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需要塔可夫斯基？

原标题：谁还需要塔可夫斯基？

塔可夫斯基（1932-1986）

《牺牲》剧照

孟潇

北京国际电影节虽已落幕数周，但其展映的塔可夫斯基电影作品，以及北京观众对这些作品截然不同的反应，却值得细细玩味。日前已故导演吴天明的《百鸟朝凤》以制片人方励的“一跪”求得更多院线排片，影市的过度单一化引起了人们的警惕：我们的电影市场是否为了票房，过于容忍垃圾快餐？过于苛待诗意表达、个体探索和真诚拷问？过于压缩后者的生存和展示空间？仅仅因为后者的观众比前者的数量少吗？那么这种“少”的观众，是怎样的观众？为了这样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建立专门的艺术院线是否已需列上日程？

冗长晦涩的大师？

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在他某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晚上我看了科克托的《奥菲斯归来》（电视）。大师都到哪去了？罗西里尼、科克托、雷诺阿、维果在哪里？大师们——他们的精神贫乏吗？诗歌到哪去了？钱，钱，钱，还有惧怕……费里尼害怕了，安东尼奥尼害怕了……无所畏惧的只有布列松。”他热爱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少女穆谢特》，伯格曼的《冬之光》、《野草莓》、《假面》，还有黑泽明、卓别林，和沟口健二。他书写着“精神”、记忆与“诗”，而与他的“精神”、记忆与“诗”的语言相反的，是“钱”与“惧怕”。他说，“电影从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道德行为”。

天哪，在“艺术无关道德”的言语逻辑中，在“电影工业”的资本逻辑中，在“极权社会”的惧怕逻辑中，塔可夫斯基简直是反艺术、反电影、反社会的典范。我的一个电影朋友在看完塔可夫斯基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牺牲》（1986年）后小声跟我说，“这也算大师吗？冗长晦涩的大师？”这个提问式的表达非常坦诚，正像那些中途就离场的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选择承认心中神坛的溃散。

这已经不再是那个排着队购买西方文艺论丛的“八十年代”了，人们不再惊慌于那些未可知的精神深度，不再掩饰自身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弗洛伊德的隔膜。那个51000人手捧《存在与时间》精神极度贫乏的时代景观已消弭于参差多态的此刻世界。尽管于这片土地，参差多态的此刻是艰难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不安的土地里长出自身的语言，选择忠于自心的真实，坦承一种物的躁动。在此刻，塔可夫斯基那里的物与精神的紧张对峙已渐次模糊。而“大师”，这个最初是尊称佛祖、敬称德高之僧人的名号，本就与实在界的众生拥有着现实的间距，无论落在哪个活人身上，都是可怖的神话。好在，塔可夫斯基已经逝去。这个名字，在他独有的时光与时间中，已承得起任何世代的不屑、不恭，甚或忽视。

精神与诗的单独者，在现实中相遇

塔可夫斯基，让那些偏执于精神与诗的单独者，在现实中相遇。他们数量不多，但也足够了。这里，我也没法掩饰我对《牺牲》的喜爱。这是一部让我通彻、清醒的片子。北京国际电影节非常规的密集放映让我有着生理性的困倦，怪异的是，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是对我的一次叫醒，而《牺牲》让我全然醒来。我喜悦于坐在那些安静的、留下来的人群中间。大片林地，是最初的时间。风通过草地的声响，纯粹。火裂木质，脆响细索如神谕。六岁的小儿子躺在他们一起栽种的枯树下，望着天，问：“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为什么呢，爸爸？”这是《创世记》的“太初有言”，这是约伯或者亚伯拉罕的献祭，也是塔可夫斯基留给这个充斥着核爆与战争的世界“最后的信”。他在“信”的结尾说：献给我的儿子，希望他拥有希望和信心。

在豆瓣电影《牺牲》的条目下，有3035人做了标记，其中约有2600人喜欢这个有着149分钟的电影。在1013条短评中，看见我的朋友围马说：“大师级闷片是用来催眠的。偶尔看部，足以自窥局限和无知。第一次看老塔最后一部作品《牺牲》，难以企及的有力道。深沉的镌刻诗化，将人类伤痛浣洗成孩童和永恒的初生。天地融于水火之间，生灭轮回始于人心。留着这一份遗言，足以回光返照。”而观看《牺牲》，之于围马，更私人的结果竟是，他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有了一个神奇的触动，那就是下周要请他爸妈来京，带他们一起玩。他说，“这份告别信太有力量了。”他感到整个影院都在震动。

而更多震动人心的记录来自陌生人，那些字句标记着每一个真实的个体与塔可夫斯基《牺牲》相遇的那些令人震颤的时刻。通过阅读，我与他们凝结，彼此照见：

“那些美哪去了？自然的魅力哪去了？花园里留下的，只有被侵犯过后的痕迹。”这是主人公亚历山大在林地中的絮语，他把人类生活描述为“侵犯”。

“所有为生活所不必须的就是罪恶。这是对安逸的宣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全部的文明，由始至终就是建立在罪恶之上。我们达到一种不和谐，一种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极不平衡…… 你明白，我们可怜的文化，或是说，我们的文明，它患病了。”塔可夫斯基留给世界的诊疗书在林地的风声中开散。

“烧完房子后，看着他被送进白色十字车自己爬出来，又进去，又出来，自己又进去，很是不忍。最后看到孩子安好，去淋树，能开声说话，总算还有希望。”这个不断从车里爬进爬出的场景，我也记忆深刻。揪心，再一次。

“《牺牲》像是一份礼物，同时也是一份祭品。”是的，也感到被馈赠。

“默祭：面对世界，应不发一言，以往祭生。”不发一言，此刻。

“好看得要疯了。……晦暗，光线被一点点抽走。天要黑了。天亮了。葫芦庙着火了。时间开始时是水。”知觉意识如此准确地抵达，想必是个细腻的姑娘吧。

“如果每天做同一件事，世界会悄悄地变化。”“不断地给一棵快要枯死的树浇水，这棵枯树必会重生。”这是信的力量，如同箴言。

“对于表达不可表达之物、之情不容置疑的精准和笃定，我确信这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永垂不朽的能耐。”不可表达之物，不可表达之情，在言说与不可言说之间。

“自然光摄影令人惊艳，而故事本身更像是一个慢速讲述的隐喻。高度弱化的情节似乎被美学特质所压制，有些困惑这是更接近还是更远离电影的本体呢？”这个问题本身的精神性就让人愉悦。

“镜头运动严肃圣洁得一塌糊涂，置身太初之境，场面调度形式感强得更像戏剧。屋子烧空后女人瘫在水洼边，顿时代入一种献祭的哀伤。马太受难曲。”严肃圣洁，对，就是这样。于今世，“严肃圣洁”，到底还有没有自身的位置？内心的庄严，因稀少而珍贵。

“水，既是生命也是死亡，或者其实它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一种密集，一种流动，一种宁静，一种最根本的期望。它是墓穴也是子宫，它是柔软，是睡，是安息本身。牺牲或献祭，能否让一切回到原初？能否让恐惧和荒唐熄灭，重归初诞时的宁静？无论如何，最后的光芒并不来自于太阳，而是粼粼波光，这就说明一切了。”塔可夫式跃动的句子，也在闪光。

“这是创造者的末日情节，也是哲学论文——尼采式的绝望，自由意志的沉沦（日本、澳洲都像是逃走和示弱），语言学转向。最惊人的还是他用这么高的强度坚持自己认为必要的艺术形式，神圣的戏剧感，就像结尾用椅子搭出的积木，以及大火。这是创造者的自由，是他给出的希望和安慰，像宗教和酒一样。”激动人心的揭示，如酒神宣谕。

“三博士来朝、约翰福音、核战。80年代末的患病导演将疾病的隐喻投射到世界战争的担忧……”宗教画，经文，人类共有的困境照见命运。

“镜头从（达芬奇画作）托举乳香的博士一路向上，略过圣婴和圣母，最终落在一棵树的树冠上，正与正片第一个镜头中亚历山大和他的儿子手植一棵枯树相连。伴随着镜头移动的，是巴赫最著名的作品《马太受难曲》中的女中音咏叹调《我的神，由于我所流的眼泪，请垂怜我》。通过展现这样一幅图景，影片的意味其实已经在隐约之间渐而明朗起来：《牺牲》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现代背景下的古老故事，一个视受难与救赎为一体两面的信仰寓言。”以言语描述镜头连接起的画作中的树冠与父子二人手植的枯树，还有巴赫的音乐，意义在这些言语的描述中再次降临。

这些由塔可夫斯基的《牺牲》带来的汇聚，拥有着精神的通路。这样的连接也近于诗。这次汇聚使我明白，对言语深度的偏执，对精神性的迷恋，虽稀见，却并不单独。在此刻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与惧怕的逻辑之外，总有一些人，正源源不断地，汇聚于塔可夫斯基的精神、记忆与诗的逻辑之中，像那些在影院中睡眠的人一样，安然于塔可夫斯基所创制的时间。他们在“索拉里斯星”上，彼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