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富豪如何资助晚年陈独秀

由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治委员钟法权历时4年创作的长篇纪实新作《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以下简称《陈独秀江津晚歌》），已于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陈独秀自1938年客居重庆市江津区（原四川省重庆市江津县）至生命结束的岁月里，邓燮康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对他进行无私帮助的感人故事。伟人的谢幕，别有一番人情滋味。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作者钟法权，钟法权表示，“写陈独秀的书确实很多，但大多写的是陈独秀革命时的风光，而我写的是陈独秀落难江津之后的悲苦，一个人只有在大悲与大难中，才能彰显人性的真实与光辉。”

陈独秀晚年很清苦

1938年起，陈独秀客居江津，开始潜心编写他的文字训蒙专著《小学识字教本》并反复修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很凄苦，之前曾有报道称陈独秀靠替大户人家做族谱维生，但钟法权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陈独秀受前清进士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的再三邀请，住进了鹤山坪石墙院，并包吃免住，前提条件是陈独秀帮助整理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并为出书写序。陈独秀经细心研读，认为无出版价值而放弃整理；杨庆馀不甘心，找到当时国民党江津党部书记龚灿滨帮助说情，陈独秀却直言杨鲁丞的文字‘自己的东西少，讲别人的东西多。《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著述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并整理稿子，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龚灿滨无功而别，杨庆馀一天天对陈独秀冷淡了下来，后来干脆断了伙食供应。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只好单独开伙，艰难度日。”

但陈独秀依然硬气十足：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表示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小学识字教本》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亲自写信给陈独秀，希望能更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出版，谁知陈独秀不仅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5000元稿费也退回去了；在贫困交加的最后日子里，他宁可让老婆典当掉珍贵的灰鼠皮袍度日，也决不接受蒋介石3000元的救助，原因是“那样就毁了他一生的节气”。

富豪一家慷慨帮助

邓燮康家中是江津富豪，有很多田产，办有聚奎中学，开航运、经营盐业。邓燮康还担任了江津农工银行的经理，后来他将银行开到了重庆，更名为重庆商业银行。抗战胜利后，分别在成都、汉口等地设分行，与美孚银行结成联行，互通互兑，最后业务遍及全国。

邓燮康一家人，则给予了陈独秀极大的帮助，这也是《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书中大树特写的环节。钟法权告诉记者，除了平时送钱物、请吃饭、帮找安居之所，重庆的夏天酷热难熬，而邓燮康就特意安排他到邓家办的聚奎中学黑石山和“康庄别墅”小住疗养。

钟法权就讲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陈独秀常常是吃了上顿而没有下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邓燮康一家人常常像及时雨一样出现。他们知道陈独秀肚子里没有油水，常请陈独秀到家里吃饭，为他改善伙食。陈独秀见了满桌子油光发亮、香味扑鼻的菜，由衷地夸赞说：‘近半月老夫只闻肉香未尝肉味，今天要多吃两块。’说完自己先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还没找到感觉，肉竟然到了肚里。他又夹了一块，只觉得很快融化了，吃毕又说：‘有肉吃真好。’说毕见满桌的人都笑。”

不过陈独秀的忧国忧民，即使在他自身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也毫不放弃：“我们闹革命，最终目的就是要居有其屋、食能饱腹、身有衣穿。”

1942年5月，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厚葬在“康庄”旁的宅园地上。

陈独秀不苟且偷生

在自序中，钟法权写道：“写完《陈独秀江津晚歌》之后，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为何？钟法权表示，陈独秀是上世纪的历史人物：“他抱定建设‘民主科学’的理想和信念，竭尽一生不移其志，但因背负大革命失败的种种原因，被开除了他自己创建的党。革命理想化为泡影之后，他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当汉奸，建立伪政权，落个身败名裂；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背弃信仰，叛党求荣，身死异乡；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意志动摇，放弃人格追求，出国当寓公。他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不苟且偷生。”

邓氏家族个个有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邓燮康将所有资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任重庆长航副局长。他和妻子胡道芬育有十五个儿女，大多学业有成，大女儿邓敬苏是国家一级演员；二女儿邓敬兰是我军技术一级教授；大儿子邓硕曾是教授、硕士生导师；二儿子邓介曾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可以说邓燮康的儿女，个个有建树。记者 张世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