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转述朱德最后遗言 叶剑英听后赞其有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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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红墙里的领袖们——朱德实录》 于俊道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工人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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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每临逆境，朱德以其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感染着身边的战士和群众。这一显著特点，使康克清难以忘怀。1939年冬，当朱德53岁寿辰之际，很多人都给朱德写贺信，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当时天气寒冷，可是去那里看信的人却人山人海。其中一个青年战士的信里，写着这样的一句话：“我对父亲的爱是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的。”
像太行山军民一样，康克清也参加了这个行列，聊表心意于万一。她给朱德写了一封洋溢着深厚情感的贺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
这封信写于1939年。整整52年过去了。1991年7月，康克清回忆起这封信时说：“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的确，朱德是一个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革命者。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德虽已年逾古稀，却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他在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期间，为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有效地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从未给自己的子女带来什么“福荫”，相反，他严格地管教着孩子们。他的儿子、孙子一直在基层工作。做为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像她的丈夫一样，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始终保持着清廉俭朴的作风。1976年，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朱德的遗愿，将他们多年积蓄的两万元人民币作为朱德的党费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
朱德和康克清都是农民的后代，始终保持着淳朴的作风。他们身为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却始终心系人民，关心群众的疾苦。康克清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社会活动频繁，而她却常常穿着那件早已褪了色的蓝布上衣，出现在各种场合。当她得知江苏、安徽一带遭受洪灾后，立即将自己的鸭绒被和毛毯捐献给灾区人民。
20世纪60年代，康克清曾在朱德寿诞时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反映了她对几十年的生活伴侣和革命同志的深刻认识。她在诗中写道：
雄图壮志依然在，
任重致远永不歇。
学诗学书学理论，
忧国忧民忧建设。
海量宽宏唯忘我，
平易近人众心悦。
奋斗一生服从党，
高龄犹勉共产业。
回忆起和朱德共同生活、战斗的岁月，康克清写道：“缅怀朱老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一生的最后10年。那10年，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都处在忧患之中。朱老总正是怀着难以言喻的深重忧虑，于1976年7月6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而又正处在劫难中的人民。”
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朱德，一个人民军队的奠基者，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却被扣上了“大军阀”、“大野心家”、“老右倾”等莫须有的“罪名”。康克清也受到了冲击。但是，他们面对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和迫害，始终泰然处之。他们坚信“历史是公正的”，终有一天，人民会把这伙野心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67年夏秋之交，康克清正在接受批判，林彪、江青一伙把康克清说成是“走资派”，“17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康克清感到有口难辩，思想上很难接受。回到家里，她忧心忡忡地对朱德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呢。”朱德充满信心地回答说：“只要主席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造反派在批斗康克清的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静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一起战斗了几十年，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造反派又说：“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大声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回答，像一把明光锃亮的利剑，刺得造反派们嘁嘁喳喳地叫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其实，康克清才是个真正的老实人，她讲的全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1969年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困惑地问朱德：“真的要打仗了吗?”朱德深沉地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
这时，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被“疏散”到外地。朱德对康克清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康克清为难地说：“按理说我应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全国妇联的军代表若不点头，我要走也走不了。”
一个革命几十年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一举一动还得经过一个小小的军代表批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事实!
朱德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请他去跟他们说说。”就这样，康克清随朱德来到了广东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可是他们哪有心情欣赏?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这里。即便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朱德仍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康克清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1974年初的一天，康克清回到家中，把参加批林批孔大会的情况讲述给朱德，而后不无忧虑地说：“听了江青、迟群的讲话，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向军队送‘材料’，把手伸进了军队，我很担心他们要把军队搞乱。”康克清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告诉了朱德，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
朱德没有马上说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半晌，朱德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经朱德这么一分析，康克清如释重负，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她也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1976年6月，朱德住院后，还一再跟康克清讲，我们的军队，还有那么多的老同志在，是靠得住的。
7月下旬的一天，康克清和女儿朱敏驱车来到叶剑英住所。尽管由于朱德的逝世，巨大的悲痛仍在缠绕着她们。但是，康克清看到“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频繁活动，再也无法忍受，她要把朱德的最后遗言尽快地告诉叶剑英等老帅们。
坐定后，叶帅打开收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而后轻声地问道：“大姐，朱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迫不及待地把朱德生前讲过的话一股脑儿转述给叶剑英。叶剑英听罢深受感动，连声称赞朱德的胆识。
金秋10月，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康克清的心情异常舒畅，她深情地凝视着摆在案头上的朱德遗像，宽心地笑了。
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当我坐在他最后十年生活和工作的房间里，缅怀这些往事时，每每感到朱老总依然在世。他每天用的砚台和毛笔仍在书桌上摆着，继续为我使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都留下了他阅读时的记号和眉批；还有那把用布沿了边的芭蕉扇……每件他使用过的物品，似乎都散发着他的气质和精神，当我目睹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到无限的亲切和充实。尤其当我抬头凝眸端详挂在左侧墙上的条幅——‘革命到底’时，真是思绪万千。那是朱老总1975年3月6日书写的，四个苍劲、浑厚的大字，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倾注了他对我及后来人的希望。他的真诚、善良、坚毅、博大、宽容等一切美好的思想情操，仿佛都融在字中，跃然纸上，令人回思无穷，令人感奋不已。
“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接班人”
朱德有两个孩子，儿子叫朱琦，女儿叫朱敏。战争年代，儿子和女儿都没有条件同朱德一起生活。虽然天各一方，但作为父亲的朱德却时时关心着他们，惦记着他们。
朱德很疼爱孩子们，但他把这种疼爱表现在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子女们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朱德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来对待子女儿孙们的培养和教育的。他虽然整天操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但在家里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时刻关心着他们的健康成长。
“你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
朱琦1937年才到延安，进入党校学习。不久，朱德就让他到基层部队去锻炼。1943年11月，时任晋绥军区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直属电讯队副队长的朱琦，在山西省方山县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右腿负伤，变成残疾，伤愈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工作。当时抗大的条件很艰苦，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朱德并不因为朱琦是自己的儿子而把他留在身边，更没有因为朱琦受过伤而安排他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工作。相反，他教育朱琦要服从党组织的需要，勉励他到基层与广大群众一起工作和生活。
有一次，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戏，朱琦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而且还是一辆救护车。戏演完后，朱琦走得快，先上了车。因为车小人多，朱德就走过来对朱琦说：“你下来，步行回去!”。可是回到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他是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回来的。本来汽车外面的踏板，是警卫员站的地方。朱琦站着回来了，警卫员只好走着回来。朱德知道后，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朱琦一通。朱琦起初还有点情绪，说：“这不是件小事吗?”朱德说：“这不是小事。警卫员和你一样，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士。你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朱琦说：“我只是站在汽车外面的踏板上回来，又没有影响你们。”朱德说：“你知道吗?那是卫士的岗位，他的责任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警卫人员没有跟着回来，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朱琦这才明白过来，马上承认了错误，保证今后不再搞特殊。
后来，组织上又安排朱琦到冀中工作。1947年4月的一天，朱德到冀中军区检查工作。在听完了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杜文达的汇报后，特意问道：“朱琦在你们那里，他最近的表现怎么样?你要如实地讲。”杜文达说：“朱琦同志的工作积极，学习也好，责任心也很强。比如最近我带几个团去攻打赵县，朱琦同志负责的通讯联络工作就做得很出色。”朱德连忙制止说：“你不要光讲优点，难道他就没有缺点吗?”杜文达想了想说：“缺点当然有。他有时生活上散漫一些，说话随便些。”朱德沉思了一会儿，严肃地对杜文达说：
“朱琦生活上散漫，吊儿郎当，说话随便，这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我朱德的儿子，有优越感嘛。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是会脱离群众的。因此，我要求你对他严格管教，不能搞特殊，要把他的优越感克服掉。你回去要找他谈谈，告诉他这是我朱德交代给你的任务。要他今后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尊重领导，爱护下级，平等待人。特别要注意尊重人民群众，说话要注意场合，注意影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许说。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当官做老爷，更不准有耍威风、摆官架子等旧军队的作风。”
1948年8月，朱琦和他的爱人赵力平在河北省阜平县参加土改，随着中央机关土改工作组去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们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爹爹和妈妈。这是赵力平和朱琦结婚后第一次同公婆见面。自己的公公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婆婆也是著名的妇女领袖，她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朱琦告诉她说：“不要紧张，爹妈早就想看看你，见到你会高兴的。”
见面时，赵力平看到总司令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布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面孔上总是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她心里的紧张、拘束感消除了，一种亲近、亲切的感情油然而生。
朱德和康克清见他们来了非常高兴。康克清赶忙请他们坐下。按说父亲和儿子好久没见面了，儿媳又是第一次见面，应该先问问两人的生活情况。可是，刚一坐定，朱德开始的第一句话便问到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你们都参加了土改，收获一定不少吧?”赵力平回答道：“我感到很有收获，可我确实没有做什么工作。”朱德微笑着说：“你们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可有一条，成绩不能算在自己帐上。你们这次土改取得成绩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二是你们的领导邓颖超、黄华同志很有水平；三是有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今后你们要经常到基层中去，经受锻炼。”
开饭了，朱德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专门谈到了学习问题，谆谆告诫朱琦和赵力平说：“你们现在还很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工作很多。全国要解放了，要依靠你们去建设。要听党的话，重要的是学好政治理论，弄懂马列主义，学好毛主席著作，这可是终生受用的啊!”
那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开始。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原在部队工作的同志，要转到地方去工作。朱琦对父亲说：“这次回部队后，我们都可能要调到地方工作。朱德关切地问道：“去做什么工作?”朱琦回答说：“可能到铁路部门。因为交通要迅速恢复，那里需要人。”朱德充满信心地说：“是啊!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天津、北平就要解放了。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转到地方工作，一定要听从组织的安排。”朱琦和赵力平都点点头，表示一定服从组织的决定。
朱琦和赵力平要返回工作岗位了。临走的那天，朱德拿出一套新的《毛泽东选集》，郑重地交给儿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把《毛泽东选集》当作礼品吧，你们把这部书学通了，工作就有了方向。”
全国快要解放了，大家的心里都很激动，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遐想，有些同志不免会滋生出骄傲思想，享乐主义也有所抬头。一次，朱琦对朱德说：“爸爸，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要进京享享福了!”听了这句话，朱德非常警觉，他觉得该对朱琦的思想进行教育了。于是对朱琦说：“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来，今天跟我一块儿吃吧。”饭端上来，一盆小米粥，几个玉米面窝头，两盘素菜，还有两盘拌野菜。朱琦夹了点野菜问道：“爸爸，你怎么还吃这玩艺儿呀?”朱德收起笑容，意味深长地说：“长征的时候，有些同志因为连这样的野菜也吃不上，饿死了!常吃着它，忘不了艰苦岁月。”朱琦听了，心里很不平静，看着爸爸身上的旧灰布军装，脚上的旧布鞋，不由得眼窝一阵发热，非常坚决地说：“爸爸，我不跟着进京了!”朱德赶忙问：“你到哪儿去?”朱琦说：“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朱德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儿子，欣慰地笑了。
后来，朱琦转业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赵力平转到人民银行工作。临行前，朱德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部队干了多年，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一切都是生疏的。要先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掌握一门技术，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朱琦和赵力平都遵照朱德的教导，到基层从头学起。朱琦原先在部队工作时，都是在领导岗位上，转业到铁路机务段当练习生，学做司炉和火车司机。虽然很累，但他很高兴。有一次，朱琦高兴地对赵力平说：“我快会开火车了，在铁路系统不懂技术是不行的，要按爹爹教导，学技术学本领，才能适应新工作的要求。”
1953年夏的一天，领导让朱琦驾驶一辆火车，并说这是一项重大任务。朱琦把火车开得又快又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车到站后，领导走进驾驶室对他说：“朱琦同志，首长请你停车后立即到车厢去一趟。”朱琦心想：是谁的专列?他猜不出，但他知道这是不能问的机密。车停了，朱琦没来得及洗脸和换衣服，就急匆匆地向车厢奔去。他一看接见他的首长，竟是自己的父亲。原来自己开的是父亲的专列!朱德紧紧地握住朱琦的双手，看着满身油渍，双手汗污的儿子，高兴地说：“学会开火车了，开的不错。这很好嘛，掌握一门技术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父子俩一同坐在沙发上，朱琦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朱德边听边插言说：“很好，你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了，我希望你除了钻研技术外，还要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政治，要精益求精，政治上要不断进步，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工作，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报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养。”列车又要启程了，朱琦站起来向父亲告别，回头一看洁白的沙发上，被自己坐了一大片墨印，父子俩不由得哈哈大笑。
朱德对儿子的要求近乎苛严。朱琦工作一直很努力，可朱德仍觉得不满意。1965年，朱琦到北京郊区铁路系统机车车辆厂去蹲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了父亲。朱德很快给儿子写了回信，要求他深人群众。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朱琦：
你的来信收到。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使你混过了宝贵的时间，现在去蹲点，向群众看齐，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你们铁道部门是接管的企业，过去的旧框框没有打烂，又学苏联的新框框，就是迷失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一条。……三结合的方法，主要的还是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均有很大进步，望你再去蹲点。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有进步，才不会掉队。
朱德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毫不特殊，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朱琦把父亲的教导铭记在心里，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许多同他在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多少年后还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
解放以后，儿媳赵力平的工作多次变动。朱德总是不断地给予她勉励和教诲，使她能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1955年，组织上决定把她从银行部门调到财贸部门。起初，赵力平害怕工作生疏，自己干不好，心里颇有顾虑，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朱德知道后十分高兴地对儿媳说：“战争年代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一个命令拔腿就走。现在是和平环境，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今后调动工作也是经常会有的，共产党员做什么工作都要由党来决定。到一个新的单位就要从头学起嘛!时间长了就会做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