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委员们的知青时代

■在送习近平(前排中)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资料照片，《济南日报》供图)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时住过的窑洞。(资料照片，《济南日报》供图)

■李克强(后排右一)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资料照片，《济南日报》供图)

大型电视剧《知青》正在二轮热播，引发几代人关于“知青”的时代记忆。中国政坛有知青背景的高官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都曾经历过令人难忘的知青生涯———

李克强的插队岁月田间披晚霞归来，

挑灯夜读

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他步入中学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不忘学习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

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

参加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备战”。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但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后来，李克强回忆：“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日子

带一箱子书下乡

延安市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派人接走。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就拥进了公社大院，帮助知青搬运行李。

“当时有个后生，平时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

当时，习近平还不到16岁。

“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梁家河有一条沟渠，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有一孔孔土窑洞，全大队200多名社员就住在这些土窑洞里。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基建队劳动。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

“我是在延安入的党”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按照新华社公布的简历，习近平1974年1月入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向党组织递交过两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正在受迫害，父亲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他，没有批准。第二次申请时，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就批准他入了党。

“乡亲们还吃团子不？”

1975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当年10月7日，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他。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60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

这张合影至今还留在好多村民家里，吕侯生就是其中一个。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的领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让吕侯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了？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

王岐山：深深体会了饿的滋味

1969年初，毕业于北京35中的王岐山来到陕西，在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落户。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王岐山多年后回忆，当时他选择了延安圣地，没有去黑龙江，“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在2009年2月22日举行的“北京知青赴延安县冯庄公社40周年联谊会”上，100多名北京知青回忆了在延安冯庄插队的经历。其中一名知青丹柯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名知青，尤其是冯庄的知青，大家的心中也有着自豪的一面，在我们之中，在这种锻炼下也必然练就了一些人，由知青成为有作为的人，如：王岐山……

1973年，王岐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76年毕业后，他却很快放弃自己的专业——民国史，转而投入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从此他步上从政之路。

李源潮：

4人一天割稻7亩2分

与政治局委员中其他几位插队知青不同，李源潮是农场知青。位于江苏大丰境内的海丰农场最早是上海农场的一个分场。李源潮是第一批5000多名“老知青”中的一员，待在仿部队建制的海丰农场庆丰二队，当时还用“李援朝”的名字。和他一起下放的知青梁铁旦回忆说：“我们四人一天割稻7亩2分，那时秋收很紧张，农活很艰巨，虽然很艰苦，但大家看到劳动成果，心里很高兴。”如今在上海知青纪念馆展览室，馆藏资料中就有当年李源潮所在知青点的考核记录等。

1998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带着妻儿从北京回大丰“探亲”。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挖河挑泥时的情景：工棚就建在海堤边，有时夜里会突然涨潮，海水一直涨到床边，被子全湿了，人要赶紧往堤上跑。

张德江：

100多人中第一个入党

1946年11月4日出生的张德江，也是一名插队知青。

张德江1968年11月到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下乡。“这些小青年每天参加完生产队劳动收工回来就到篮球场打篮球。”当时的老会计邢锡国说，“张德江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他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知青中很有威望。”生产队里的什么活儿张德江都干，铲地、割庄稼、上山冬采、赶车拉烧柴、放爬犁，有些当地小青年都没有他这种吃苦的劲头。他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经常代表七队在大会上讲话，讲得条条是理儿，比老百姓想得还周到。春节集体户的同学们都回家和亲人团聚去了，他就主动留下来看房子。

在队长胡乃和政治队长张德江的带领下，太平七队很快就走在了全大队的前面。当时学校的老师每月才拿30元工资，而每个社员一个月平均能收入100余元。张德江由于表现出色，成为100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本版文图来自《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