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泊与妻子吕璜和儿子卢山(中)。近日,卢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隐蔽战线上的奇才陈泊。

1950年,陈泊(左)和陈坤在广州。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针对延安的“潜伏”、渗透活动相当活跃。为防范特务的破坏,中共成立了中央社会部来指挥隐蔽战线的工作。当时社会部的保卫处侦察科长布鲁,在延安破获了多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曾被毛泽东称赞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日前,布鲁的儿子卢山、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广州市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黄穗生分别向记者介绍了这位情报侦察奇才的传奇故事。
文、图片整理:
记者 张映武
毛泽东:“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人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情报侦查奇才
捣毁戴笠情报网,轰动延安
曾任广州第一任公安局长
布鲁是陈泊的化名(布鲁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琼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广东海南和东南亚一带从事地下斗争工作,1932年在新加坡铲除叛徒的行动中,因自制的炸弹突然爆炸不幸被炸掉左手。
1937年,陈泊到延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在侦查国民党军统特务中表现出色,使敌人针对延安的多次潜伏渗透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建国初期,陈泊被点将“借调”到广州,曾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一举捣毁延安敌特情报网
1942年年初,庆阳县的保卫科捉到一位从国民党统区过来的可疑人员,此人名叫祁三益,是国民党“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的教员,陈泊从他口中了解到,“汉中特务培训班”是戴笠针对延安边区而设立的,毕业的学员大多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渗入延安边区,由于学员多以代号相称,教员都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具体去向。
陈泊决定利用这位教员找出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陈泊先让祁三益在庆阳城内寻找是否有认识的特训班学员,同时派便衣人员跟踪,祁三益在几天内果然认出了两位乔装“知识青年身份”的特务。陈泊单独审讯,两人交代的内容基本与祁三益所讲一致。陈泊当机立断把祁三益带到延安,让他指认潜伏在延安的特务。
“五一”劳动节这天,延安的各单位团体要聚集在南关操场举行庆祝大会,陈泊遂心生一计。大会那天,陈泊等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拖慢人群的入场速度,让躲在一旁的祁三益不动声色地辨认,并记住可疑人员的所在单位团体。入场结束后,祁三益共指认出了24人。庆祝大会一结束,陈泊立即布置捉捕。为出其不意逮捕尚未落网的潜伏人员,陈泊连夜突审,又获悉了特务们几处隐藏地点。几天内,保安处共抓获了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的军统特务共56人,一举捣毁了戴笠精心布局的特务情报网。
该案破获后轰动延安,毛泽东听闻后赞叹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人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国民党特务的多次潜伏失败,士气大受打击。几年后,戴笠曾在西安一次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曾感叹道:“军统近几年来曾派遣400多名工作人员渗透到陕甘宁边区,然被中共发现、逮捕或失踪的就达90%。”
粉碎敌特
“刺杀毛泽东”阴谋
1943年6月,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招待所,准备几天后接受毛泽东的召见。
陈泊查阅中央领导的活动安排表时,发现田守尧的材料上说他是经渤海、冀东、平西到达晋西北后独自一人进入边区的,且其自称中共华中局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感觉有些蹊跷,细心的他发电报询问晋西北八路军的两个兵站了解情况,然得到的回电令陈泊大吃一惊:5月下旬,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并没有路过晋西北一带。
由于近期富县、吴旗县连续发现了的几起国民党特务企图潜入延安的案例,陈泊警觉地意识到这位“田旅长”身份很可疑。
经过两天两夜的调查,陈泊了解到,真正的田守尧本是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不料船行至渤海连云港时突遭巡逻日军的袭击,船上人员都不幸牺牲,而当时因交通和情报条件所限,延安尚未得到田守尧牺牲的消息。陈泊随即逮捕了这位假冒的田旅长,经审查得知:对方竟然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国民党军统特务获悉被袭船上的八路军旅长田守尧牺牲后,就利用消息闭塞,精心策划了潜入延安的计划,企图刺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叶剑英:“广州接管初期,治安迅速平定,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
结局令人痛惜
“二陈事件”
近三十年后得到平反
广州解放初,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在城内各地,与当地的匪徒勾结作乱,新生的广州治安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应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要求,陈泊从南昌调到广州,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在副局长陈坤等人协助下,陈泊组织了3支临时的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专门从事侦破隐蔽的武装匪特。为了尽快侦破敌特,便衣队利用了当地一些三教九流分子,为加强控制将他们编成“特别工作队”,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多起匪特案件:及时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配合地下党组织顺利策反了白崇禧部的“桂山号”、“桂海号”两艘军舰;通过“利用人员”提供的线索,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了一批军统机要文件,通过文件情报内容,一举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扫清,广州治安明显趋于好转。
叶剑英曾对此评价道:“广州接管初期,治安迅速平定,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
但令人痛惜的是,随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陈事件”。
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广州市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黄穗生向记者介绍说,1951年年初,陈泊、陈坤为隐蔽侦查匪特而短暂设立的“特别工作队”,被认为是“中统特务集团”,1952年陈泊、陈坤被指“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含冤入狱。以二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其间,陈坤不幸于1952年在狱中病逝,陈泊也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于1972年2月因病去世。
1980年12月,公安部经过复查,为“二陈”等人做了平反、恢复名誉的公告。1982年5月,公安部在八宝山举行陈泊、陈坤追悼大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亲自致悼词,“二陈”冤案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