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稳定压倒一切”何以被误读

【新民网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表示，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7月18日《人民日报》）

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时候，执政者如何理解好“稳定”的含义，或许真具有“压倒一切”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早在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就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三十年，恰恰也是稳定创造民生福祉的三十年。越是到社会变革的关键期，越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

可是，什么是稳定？按照辩证法的逻辑，稳定起码有三层含义：第一，它应该是个全局概念，也就是说，大局的稳定与小局部的不稳定，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让一些小的、局部的矛盾或问题显现出来，反而有利于大局的稳定；第二，它应该是一种韧性的稳定，不出事情、风平浪静的稳定反而可能遮蔽更大的问题，真正的稳定应该是波动的，有契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频谱；第三，它应该是个客观概念，而不是泛化的理解，事实上，如果稳定的概念外延过大，结果很可能被不稳定因素利用，譬如一些腐败分子或以“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贪腐的不满，甚至利用权力对反腐行为打击报复。

这些年的公共治理，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越是讳言矛盾，越是积累矛盾；越是回避问题，越是恶化问题。正如学者孙立平所言，“以前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诸如环境污染、工资拖欠、贪污受贿等具体的利益伤害事件引发，但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纯粹是偶然导火索引发，比如广东的增城和沙溪发生的两件事”。

为什么近年来，“稳定压倒一切”被误读？一者，以维稳作为政绩考核的制度存在“偏见”，基层官员以“不出事”为最重要目标，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甚至民生投入也要让位于各色维稳支出。2009年10月底，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上发言时几度哽咽。任玉岭披露，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投入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但问题是，基层的行政偏执病发何处？如果政绩观不能及时改革，对维稳的误读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稳定隐患。

二者，对历史与现存矛盾缺乏长远的稳定考量。历史而言，譬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这些事件中确有很多历史性矛盾欠债，一些问题可能被拖滞，但迟早需要纾解，不然，一旦找到突破口，就容易造成所谓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现存而言，无论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利益层面的关系调整，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关切，这些呼之欲出的改革，需要在民意“堰塞湖”中找到疏浚出口，让不曾沉默的声音掌控合法的话语权、让不同利益表达找到明规则的博弈平台——说过了，争过了，骂过了，跳过了，即便达成不了共识，也化解了累积的社会戾气。

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是承认矛盾并正视矛盾的社会，是善于管理矛盾并解决矛盾的社会，在改革压倒一切的今天，稳定，需要被从扭曲的轨道拉回公共治理的大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