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斋：见证土山湾画馆的辉煌
刘德斋
土山湾画馆存世逾百年，先后有多位中外人士主持，如范廷佐、马义谷、艾而梅、刘德斋、潘国磐等。其中，刘德斋是执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一位。从1880年到1912年的32年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德斋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学习的。
张伟
土山湾画馆存世逾百年，先后有多位中外人士主持，如范廷佐、马义谷、艾而梅、刘德斋、潘国磐等。其中，刘德斋是执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一位。从1880年到1912年的32年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德斋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学习的。
刘德斋的作品现已知的有董家渡教堂中的守护天神画像，圣依纳爵、圣亚纳、圣德肋撒等画像也均为他所作。可惜，这些作品在“文革”中都被毁于一旦。
刘德斋家世探源
刘必振，字德斋，号竹梧书屋伺者（其师刘子逸先生设馆于竹梧书屋，故刘德斋自号“伺者”），以字行。1843年3月31日出生于常熟罟里村。刘家原籍徽州歙县，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第二十三世祖刘鹤皋率族迁居常熟东门外五里墩，不久又移往罟里村，鹤皋公遂被尊为始迁祖。常熟是天主教在明末江南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刘家在罟里村算是一个大族，很早即开始信教，具体时间虽已不可考，但至迟自第二十八世祖刘庭辉起，即世代信奉天主教。刘庭辉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圣名类思。刘家的西厅即为一小天主教堂，名“有原堂”，源于“万有真原”这四个字。
常熟刘家虔诚信教，对传教事业也多有贡献。1847年3月，法国耶稣会梅德尔修士在上海徐家汇地区购置了第一块土地，开始建设耶稣会住院，其经费就来自常熟刘家，即刘德斋的祖父辈。日后，徐家汇和土山湾地区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常熟刘家的首助之力功不可没。正因为有着这样一层关系，1860年刘德斋躲避战乱，从常熟逃到上海，落脚地才会选在徐家汇；而徐家汇的耶稣教会也及时伸出援手，接纳刚满17岁的刘德斋，安排他到徐汇公学读书，并进耶稣会初学院学习，然后跟陆伯都学画，直至执掌土山湾画馆，奠定了他一世的人生走向。
刘德斋的教学活动
刘德斋是执掌土山湾画馆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一位。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刘德斋即随陆伯都学画，他先学中国画，后改学西画，以画水彩风景而知名。画馆毕业后，刘氏一度曾任土山湾孤儿院图书馆的主任，并兼任画馆老师。后由于陆伯都体弱多病，刘德斋作为陆修士“最好的学生” 逐渐代他管理画馆的工作。1880年6月，陆伯都因肺结核病恶化而逝世，刘德斋正式上任，执掌馆务直到1912年，而这30余年间也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目前所知出自土山湾画馆的名人，几乎都是在刘德斋担任主任期间在画馆深造的。
土山湾画馆遗留的文献很少，其教学生产的详细过程今天已很难复原，但通过近年发掘出的一些残存史料，我们还能从中了解一二，而这些史料所涉及的也基本都是在刘德斋执掌期间。画馆以孤儿进馆时间为序分级分班上课，教学方法采用工徒制，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教学十分严格，画馆的整个学画过程长达六年。新入画馆的学生练习画线条就要学半年，从直线、横线、斜线一直到弧线、圆圈，要能用粗细、深浅、疏密等不同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特别是要画出物体的质感来。等线条画熟了，才开始画石膏几何模型，临摹宗教名画，学习钩稿、放大，并外出写生，画人物模特。到第五年开始学水彩，有出息的，最后一年才让学油画。学生还要学习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及练习体操和唱歌。一年考试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时各位神父均会到场，十分隆重。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满师后则可计件享受薪酬。画馆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的尺寸大小和难易程度定价，而又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因油画复杂难学，绘制时间长，而当时画馆只有王安德、范殷儒、徐咏青等7位师生能够承接油画订单，故常常供不应求。他们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各类中外博览会，屡获奖牌。由于最初执教画馆的是范廷佐和马义谷，后有人据此认为画馆教师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此实不确。在画馆任教的其实大都为中国人，现存的几张画馆教学照片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已确知的就有：教授油画的王安德、范殷儒，教授素描的王思福、李德和，教授勾稿放样的温桂生，教授书法的姚子珊等等。擅长素描、精于水彩的刘德斋则长期担任画馆主任，统率全局。
刘德斋从1880年到1912年长期执掌画馆，既亲自教学，又管理协调，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画馆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主持制定切实详尽的学习章程；按照各人的天赋条件和领悟能力因材施教；在承接对外订单时，也依照各人不同的水准和名声，定出不同价码。为提高学生水平，扩展学生视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龙华、外滩等处写生，还带他们去新创办的美术学校观摩；并为学生争取尽可能高的待遇；为同事和学生的家事、婚事尽心尽力，排忧解难。刘德斋还十分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主持编撰了不少著作，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有《画馆记略》、《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画馆绘镌录》及《画馆中兴记》等，除《绘事浅说》和《铅笔习画帖》由土山湾印书馆公开出版外，其余几种均未见有人提及，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中也未见著录，很有可能并未正式出版。当时海上画坛的很多著名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如海上画派的开创者任伯年就是通过刘德斋接触到西洋绘画的。19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刘德斋过从甚密，在他的影响下，任伯年学习素描，也画过人体模特，任使用的3B铅笔，也得自刘德斋，任伯年因此而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任伯年的人体模特写生，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明显不同的习画技法显然正是从刘德斋那里学过来的。土山湾画馆的学生在进入第五学年时就有这门课，叫“画真人稿”或“打小囝活样”，翻译过来就是人体模特写生。这也说明，任伯年当年从绘画理念到具体技法，都受到刘德斋的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刘德斋也带领画馆的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艺，并画有圣像白描，以中堂形式挂于教会场所。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刘德斋所绘《家庭垂训》等图，正是这样的白描中国画；而他早期所绘的《中华圣母子像》，也是综合了中西方文化元素的作品，人物面容虽是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特征，而所着服饰则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其实，除了任伯年之外，刘德斋与当时其他海上画家也都多有交往，如“海上三任”之一的任薰，甚至还为画馆绘制过《利徐谈道图》等作品。任薰在肖像画上有很高成就，形象刻画精妙入微，善于传神，土山湾邀请他绘图绝非偶然。其他像以人物画著称的沙馥、知名山水花鸟画家陆韵樵、陶松溪、汪仲山、陈伽仙等等，也都与画馆和刘德斋个人有所交往，而徐咏青、张充仁、顾言等土山湾培养的人才，与上海美术界更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土山湾画馆与海上画坛的互补关系以往一直缺少研究，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有关刘德斋的生平活动，鲜有文献可资引证，近年发现的一张照片，记录了他70虚岁生日之际和画馆新、老学生在百步桥合影的瞬间，弥足珍贵。百步桥位于龙华，当时有河直通徐家汇，教会中人经常泛舟郊游。刘德斋这天正是借此宝地举行七十大寿的生日宴会，围绕四周的除了个别几位教师如安敬斋外，都是他的新、老学生，其中后排右一戴圆帽者即为其得意门生、民国初年以画水彩画和月份牌画而出名的徐咏青。这张师生合影照，非常难得地为后人保留了土山湾画馆当年的盛景。
经过一百余年的岁月磨洗，当年画馆师生的绘画作品现在已难得一见，只能根据零星记载和残留的少量历史照片、书籍插图来依稀回想他们辛勤创作的情景。1887年，土山湾慈母堂刊印出版《道原精萃》，全书共7卷8册，每卷均附有木版插图，共有图像300幅。此书就是由刘德斋率领画馆学生绘制插图，刻版工匠也是由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培养出来的美术人材。《道原精萃》一书中的插图，代表了土山湾画馆全盛时期的神采风貌，我们从中正可了解、欣赏刘德斋及其画馆学生的绘画水平。
当时类似《道原精萃》这样的书，还有1892年出版的《古史像解》及1894年出版的《新史像解》等著作，均为用图像讲解《圣经》的书籍，前者收图107幅，后者收图103幅，皆由刘德斋率徒所绘。其中，既有画馆油画第一高手王安德的手笔，也有刘德斋本人的作品。这些图书已成为后人考察土山湾画馆的珍贵文献。
一般来说，画馆的活动多局限在教会之内，绘画内容也以宗教题材为多，1910年，他们参展南洋劝业会并以教外人物肖像画等荣获多枚奖牌，当是少见的例外。1910年6－11月（宣统二年四月至十月），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召开。全国各地除蒙古、西藏、新疆外，二十二个行省全都提供了展品。会场展馆总数达32个，陈列的展品达一百多万件，分二十四部、四百二十类。此外，东南亚等国和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也多有展品参展（不参加评奖）。整个博览会历时近半年，参观人次达30多万。其规模与影响，实不亚于世界博览会。土山湾方面获知相关信息并准备参展已是1910年7月，此时劝业会早已开幕。当时刚上任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院长不久的法国神父步云程执意想借此扩大土山湾的影响，经过一番周折，劝业会方面考虑到土山湾的名声，同意他们中途参展，条件是因品物甚多而场地窄小，希望控制展品的件数和面积。鉴于此，步云程神父决定：铜铸木器，概行不送，全部由画馆方面来挑选展品。于是，画馆主任刘德斋便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主角。他很重视这次机遇：为熟悉劝业会的情况，他想办法借阅了很多相关的书；挑选好展品后，他又亲自撰写展品目录和说明书，还为每件展品标上了出让价格；劝业会官员来湾审查展品时，他亲自陪同，还主动带领他们参观画馆。到劝业会闭幕最后评奖时，由于土山湾画馆选送的绘画作品技艺精湛，整体水平较高，因此获得了多项奖凭，作为一个统一的出展方，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可以说大获全胜。以往论文在谈到土山湾参加劝业会并荣获奖牌时，大都语焉不详，无法说清。笔者在这里略作梳理。首先须理清劝业会的评奖等级。南洋劝业会共分五种奖项：1.一等奖为奏奖（只评给机构单位）。2.二等奖为超等奖（个人最高奖）。3.三等奖为优等奖。4.四等奖为金牌奖。5.五等奖为银牌奖。土山湾画馆此次共荣获19项奖牌，具体奖项为优等奖4枚，金牌奖2枚，银牌奖13枚。其中，徐咏青的师兄、刘德斋最欣赏的学生之一范殷儒，一人荣获优等奖一枚，金牌奖一枚，获得奖牌等级最高。还必须提及的是，徐咏青送展的水彩画《松鼠风景》荣获个人最高奖：超等奖。虽然徐咏青当时已毕业离开了土山湾，但自己的得意门生能荣获大奖，作为老师的刘德斋，心情之欣喜是可以想象的。1911年1月17日，在领得奖牌的当天，刘德斋就将这些奖牌集中陈列在散心间，晚饭后召集学生一起欣赏；而作为院长的步云程也格外高兴，他甚至破例让厨房拿出果酒为刘德斋和他的学生们庆功。还有个插曲值得一叙：南洋劝业会闭幕后，土山湾画馆的名声愈加响亮，当时有一家宁波育德工艺学校，仰慕画馆的成绩，特赶来瞻仰，并希望画馆能选派教师赴甬上课，传授绘艺。虽然，宁波方面的这一愿望当时不可能实现，但无论是步云程还是刘德斋，这时的心情想必一定是非常愉悦的。
晚年刘德斋
刘德斋一直患有头痛的痼疾，随着进入晚年，头痛病的发作越来越频繁，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工作，只是工作的性质和以往相比有较大改变。晚年的刘德斋，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回忆上面。在他的“讣告”上有这样几行字：“虽然他年事已高（在徐家汇已经为他庆祝了七十大寿），他依然在工作，他以极大的使命感一直坚持做他所有份内的事，他正在写土山湾的历史。” 这是一条重要提示，但是他写的“历史”是什么？在哪里？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谜。近年，台湾利玛窦图书馆所藏《江南育婴堂记》（原藏徐家汇藏书楼）传到了大陆，从文章内容看，这正是一份比较完整的“土山湾史”，其中蕴含史料非常丰富。它会不会就是刘德斋晚年所写的“土山湾的历史”呢？粗翻一过，从笔迹看，出自几人之手，这应该是一份抄本；然叙述语气则延续一致，贯穿全稿，当为一人所撰。文中所述土山湾史实，早期情景多引述他人回忆，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事则显系作者所亲身经历。文中涉及年代下限为“1912年新正月”，数月之后，刘德斋在土山湾病逝。这还只是表面印象，细读原稿，更有铁证。第2546页述西历1869年，土山湾育婴堂中有三人拟往南洋滨浪屿修道的坎坷遭遇。文章结尾写道：“此三人事迹系陈克昌所述。振忆昔在徐家汇会院亲见此位老神父，亦闻见此事。”这不正是刘德斋（必振）亲笔撰文的口吻吗？第2553-2560页为《志翁寿祺相公病终始末》，文中多次出现“振卧在隔壁听之必明”、“振见势已不佳”等字样，显见文章出自刘德斋之笔。另外，第2604-2605页为《志于土山湾画馆近事录》，其中记录了载于《慈母堂亡孩观感录》或《圣心报》中死亡孤儿的信息，如杨德康、吴祥生等，而这些男孩都曾就学于画馆。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木工部、印书馆等孤儿院其他部门都有孤儿病亡，有谁会饱含感情单单录下这些曾在画馆学习的死亡男孩的信息呢？答案应该不难猜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江南育婴堂记》应该就是刘德斋在晚年所写“土山湾的历史”之一部分，其中有大量的亲历叙述，现已成为我们研究土山湾的资料宝库。
刘德斋晚年还有一件大事一直萦系在心，即写作小说《烛仇记》。关于这部作品，提到的人不多，看过的就更少了，以至有辗转引用，写错书名的。
刘德斋写作此书是为了纪念恩师晁德莅。刘德斋少年时为避战乱从家乡常熟逃到上海，先入徐汇公学，再进耶稣院初学院，一生中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几年基础学业，都是跟随意大利神父晁德莅打下的，成为修士后还奉晁德莅为神师。五十年后，刘德斋回忆当年的苦读生活：晁公“尝见余初学十数辈，操业之余，无所事事，为述芮而松言行，为消遣记，亦以为内省之标准”。
《烛仇记》这部书写的即是刘德斋当年在耶稣会初学院期间听晁德莅讲述的芮而松故事。故事叙述“天主降生三百年后，西里亚国有名芮而松者”，“初放浪而竣改”的故事，书名取“洞烛俗欲魔三仇计也”。这部书其实早已写成，只是“数十年来，藏诸笥筪，未尝一示外人”。后因沈则恭神父“闻是记而索观”，阅后大为赞赏，才使刘德斋有信心修改此书，付梓出版。他对此颇为重视，曾屡屡改写，并请多位中外神父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担心自己不善文辞，刘德斋还自己出钱，请震旦学院的潘神父和邹瘦鹤先生润饰文字。教会方面对此书也很看重，沈则恭神父特赋感怀诗七十四绝附于书后，张渔珊神父则对书中涉及的中外典故一一加以注释，并注明出处。1911年4月，《烛仇记》由土山湾印书馆正式出版，刘德斋非常高兴，给很多朋友都寄了书，让大家分享快乐。关于此书，有两点值得一提：1.《烛仇记》一书，无论是封面还是版权页，都无作者署名，只是在该书序的末尾署有“琴川竹梧书屋伺者自序”几个字，显然，不是较熟的朋友是无法知道此书作者到底是谁的。此举到底为何？颇费猜疑。刘德斋很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画家，文字写作不是自己的本行，写《烛仇记》只是为了纪念和教化，书出版了就达到了目的，故不愿署名。2.《烛仇记》的封面是一幅彩色石印图，熟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古史像解》之《训蒙图》和《新史像解》之《垂训家庭》的又一次改绘。刘德斋平时接触的多是缺少家庭之爱的孤儿，对他们身上因此而产生的毛病也耳濡目染，感触颇深，他三番五次笔绘此图，正说明他对“严明家训”和“立身为首”的重视与提倡。
1912年7月31日晚，刘德斋在洋泾浜的医务室去世，终年69岁。此后一百年间，刘德斋成为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一个标杆人物，他的名字更成为土山湾画馆的象征。
得意门生：范殷儒与徐咏青
徐咏青是刘德斋最欣赏的学生，也是画馆诸生中成就最大者。相比徐咏青，范殷儒可谓籍籍无名，几乎无人知晓；但要论起辈分来，徐咏青还应叫范殷儒一声师哥：当年徐咏青结婚时，代表画馆将礼物送去他家的正是范殷儒和王安德两人：一个是其师兄，一个是其师傅。从土山湾画馆毕业的学生，一般有三种前途可选：其一是继续读书深造，将来有望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立世。这种机会很少，但也确实有此可能，如王建生、李德和进初学院，殷楚宝、汪怀德入徐汇公学等等。其二是离开画馆，到社会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如徐咏青、王希贤、沈兆嘉等；其三则是继续留在画馆，绘一幅画，取一份钱，以此维生。走第一条路可能性太小；第二条路风险颇大，但只要有过硬的水平，作品受社会欢迎，就完全有可能名利双收；选择第三条路则毫无风险，可以吃一碗太平饭，然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扬名社会，只能一辈子做一个无名画家，这似乎有点像中国的宫廷画家。范殷儒选择的正是这第三条路。
范殷儒，又名应儒，字古卿。约1870年生。他大约在1882年进画馆学习，1888年满师，其时徐咏青尚未进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范殷儒在画馆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是少数几个被批准进修油画的学生。满师后他留在画馆，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师。范殷儒画技高超，性格温顺，又懂得报恩，对画馆、对老师都忠心耿耿，像他这样的水平和资历而又勤勤恳恳甘愿留在画馆效力的，大概仅此一个，故深得刘德斋的喜爱。1909年，经刘德斋说合，教会方面同意范殷儒的大儿子范庆安进画馆学画，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范殷儒因此而感激万分。丁悚说：“画馆向不对外招生，学生都是孤儿院里抚养长大的孩子。” 此话并不准确。画馆学生确以育婴堂出身的孤儿为主，但也有不少例外。当时有不少家庭托人向教会的神父求情，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画馆学一门手艺。历年累积下来，画馆中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有不少；何况当时还经常有徐汇公学的学生到画馆学画的。区别在于，孤儿们在画馆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部由教会方面负责，而非孤儿则要向画馆支付一定的食宿费用。如范殷儒的儿子在画馆学六年，前三年的饭钱须自己支付，每年三十元（这个标准以后提高到六十元）。三年后如学习成绩不错，尚可造就，就可享受免费待遇了。
范殷儒1888年从画馆毕业，之后一直留在画馆工作，数年后，他晋身成为画馆的老师，主教油画。王安德不在后，他成为画馆中的大师兄，也是水平最高的画师，刘德斋将其视为自己的左右膀，业务上的主要助手。1907年，范殷儒罹患重症，病倒在床，几天未到画馆。刘德斋得悉后焦急万分，一周内连续三次上门看望，并亲自审视药方，为其延医。1908年，画师温桂生、宋德林相继离馆，外出高就，导致画馆一度人心浮动。此时，范殷儒坚定站在老师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以大师兄的身份，帮助刘德斋稳定了队伍，度过难关。范的画技在画馆中是最高的，尤其是油画。受西方影响，当时上层人士中非常热衷肖像画，这些人地位高，影响大，故刘德斋不敢怠慢，热心接待，并主要安排范殷儒承接定单。现已知曾铸、马相伯、唐文治、詹天佑等名人的肖像油画都出自范殷儒之手；特别是宣统登位之年，清皇室慕名委托土山湾画馆绘制的宣统皇帝和摄政王载沣两幅油画肖像，也都由范殷儒亲手绘制。法国人史式徽在《土山湾孤儿院：历史与现状》一书中将这些画作为土山湾画馆的精品特地作了介绍：“土山湾的世俗题材作品，主要包括主教、传教士、著名教友以及官员的肖像画。在1910年1月，一幅摄政王和小皇帝的巨幅油画，被作为驻京法国公使的礼物进贡，人们可以在北京皇宫的大厅里找到这幅画。”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的故宫里应该还保存着这几幅油画，若能欣赏到这几幅作品，则对范殷儒的油画水平，乃至土山湾画馆的教学水平，都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刘德斋对范殷儒的画非常看重，同样一幅画，如果其他画师对外标价八元，范殷儒的作品就要十元。对刘德斋亲自标的这个价目，其他画师也都心服口服，无人异议；而范殷儒绘制的精品，刘德斋甚至舍不得出售。范殷儒画过一幅《圣母莫尼加》，非常精湛，被刘德斋视为杰作。1908年，重庆三德堂的神父到土山湾画馆，点名要范殷儒的这幅画。刘德斋不肯，只答应对方再临摹一幅，最后客人只能悻悻而归。因范殷儒油画技能高超，刘德斋常指定他单独教授某人，现已知杨达明、徐松林、顾杏生和王希贤等人的油画均由他教授。
土山湾画馆的师生名录
土山湾画馆的美术教学活动，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民国年间，潘天寿、徐蔚南、徐悲鸿等人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过介绍，徐悲鸿并予以极高评价，称其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近年出版的美术史专著，也都辟出篇幅，对土山湾画馆有专门介绍。由于缺乏史料支撑，这些著述大都只能辗转援引，少有新意，甚至拿不出一份大致的画馆名录，以至有学者认为：“徐悲鸿所言‘土山湾（画馆）……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有失中肯。就有画家名字可查的人数而言，土山湾与活跃于其之前的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后期的广东西洋画家群（有四十余人有名可查）比较起来，相去甚远。”这个论断有失偏颇。万青力先生曾对此进行补正：“土山湾画馆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人才的场所，估计不下百余名中国孤儿曾在那里接受过六年（学徒期限）的素描、水彩、油画及版书的训练，他们的作品遍及中国各地的天主教堂。”这个估计的数字其实也过于保守。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土山湾画馆的一个完整学期是6年，但学习不到6年或超过6年的学生也为数不少，原因很多：有因不学油画而5年即毕业的，有因水平过差而被要求多学几年的，也有因情况特殊而屡次出入画馆的：如最初仅每日学画一小时，再逐渐过渡到半日学画和全日学画，这样，学习时间就很长。学生入馆的年龄大致在12-14岁之间，多数是毕业于慈云小学的孤儿，也有少部分来自于正常家庭的少年。由于不断有新人介绍进来，故画馆的学生年龄始终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据此，刘德斋把他们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分开教学，也分开来考试。学生毕业时的年龄大约在18-20岁之间，多数人在毕业后即结婚成家，孤儿出身的学生入赘的不在少数。画馆一个完整学期的学生数目大致在30到40名之间，即以6年30人计，在刘德斋主持画馆的32年间就至少毕业有150余名学生，加上范廷佐与陆伯都期间的二十余年，和潘国磐、那彦英、余凯期间的三十余年，土山湾画馆在近一百年间毕业的学生保守估计也在三百名以上。下面将我们收集到的部分画馆师生名录附录于下，以印证上述论断：
土山湾画馆1897年师生名录
主任：刘德斋
教师：王安德、王思福、李德和、温桂生、姚子珊、范应儒、施金海、宋德林、夏升堂、童善臣、潘逢时
学生：胡阿海、王永清、王鑑生、孟杏棠、陆锦章、杨德康、陈海棠、姚元烱、陆庆荣、朱明宝、傅兰生、顾玉生、朱桂生、唐桂秋、朱俊甫、张浦生、姚元炳、侯良生、许锡元、李阳瑞、陆祥生、陆云生、顾保根、朱墨村、李锡畊、黄松林、胡德良、庄茂全、秦阿陶、王小宝、周世平、蓝三棠、张根芝、李洪海、陈阿金、朱春芳、陈增咸、徐根法、钱永福
画馆1904年学生名录
主任：刘德斋
教师：李德和、温桂生、姚子珊、范应儒、施金海、宋德林、夏升堂、童善臣、潘逢时
学生：姚元炳、唐桂秋、王小宝、李锡畊、陆庆荣、李雪根、庄茂全、黄松林、张根子、陈韵兰、鲍达夫、顾保生、徐松林、金茅朗、张柏生、马义生、钱永福、翁俊文、王松渔、杨达明、李爱生、陈友寿、严葭官、施秉生、庄景生、顾杏生、杨德友、石兴、潘友生、王荣宗、徐林法、田一郎、王松茂、王荣祖、汪怀德
画馆1909年学生名录
主任：刘德斋
教师：范应儒、潘逢时、夏升堂、温桂生、宋德林、顾玉生、张柏生、王小宝、翁俊才
学生：汪惟德、王荣忠、许秋扬、杨得友、顾杏生、顾保生、徐阿小、倪异呈、舒雪元、周才生、金友生、彭以生、沈菊生、陶来宝、丁星乔、顾宝卿、顾阿土、李掌卿、沈贞德、庄景堂、赵焦金、吴庆令、袁占秋、陈白英、金保生、张祥生、徐双福、张琴川、周鑑祥、姚元龙、徐焦福、张本初、马义生、施秉生、杨达明、胡德生、孙阿全、顾记祥、曹全生、凌柏英、黄根荣、王根全、陶善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