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管理的,“台湾经验”

　　市民在进行垃圾分类

　　1994年，新北市八里太平村村民曾激烈反对在当地建垃圾掩埋场、垃圾焚烧厂

　　野百合盛开的新北市八里垃圾焚烧厂区

　　小区中的垃圾分类箱

　　一对新人在新北市八里垃圾焚烧厂前拍婚纱照

　　新北市八里垃圾焚烧厂

　　由垃圾掩埋场改造成的碳中和乐园

近日，广州“垃圾新政”再次引发公众热烈讨论。

“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课题。早在30年前，《羊城晚报》就曾在头版刊文《广州市区垃圾出路何在》。30年间的城市扩张，“垃圾围城”更成为全国各大城市的共同问题。自2009年10月，广州番禺市民反对垃圾焚烧始，垃圾处理问题一直为公众所热议。从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到终端的垃圾填埋焚烧，广州已经在“垃圾问题”上试行了众多办法，但至今仍未成功推行一例。

近日，广州宣布将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垃圾袋实名制、厨余垃圾免费收运模式，以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据消息称，垃圾按袋计量收费，每袋五毛，可装垃圾不超过3公斤。相比起过去，这次的“垃圾新政”更为具体，也更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也更受关注。

事实上，“垃圾费随袋征收”等办法并非广州原创，而是来自台北经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其首府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通过十数年官民共同努力，目前台北居民每人每日的垃圾量由过去的1.12公斤减为目前的0.39公斤，减少65%，人均垃圾费支出也由过去的138元新台币降为现在的36元新台币。

整个台北市的日产垃圾量由当年的近3000吨降为眼下的不足1000吨，资源回收率从2.4%提升到45%。据媒体报道，台北市山猪窟垃圾掩埋场，过去每天要填埋垃圾2501吨，到去年每天仅有59吨，减量达97.6%，接近“垃圾零掩埋”的目标。台北市规划中的第3座垃圾填埋场也已无需兴建了。

可见，借鉴台湾经验，是广州又一“突围”之举。然而，这将是突围，还是东施效颦？台湾经验是否仅仅就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么简单？除了政府主导、垃圾收费，还有什么？

长期关注广州垃圾处理问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陈晓运，读博期间，一直以“番禺垃圾焚烧”等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近日，正在台湾游学的他，对台湾垃圾处理的情况和经验作了深入探访和考察，希望为广州的“垃圾新政”实施提供更多有效之法。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A台北，

找不到地方丢垃圾

在抵台之前，陈晓运就已经感受到台湾垃圾管理的成效，一位去过台湾的老师就曾向他抱怨，“在台湾找不到地方丢垃圾”。

亲身抵达台北的第一天，陈晓运就在街上发现“很少垃圾筒，收垃圾也是定时定点的”。在街上闲逛时，他看到正因为丢垃圾不便，当地人会尽量选择少买包装多的东西，出街则自带环保杯，而不是买有瓶子的水。“你一出门买一杯奶茶，你就要想，我喝完丢哪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培育出“垃圾不落地”的生活惯性也并非一蹴而就。“最初监管和处罚相当严格，”陈晓运介绍道，“甚至派专人盯着垃圾筒。”政策开始实施时也遇到市民不配合，甚至有人使用伪造垃圾袋。

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台北市制作了许多专题宣传片、公益广告、宣传海报，动员环保义工、义警、环保组织劝导，进行广泛、全面的宣传发动。

7月5日，陈晓运拜访台北市环保局副局长詹炯渊。詹炯渊多次向陈强调，垃圾新政的关键是首长重视。在台北“垃圾新政”推行初期，台湾当局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7月1日，台北垃圾处理费随垃圾袋征收的新政实施，全市7万多政府公务员走上街头，派驻全市各个垃圾收集点，怀揣垃圾袋推介新政。

然而，今天台湾垃圾管理已然不只是政府的事情，社会规范在其中发挥的约束功能甚至比政府还大。“一方面人们养成了习惯，另外一方面，周边的居民都在看着你。”陈晓运告诉记者。

而对于流动人口、旅游者而言，这种社会规范力远比政策有效。“一个旅游者，譬如我，我到台北之后很自然就会被那种氛围影响了，大家有序地排队，礼让座位。看到街上很干净，垃圾筒上也有分类指南，还写着如果把家里垃圾拿出来放到桶子里面要罚款什么的，你就自然会受到影响。”

如今，台北市的“垃圾不落地”经验已经在岛内推广到台北县、高雄市、台中市等县市。这个让人找不到地方丢垃圾的台北，正是通过“垃圾不落地”模式的实践，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垃圾零掩埋”的大都市。在2009年的世博会上，台北向全世界展示这个由市民与政府共同配合创造的“台北经验”。

B新北八里垃圾焚烧厂：从对抗到对话

位于台湾海峡边的新北市八里垃圾焚烧厂，外观采用的是与巴黎卢浮宫金字塔类似的玻璃帷幕设计，出自国际著名的贝聿铭建筑师团队之手。据了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积极拉近与附近居民的距离。据厂方官方网站介绍，这里是全岛第一个开放婚纱拍摄的垃圾焚烧厂，偶尔可见有年轻新婚夫妇来到这里拍摄婚纱照。而韩国明星全智贤也曾到此拍摄饮料广告。

“只要申请，就可以去参观”，前往参观的陈晓运并没有遇到很多手续上的麻烦，相反，焚烧厂透明开放的公关形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进厂房，一份清晰的简报映入眼帘，上面介绍了焚化炉的运作，以及如何对各个环节的污染进行管控，还有具体形象的视频短片。

“基本没有味道，”陈晓运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前两天我去了彰化那边一个焚烧厂，一进去之后就明显闻到很强烈的异味。”一位同行的香港朋友马上说：“如果味道像彰化的那个厂那么重，附近的村民都不会相信它不会产生污染问题。”

然而，让附近的居民相信垃圾焚烧厂无污染，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垃圾围城”，台湾实施“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结果遭到民众抗议，遍地狼烟。和大陆很多地方一样，这里的村民起初都激烈反对垃圾掩埋场、垃圾焚烧厂的落地。就在附近的太平村外，仍保留着一块石碑，上书6个大字，“反垃圾、救太平”，见证了这段官民从对抗到对话的历程。

1993年，政府举办太平村设垃圾场说明会。会上，村民虽然有意反对垃圾场的设置，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意见，或表达后就被轻易反驳、说服，因此没有形成专业的反对声浪。次年，乡民代表选举中，有候选人提出引进岛内其他村落抗争的经验，组织抗争团体，并成立“台北县林口乡太平村誓死反对设置灰渣场自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救会）。

自救会全民参与，以每户推派一人组成，经济独立。村民多以务农为生，经济状况并不优越。活动主要经费除主要干部自费捐赠外，还按户依男丁人数分摊，每户平均约5千元（新台币）。

自此，自救会就垃圾掩埋场、焚烧厂等问题与政府针锋相对。他们采取直接陈情、联合环保团体及学术团体、联系媒体等手段向政府施压，甚至竖立石碑，上书“反垃圾、救太平”以明志。当时，村民群起堵门、不让垃圾车进出等极端对立和对峙的事时有发生。

“今天，厂方毫不忌讳或者避谈村民的抗争”，抵达厂房后，陈晓运向厂方探究了这段对抗的历史，而厂方官员的反应却令他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向他明确表示，他们“很直接地认为，抗争是好的，对于改进管理和运营起到了很大帮助”。

而在当时，官方对于太平村自救会激烈行动的态度相当温和，耐人寻味。一方面主动派员找村长、村民代表征求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民众监督委员会，欢迎村民随时到厂参访，随时监督垃圾处理的各项指标。1995年，自救会曾怀疑灰渣场有安全之虞，时任环保局长邓家基驻厂工作3天3夜，并接受自救会全天24小时监督。

C回馈设施，让垃圾焚烧厂变风景区

同时首创垃圾焚化厂回馈金制度，每年拿出垃圾发电销售收入的25%，约6000多万元新台币，给村民建可一次容纳150人游泳的温水游泳池，终身免费使用；架设3公里多长的濒海生态登山步道，方便村民健身观景；每逢焚烧厂招工，优先考虑符合要求的村民，给村民实实在在的实惠。厂方积极培育几乎消失的野百合，约16万株的幼苗，重现野百合满山遍野的景象，让当地民众重温幼时的记忆。

今天，八里垃圾焚烧厂的回馈设施更加全面。陈晓运在厂外的环海公路上，见到厂方设置的免费加气加水站和休息站，方便往来行人。所有来参观填埋场的游客，在参观之后均可在培育温室里挑选喜欢的植物并带走，全程免费。

如今，八里厂生态环保园区已经与淡水、八里左岸、十三行博物馆、台北港区、八仙乐园及观音山风景区连结成观光风景区。焚烧厂也从“厌恶性设施”变为“睦邻景观设施”。2010年11月，新北市八里垃圾掩埋场成为台湾第一个政府机关正式取得国际VCS（自愿减碳标准）计划书确证的单位。

而在太平村外，当年“反垃圾、救太平”的石碑周围已是芳草萋萋。

（记者钟传芳，实习生吴海敏、马薇、屈凌芙蓉对本文亦有贡献）

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