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著名教育家吕型伟7月17日11时3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后，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这样向早报记者评价了吕型伟的一生。
吕型伟去世的消息甫一传开，引发了诸多接触过他或受他教诲的教育工作者的哀思。作为一个见证过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跨世纪教育家，吕型伟生前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如今，“活化石”离开人世，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历史。
纵观吕型伟的一生，是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下成长和成熟的一生，其意涵丰富的经历展现了吕型伟开放、从容、刚毅和探索型的人格。可以说，在上海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独具一格中，吕型伟居功至伟。
就在去年4月，上海师范大学几位90后大学生采访吕型伟，这位当时已93岁高龄的老人仍思维敏捷、言语生动，对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仍记忆犹新。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所倡导的那样，对于吕型伟来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哲学。他寄语年青一代，“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1918年，吕型伟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逝，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吕型伟8岁时，母亲将他送到村旁一所私塾读书。吕型伟小学毕业时，母亲告诉他，“我是希望你能继续读中学的，但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你能考取公费生就好了。”吕型伟很争气，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新昌中学。
1935年，17岁的吕型伟初中毕业。那是内忧外患的年月，时代的浪潮正裹挟着每一个不甘平庸和不甘做亡国奴的年轻人。吕型伟正成长于这样的时代，也铸就了这个一贫如洗的年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对教育使命的自觉以及对底层民众生活疾苦的感同身受，让他逐渐地与左翼思潮发生内在的精神共振。
在“教育救国”的口号影响下，吕型伟跑到新昌东茗乡白岩村偏僻的山沟，在一座破庙里办起了白岩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他跑家串户动员学生上学，最终招到了81名学生，小的六七岁，大的18岁。语文、算术、常识、音乐、体育，他一个人教。晚上，油灯下，破庙里“高朋”满座，吕型伟向男女老少宣传抗日形势，讲解山外的世界，17岁的吕型伟成为点亮蜡烛照亮他人的人。
1937年，吕型伟考上杭州师范学校公费生。不久，杭州沦陷，他又带着干粮步行四昼夜，来到万山丛中的丽水省立联师，后又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他不断地求学，直到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省吾中学。在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任校长的省吾中学，吕型伟担任教务主任，并办了《中学时代》半月刊，每期发行5000份。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很多地方局面还不稳定，吕型伟和段力佩同被派去接管市东中学。市东中学是当时最后一个被接管的中学。一天清晨，吕型伟开门时发现门上被插上了一把刀。然而，威胁并未吓倒他，他只是用报纸将刀包好，悄悄报了警，并未声张。
经历生活历练的吕型伟，面对恐怖表现的镇定与从容，支撑他在以后的政治动荡中坚持孔子所言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人底线。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林彪在上海养病。其妻叶群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是时任处长的吕型伟的直接上司。当林彪当了副统帅后，一家报社的记者，找到被关在“牛棚”里的吕型伟，说“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和叶群很熟，写一篇叶群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章吧”。吕型伟回绝说：“我记不起了。”林彪垮台后，这个记者又来找吕型伟：“你可以写一篇叶群如何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吕型伟怒道：“当年叫我写高举，今年又让我写反对，告诉你，我不会写的，我只会讲真话、实话，‘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是我的人生哲学。”
“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调吕型伟撰写所谓的“马列主义教育学”。这位在“文革”前经常为《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写社论、评论，一夜可写8000字的写作高手，千方百计拖延应付。4年中，他没有写下一篇文章，相对于某些知名作家当时热衷于借助写作阿谀谄媚的做法，吕型伟树立了自己的标杆。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又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并重，1983年他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阐述这种观点。
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所长。所长看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就说：“发表文章是你主编的事，怎么来问我呢？我怎么能管得那么具体？”绕了一大圈，主编最后狠下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全国统一，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提出“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为此，吕型伟在19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之后17年，北京2002年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全国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打破。
吕型伟敢为人新、敢于探索，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和包容，敢于承担责任，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
吕型伟虽然身居教育岗位要职，但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四处调研，深入教育一线总结经验，发掘人才，推广优秀的教育模式。从1985年起，他先后在全国16个省、市、地区选了40多所中、小、幼学校，进行“21世纪中、小、幼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验”。北京的景山中学、上海大同中学、上海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等都被列为试点学校。这些学校试点效果不错，并于1996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在教育思想上，吕型伟主张开放、多元的教育体系的形成，认为教育除了服务于蔡元培所言的高等学问的研究之外，也要像老一辈教育家孟宪承所说的那样，服务于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吕型伟主持上海教育的时期，上海职业学校遍地开花，商校、职校、旅游学校等为上海培养出大批会计、厨师、宾馆等职业服务人员。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所中学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被剃“光头”，校长被人戏称为“光头校长”。时任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到该校微服私访，结果发现该校环境整洁，师生举止文明。吕型伟很纳闷，请教了这位校长。
原来这所学校周边环境很差，一些家长素质低，学生从小耳濡目染，习惯不好，成绩也不好。针对这一现状，校长将办学目标锁定在将他们培养成正派的、有一技之长、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校长便把那些能教育好的有希望进大学的苗子，中途转到附近的几所重点中学，同时把重点学校认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换到他们学校。因此，他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是“零”。吕型伟听后很是感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为孩子前程考虑的校长，哪怕在“升学率”上被剃了“光头”，也是值得尊敬的。他召开全市校长会议，请这位“光头校长”作报告，并肯定这位“光头校长”是光荣的，因为他不仅教育了这些学生，还改造了整个社区。
吕型伟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经常回忆到一个细节，1996年他到北京开会，突然想见见昔日弟子，于是试打电话给在京的一位学生。结果，来了100多人，房间坐不下，只好借了间会议室。时隔数十年，吕型伟已不能全部叫出这些学生的名字，他拿了张纸让他们写上名字和工作单位，名单中有部长、将军、教授、工程师、医生、编辑，吕型伟感到欣慰。因为他的生命意义都是放置在培养人才这个立足点上，学生的成才便是他人生最根本的动力和幸福感的源泉。
因为长期浸淫在这个领域，对于中国的教育现况，吕型伟才更痛心疾首，他的诊断与开出的处方都是最应该为当前教育改革所重视的。有一次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吕型伟严厉批评弥漫在教育中的功利化、势利化和追求短期效应的现象，“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我看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吕型伟认为，出路在于将真正的人文精神引入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人文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民族特色、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我认为可以把人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心理素质、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和爱国情怀、精神世界等都包括进去。它的内涵是综合的，很实在、很具体，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力量。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离开人文精神，孤立地抓德育，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
教育经历中碰到的一些意外，也总让吕型伟反思教育设立标准的合理性，那些不被老师注意，甚至被老师批评的差生遇到好的教育环境，也可能成才，因此吕型伟主张孔子所言的“有教无类”的标准，预设每个孩子都是同等地具有成才的可能性，都应该给予同等的关切与鼓励，帮助他们寻找到适合其发展的道路。
1955年，有个年轻人到时任校长吕型伟的办公室。看到这个5年前自己学校的学生后，吕型伟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因为这个学生在校时非常调皮，老师们拿他没办法，不止一次地建议开除他。但吕型伟一直到他毕业，也没开除他。这个学生毕业后，吕型伟一直担心他会干什么坏事。没想到他突然来了，说：“校长，我知道自己当时在学校实在是很坏，现在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工作了，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您，就是想告诉您，您的学生现在已经改好了，您就放心吧！”原来，这个学生后来上了同济大学，已经毕业，要响应号召去支援边疆。这件事对吕型伟触动很大，从此他树立了信念：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要宽容，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生活中的吕型伟特别喜欢孩子，他家附近的小孩常找他帮忙。他经常鼓励小孩子“捣乱”，还会和他们一起“捣乱”，鼓励孩子从小就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别树一帜，甚至胡思乱想。吕型伟曾给自己母校新昌中学的学生奖学金信封里，都放了一张小纸条，上面说“科学没有止境，真理没有顶峰，权威没有绝对”， 这反映了吕型伟的人生信条和教育精髓。
2007年11月，在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有效的学校”专题研讨会上，时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顾泠沅谈及其对吕型伟教育人生的理解：
“在中国教育的节骨眼上，吕老都有自己的说法，疾风所至，锐不可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教育社会化’的主张，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个性的充分的和谐的发展’的思路。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吕老形象地指出三点，‘浮夸，浮躁，浮肿’。对一些所谓素质教育的做法，吕老讥之为‘多动症’，提出‘基础教育必须返璞归真’的主张。他的文章不长，但都是‘干货’。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他指出其三个方面的症结，‘应试至上，道德危机，人才出不了’。”
顾泠沅继续说：“吕老不赞成教改上搞‘一刀切’，指出‘学校教改应该是多样化的，原创的，立足自身的’。不规定预定的路线图，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不赞成盲目跟风。同时，认真思索过河的路径，他找到的办法是，‘教师要学习，尤其是要学一点教育史’。吕老说过，‘不知道奥运纪录，怎么破纪录？教师和校长，一定得知道教育历史上出现过的巨人，然后，通过学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学习，要有文化。’”
这就是刚刚离开的教育家吕型伟，他的灵魂和人格留给了后人。
文/田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