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港，成一家之言

吴康民先生在自己曾任校长28年的香港培侨中学办公室。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秋伟 摄

《吴康民论时政》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 （资料图片）

一路走来，饱经岁月风雨与沧桑洗礼，86岁的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吴康民先生，用他那一颗火热与赤诚之心，培养了一批批出类拔萃的精英，撰写了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政论。

温家宝总理给他亲笔信，说他写的短文和评论，“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给人以启示”，称他“已逾八秩高龄，仍笔耕不辍，令人感佩。”

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为其新书作序，盛赞他是香港“少数能成一家之言的评论家。”

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说他写的文章，“不但读来有趣，且能引发人们思考，其中更有一些，令你读完之后很想与作者交换意见，甚至渴望与作者当面对话。”

吴康民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港从事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敢言著称参政议政逾三十年，以名声显赫位居爱国爱港阵营元老之列。他是教育家、政论家、香港培侨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还是第四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更曾荣获香港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6月25日下午，记者在吴老曾任校长28年的香港培侨中学见到他时，他刚接受完中新社记者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从他老人家那充满慈祥的脸上，依稀可见丝丝倦容，但他还是与记者继续进行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访谈。

他说，很长一段时间来，媒体记者不厌其烦登门探访，有些甚至夜登家门，直闯客厅。有时周末本应休息，他躲在办公室看书写稿，也常有记者朋友打电话甚至找上门，根本不让他有选择余地，令他深感力不从心，很辛苦。

最近，他的一本政论集《吴康民论时政》在北京出版，他刚从北京回来，累得要命，现又被我们“逮着了”。

吴老接受完记者采访次日，便因身体不适入院，直到7月2日，其秘书才打电话来说，吴校长于昨天康复出院，记者在此表示诚挚慰问。

以下是记者与吴康民先生的访谈录。

■ 深圳特区报驻香港记者 刘秋伟

写评论以爱国爱港为原则

记者：您最近出版新书《吴康民论时政》，诸多赞誉。您在谈到写评论的原则时，表示自己就是爱国爱港，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希望香港这个自己的安身立业之地繁荣稳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党外的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

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则，而且不违背这个原则？

吴康民：这个同我经历有关。我1926年出生，次年父亲吴华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周恩来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的接待工作。1928年，周恩来革命队伍在潮汕失败，父亲被通缉，一家人逃亡海外，先经香港，再到暹罗（泰国的旧称）。由于父亲继续从事革命，在暹罗被抓坐牢，两岁的我也和母亲一起“陪监”。半年后被递解出境，我们再回到香港。

1936年，母亲患病不幸去世。次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继续革命，我回到家乡惠来县同外祖母一起生活。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又到香港随同父亲参加革命工作。

我成长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最苦难年代，从小开始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我对国家的命运、对祖国的强大，抱着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在香港所提出的观点是以爱国家、爱民族为前提；同时，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经常在评论里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长期革命斗争里面形成的一个领导力量，现在没有人能够代替它。拥护共产党这一点，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我也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香港应注重培养政治人才

记者：您在评论时局时说，要掌握香港的船舵并不容易，香港愿意从政的人不多，人才大多流向商界，所以您希望香港社会能营造培养政治人才的气氛。可否谈谈您的这些观点？

吴康民：在香港，从政的成本太高。比如说，有些人有企业，当主管，生意做得很好，赚大钱，自己又有政治能力，有抱负，但如果出来从政，就得放下生意，而且从政就好像站在火山口，经常遭谩骂，令一些想出来从政的人望而却步。就像出任特首一样，出任特首“可以名留千古”，但却要承受“万箭穿心”，令不少工商界能人不愿出任特首一职。

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他从政之前的年薪就多达几千万港元，从政时的年薪才200万港元，他自己作出的牺牲是很大的。但是，后来香港媒体却说他“偷步买车”，说他买车时没有申报利益，有避税、以权谋私之嫌。迫于压力，梁锦松最后不得不请辞下台。就为了这十几万，他有必要这么做吗？

从政，是要有一个环境的。由于制度问题，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威不够，有权不敢用，行政主导形同虚设。现在，警察管事会被媒体说滥用警权，不管事也会被媒体批评，警察也处在两难窘境。

香港政治人才的涌现和培养，需要政府和政党充分认识到选拔人才机制的重要性，否则，香港的政治生态将因政治人才水平的下降和人才库的萎缩而质变。

当务之急，政府应该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多加着力，除设立副局长和局长助理这一步棋之外，还可以延揽一些青年学有所长之士，参加一些咨询机构，避免一些老牌名人身兼多职，占着位子而贡献无多。

党政领导体制要互相制衡

记者：您在《论“维稳”》一文里谈及内地影响稳定的三大因素，其中一个是“若干官员的贪腐行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另一个是“司法不公”。您在其他评论里也说过，中国要进行政治改革，司法独立是其中一个重点。可否就此谈谈？

吴康民：现在，内地出现的腐败现象已不是个别，而是群体。买官卖官，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官，大家都有份，越是基层越严重。官员的贪腐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浪费，是腐败的变种。在内地，浪费现象非常普遍也相当严重，如公费请客、用车、旅游，等等。

我前不久到内地，某地级市的一个区统战部请客，宴请吃饭，每人2000元人民币的标准，一桌就要好几万块。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但席间摆的名酒，每瓶就要一二千块，还买了好烟。本来十多人参观，但由于陪同人员多，结果，一桌变成四桌。

对于贪污腐败，很难抓，抓不胜抓。

关键问题是，党政领导体制缺乏制衡。各级党委第一把手，集大权于一身。缺少如传媒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以及群众的监督。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

公检法应该是相互制衡，才能公平执行宪法和法律，防止冤假错案发生。但现在却是一揽子“统一”起来，而且由政法委一个人统一领导，这如何能达到制衡的目的？

我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接到投诉最多的便是司法不公的个案。曾听一些法官说，有些案件受到上级党委干涉，法官无法不从。你说，这样的案能判得公正吗？

虽然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无法执行。而由于公权腐败的普遍性已令社会难以忍受，加上“维稳”不重疏导而重高压，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群众层层上访。上访，已成为内地一大奇观。

在内地，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安部门的权力独大。到了地方，就是一个村镇的派出所话事，他们权大于法。

针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要进行政治改革。一是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二是要确立权力制衡，必须改变党政不分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中国稳定有十大理由

记者：近几年来，世界局势动荡，特别是中东北非的不稳定政局，给人们带来不安情绪。中国某些大城市的少数群众聚集，被渲染为风雨将至的先兆。对于中国未来局势，您是怎么看的？

吴康民：我曾就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国情完全不同于北非中东，中国稳定有十大理由，其中几点是：

第一，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形象和表现不错，得到大部分群众认同。群众不满的是地方一部分贪官坏官，而不是针对中央最高领导人，这与北非中东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矛头集中针对最高领导的一个人不同。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并无封建继承、父传子的传统。最高领袖推选，中国既没有世袭，但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采取协商选举的办法，这是中国独特的推选接班人的办法，也许这是适应中国国大人众的选任形式。

第三，中央领导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建设，关心民困和通胀问题、菜篮子问题、楼价问题等，人民生活实际上已有改善，人民还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

第四，中央处理民族问题较为妥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一向执行的是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这些地区投入的都是资金人力。

中国社会存在着若干矛盾，我以前也在文字中多次指出。但有缺点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国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应抹黑中国的现实，不容否定中国的进步。这充分说明目前中国是稳定的。

公检法大权不应一人独揽

记者：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在下半年举行，您对“十八大”有何期望？

吴康民：现在人们都只关心人事上的变动，但体制和分工更影响党对全国的领导。

我们希望“十八大”也应再次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要使公安部门的权力在阳光下进行，便要在体制上使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能相互制约，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我们对“十八大”充满期待，我希望，“十八大”能够从严治党，严把关吸收官员；新的领导体制，应该由不同的政治局常委分别领导公、检、法机构，要有监督，不要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失去了互相制衡的效果；要多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人民关心的问题要积极去办，让人民恢复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