得给它用点色彩，所以我就画了十二幅。 ■
封面韩和平像：李媛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