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枫林桥(图)

　　1927年上海市特别市政府成立，当时的市政府就设在平江路旧道署内

　　赵世炎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有人说曾经的肇嘉浜是旧时上海地区桥梁最多、密度最高的河流。清同光年间，在流经县城的肇嘉浜上就有蔓笠桥（又作鳗鲡桥）、鱼行桥、阜民桥、虹桥、登云桥、庄家桥、曹家桥等。民国初年，这些桥于肇嘉浜的填浜筑路而消失了，但仍有一些桥名成为道路名被保留下来，如阜民桥北堍就是上海县衙。衙门口立有一牌楼叫“阜民坊”，与阜民桥、阜民坊相邻的马路就是阜民路，汉字“阜”与“富”可通用，读音也相同。1980年，因“阜民路”与“富民路”同音而改为“光启南路”。

出了县城，肇嘉浜上的桥依旧不少，由东向西依次有：万胜桥（位于今万胜桥街）、斜桥、局门路桥（位于今局门路）、新桥（位于今蒙自路）、鲁班桥（位于今鲁班路）、打浦桥（位于今打浦路）、大木桥（位于今大木桥路）、小木桥（位于今小木桥路）、丰林桥（位于今枫林路）、东庙桥（位于今东安路）、西庙桥（位于今宛平路）、天钥桥（位于今天钥桥路）等。若是论起与政治的关系，恐怕没有一座桥能够与丰林桥相提并论。

1920年7月，身为第六混成旅旅长的何丰林被任命为松沪护军使，成为上海最高军政长官。何丰林到任后不久，就在邻近的交通路(今平江路)两侧兴建了几幢西式楼房,沪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使）公署等相继迁入办公。就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余亩，修筑一条同向沈家浜路(今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桥梁。何丰林以自己的名字将这一路一桥命名为丰林路、丰林桥。与此同时，丰林桥一带遂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

1927年3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组建了以革命力量为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这引起中外反动势力的恐慌，故而5天后，蒋介石搭乘“楚同”号军舰抵达上海时，他们对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蒋刚踏上码头，工部局派出的汽车就把他送到丰林桥交涉使公署，还专门为他颁发“特别通行证”，允许蒋介石带10名卫兵自由出入租界。蒋介石的到来使丰林桥交涉使、道尹两署一时间冠盖云集，沪上工商界名人纷纷前往“晋谒”。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实施血腥屠杀。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务处、驻沪特别军法处和上海警备司令部驻地----丰林桥一带成为处决革命者的刑场，血流成河。上海人民满腔义愤地把特务处处长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陈群斥之为“狼虎成群”！坊间还流传着“白日青天满地红，青天白日杀劳工”的民谣，深刻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血腥罪行。

到了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就以原道尹公署为市府办公楼。是年末，交通路改名市政府路，丰林桥和丰林路更名为枫林桥、枫林路。

在那段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丰林桥（枫林桥）成为血腥的代名词。四一二政变后，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枫林桥监狱。枫林桥监狱分成两个部分，交涉使公署内的一排4间砖木平房是监狱的主要部分。囚室呈长方形，里面排着两行板炕，木质的栅栏门整天紧锁着，门口摆着一口盛水的大缸，犯人可以从栅栏门的缝隙中伸手舀水喝，他们日常的洗漱用水也取自这口缸。监狱的看守极严，不仅有交涉使公署的卫兵把守大门，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24小时巡逻，而且卫兵营房就正对着牢房，只要关进这里真是插翅难逃。牢房门前有个小院子，平时用作囚犯放风。有时候利用放风的机会，叛徒被带到卫兵营房里，透过窗户，指认革命者。监狱的另一处牢房设在枫林路西侧被军队征用的一私人别墅内，其形制与交涉使公署里的牢房基本相同。

刑罚是以往审理犯人的惯用方法，枫林桥监狱更是以酷刑闻名。在枫林桥监狱里，各种各样的酷刑严罚多如牛毛，最常用的有如下几种：

其一，“毛竹签刑”。将犯人的两手腕捆紧，把用毛竹削成的竹签一一插进两腕之间，随着竹签数量的增加，两腕疼痛难忍，时间一长，则神经麻痹，眼珠翻白，舌头也会伸出，其状十分可怖。这种刑具非常简单，随时随地可以使用。监狱对新进的囚犯一般先施以此刑。

其二，“板蹭吊”。用麻绳捆住两根手指和两只大足趾，将犯人面部朝下高悬于半空，不出五分钟，四肢就会流血如注。若不肯招供，再在背上压一块大石，不消片刻，人就会昏死过去。此时，再用冷水泼醒，继续拷问。

其三，“倒悬刑”。以绳缚犯人的大足趾，倒悬于空中，再以香火烧其头部。

其四，“抽皮条”。将犯人衣裤剥去，吊起，用一根二尺长、半尺宽、安置着数（十）枚小钉子的皮条肆意抽打，只要几下，犯人就会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其五，“十子莲刑”。名字看似颇为雅致，实际这种刑法恶毒无比，即用锤子将铁钉顶入犯人指甲里。所谓“十子”就是指十根手指，“十指连心”，设想如果指甲里都嵌入铁钉，那样的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

其六，“跪红链”。强行将犯人按倒，使其跪在用火烧红的铁链上，其两膝立刻皮焦肉烂。

其七，“铁销子”。以长约一尺的铁针插进犯人两膝，必使其痛而狂呼不已。

其八，“夹棍刑”。这就是通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大刑”。把一根粗大的木棍压在呈跪姿的犯人的小腿肚上，木头两端各站一人。顷刻之间，犯人因巨痛而晕厥。

上述8种刑罚，往往在审讯中交替使用，极为野蛮残暴。

枫林桥监狱的残酷还不止于此。在执行死刑时，一般分为公开和秘密两类。公开执行的时间通常选在上午10点或傍晚时分，甚至还允许记者现场采访；秘密执行的则在深夜10时以后或黎明。

枫林桥监狱是当时上海最主要的监狱之一，许多重要案件，最后都集中于此进行审讯。1927年7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两天后，他从租界捕房被引渡移解至枫林桥监狱。敌人早已知道他就是施英（赵世炎的笔名），但赵世炎在审问过程中坚称自己姓夏名仁章，为躲避匪患，从湖北来沪做小生意。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赵世炎施以酷刑，但他仍一口否认。最后，反动派叫来了叛徒韩步先、张葆臣当面指认。眼见自己的身份无法再隐瞒，赵世炎大声吼到：“我就是施英！”，并怒斥两个可耻的叛徒。

7月6日，沪上各大报纸都公布了施英被捕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数十万工人得知他们的领袖身陷囹圄，群情激愤。许多人要求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赵世炎。不少工人摩拳擦掌，主张进行武装劫狱，有的甚至还打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回赵世炎的自由。工人们着急，党内的同志更是心急如焚。他们先是花钱上下打点，希望能疏通关系，放出赵世炎。可是由于赵世炎的身份十分重要，国民党反动派说什么也是不会放人的。于是，党组织准备在敌人押解赵世炎去南京的路上，在沪宁线拦截火车。后来得到敌人已决定将赵世炎就地处决的消息，便决意以武力劫法场，江苏省委负责武装保卫工作的人员在枫林桥监狱附近连续埋伏了几个晚上，但无功而返。

7月18日晚，敌人最后一次提讯赵世炎，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赵世炎索来纸笔，在1个小时中写满了8张纸，严词申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并满怀信心地写到：“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血债自有清偿之日。”敌人见之惊呼:“这个人太厉害，非杀不可！”次日清晨，监狱里刚刚开过早饭，“施英，出来！”，狱卒的一声高喊打破了牢房的平静。赵世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沾有血渍的旧西装，扣好纽扣，从容地走到牢房门口，回过头，看了看相处多日的难友，微微点点头以示诀别。一踏出牢房，赵世炎就举起带着镣铐的双手，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口号。刽子手们闻听之后，不禁慌神，为首者赶忙嚷道：“砍，快拿刀砍！”就这样，赵世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年仅27岁。

赵世炎虽然英勇就义了，但难友们却没有忘记他生前的豪言壮语，直到1928年枫林桥监狱关闭之前，牢房里还互传纸条，上面写着：“要记住施英的遗言，要坚强，要奋斗到底”等语。这些话激励着狱中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着革命理想而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敌人在枫林桥监狱用酷刑拷打、用刀砍、腰斩等法西斯手段,惨无人道地屠杀了数百位革命志士。除赵世炎以为，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中共浙江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宣中华，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中共上海区委委员、沪西区工联主任佘立亚，沪西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鲍孝良和糜文浩、安体诚、黄竞西、安友石、郭伯和、杨培生、施良才、张宝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