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秘书称前者冷酷好色:勾引女明星 毒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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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秘书称前者冷酷好色:勾引女明星 毒杀孩子

原标题:戈培尔秘书称前者冷酷好色:勾引女明星 毒杀孩子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参考消息网7月5日报道 外媒称,纳粹核心圈的最后一位目击者称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是“夸夸其谈的侏儒”和“大猪”。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7月1日报道称,现年105岁的布伦希尔德·庞塞尔当年是戈培尔的秘书,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接近纳粹权力中心。

从1942年起,她就为戈培尔工作。戈培尔一直在希特勒和民众面前鼓吹煽动。正是他让德国人憎恨犹太人,认可把犹太人送给未知的命运。

现在,庞塞尔为纳粹魔头工作的回忆出现在一部新的纪录片《德国生活》中。

“她的回忆导致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道德指南针有多可靠?”《德国生活》的制片人说。

在这部影片拍摄之前,庞塞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为希特勒的“宣传天才”服务的事情。1945年5月,在柏林地堡里,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毒杀了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戈培尔在开枪打死了妻子之后了结了自己的性命。他们之所以杀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没有“元首”的世界里长大成人。

近日,《德国生活》在慕尼黑上映。庞塞尔也现身一家电影院,观看描述这部她为一位魔鬼服务的纪录片。

但她是无法用眼睛去看,因为她几乎双月失明。相反,她专注地聆听着载满自己回忆的影片,听着影片里穿插着的她的上司的狂言躁语。

“戈培尔就是头大猪,”她说,“我个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我责备自己当时对政治太不感兴趣。”

“我当时已经长大成人,足以识别罪犯们是如何撒谎的人,但我当时非常、非常愚蠢。”

从1942年起,她就为这位民众背后称之为“毒药侏儒”的人工作,每月薪水为500德国马克。

庞塞尔称戈培尔“自恋、孤傲、冷漠”,像他手上的拐杖一样“硬邦邦的”。

不过,戈培尔是希特勒最亲密圈子里真正的知识分子。

戈培尔是出色的演说家和电影制片人,但是他扭曲的天赋导致欧洲最大的文明国家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跟着他走向毁灭。

1943年,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灾难性溃败之后,戈培尔在柏林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全面战争》演讲。庞塞尔出席了此次演讲。

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如果我是电影明星,他可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令我意乱情迷。”庞塞尔说。“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做过。”庞塞尔的3个兄弟中有2个在战争中阵亡,但她的老板从来没有问过此事。

“当宣传部雇我为戈培尔工作时,我无法拒绝。这是一种义务,强制性义务。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与其他精心挑选的女人们一起工作。我挣了大把的钱。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也买不到。”

二战结束时,庞塞尔被苏联人俘虏,在大牢里蹲了几年后,于1950年获释。她在一家电台担任秘书,直到1971年退休。

她补充说:“我当时就是个背景简单、在政治上愚蠢无知的小人物。我从来不知道大屠杀。”

“但我永远不会原谅戈培尔对这个世界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原谅他谋杀自己的无辜孩子的行为。”(编译/洪漫)

图为1932年希特勒与戈培尔的女儿在一起。(资料图片)

图为1932年希特勒与戈培尔的女儿在一起。(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延伸阅读】军官床垫?被诬为“荡妇”的纳粹女兵

德国女性对二战的参与远比公众想象的积极。她们替被招募的男兵从事工农业生产,还有约40万人成为德国红十字会的护士。较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则表明,大批德国女性加入了国防军的辅助部队。这组图集将讲述关于二战纳粹女兵的故事。图为纳粹女兵向纳粹旗帜行礼。

为了能派更多男军人上前线,总计约50万德国女青年为国防军从事辅助性工作,身影出现在海陆空三军的各个战场。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其中16万人女兵作为高炮部队助手直接参加了战斗。在二战末期,国防军中的男女比例达到20比1。

德军高炮部队里的女兵。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纳粹女炮兵。

此外,还有50万女青年在德国本土担任防空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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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温迪·洛厄在《希特勒的女帮手》一书中披露,德国女性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参与程度也远超人们的想象;党卫军中有1万名女兵。图为集中营里的纳粹女看守。

德国女性参与二战的程度不仅远超一战,也远胜英美女性。只有苏联为战争动员的女性比德国多。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女性对二战的参与长期被公众所忽视。在有关二战的历史叙述中,她们的形象也大多只是女工和护士。

直到20世纪初,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仍是动员男性去战斗和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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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现代化“全面战争”彻底颠覆了社会支援战争的模式。在一战和二战中,各参战国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军事行动。

纳粹政权在1935年5月就立法为女性服兵役奠定了基础。动员女青年为国防军效力则始于1939年9月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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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女性辅助部队的成员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闪电战的辉煌战果令很多头脑发热的女性在战争头两年自愿从军。

不少姑娘都是出于冒险精神并为了追求独立而参军的。但也有很多人支持纳粹的侵略和灭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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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战争越打越久,自愿参加国防军的女性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辅助部队的女兵在国内的名声显然不好。

纳粹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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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军人将她们蔑称为“军官的床垫”或“士兵的荡妇”。

纳粹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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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女兵的父母和她们在前线作战的未婚夫,同时也降低征召女兵的难度,纳粹宣传机构在征兵宣传中试图抹杀女兵本身的性特征。图为被英军俘虏的纳粹女兵。

国防军甚至下令,女兵作为“德国女性”不许饮酒吸烟,也不许化妆和戴首饰。图为被英军俘虏的纳粹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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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德军侵苏后,国防军的损失大幅增加。纳粹政权于是规定17岁到25岁的单身女性必须为国防军从事辅助性工作至少1年。

纳粹防空部队里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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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力日趋枯竭,女青年的服役期被不断延长。到1945年,适龄女青年被要求无限期服役。图为1945年被组织起来的女兵。

坐在坦克上面吃饭的德军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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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各参战国为了恢复战前的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稳定,都部分解除了对女性的动员。图为被俘虏的纳粹女兵。

女军人被勒令退役;就业的女性被要求辞职,给复员军人腾出工作岗位。图为被俘虏的纳粹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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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战争期间不可或缺,在人们对战争的回忆中却被边缘化。

被俘虏的纳粹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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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来说,想象德国女性曾积极参与二战和大屠杀都如同一场挑战。图为英军抓获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这些人大多都背负血债。

(2015-05-25 07:47:34)

 

核心提示:戈培尔经常在自己位于柏林附近的湖边住宅里举行晚宴,而庞塞尔被迫坐在他的旁边。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就是在那里勾引无数女人充当他的情妇的。

【延伸阅读】罪与罚!审判法西斯战犯

战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自1945年11月20起,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这组图图集将向大家展示这一历史性事件,以期进一步揭露法西斯暴行。图为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战争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为了惩处犯罪分子的滔天罪行,1943年10月,美国、英国、中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成立罪犯调查委员会,筹备战后审判。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我们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法律的严厉制裁。”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必须贯彻《波茨坦公告》,严惩日本战犯。图为1946年5月14日,被送上被告席的战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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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理及处罚那些犯有危害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但事实上,东京审判的对象是甲级战犯(即主要的或首要的战争罪犯),次要战犯由各被侵略国分别设庭审理。图为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齐名法西斯头目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46年2月18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高等法院院长韦勃爵士为首席法官,以及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10国的10名法官;同时任命了首席检察官和其他30名检察官。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分别由梅汝趝和向哲浚出任。盟国开始是把70人定为甲级战犯,后认为案情过分庞大复杂,决定将这70人分两批或三批审理。东京审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因为其中3人或病死或发疯,所以实际只对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图为1946年7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法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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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军事法庭。

尽管25名战犯罪恶滔天,但他们并不甘心认罪。开庭不久,辩护团便以审判权问题发难,有的辩护律师以战争中杀人不应构成杀人罪为由,为被告开脱。图为东条英机和他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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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法庭开始审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坂垣征四郎虽知自己罪行累累,但还是抵赖说九一八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他们策动的;而伪满洲国的成立是出于东北人民的民意;七七事变以后,他曾主张撤军,实现和平等等。但在中国检察官举出的大量证据,如《奉天特务机关报》所载日本军方吹捧坂垣屠杀中国人功绩卓著的材料,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中所载坂垣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材料面前,坂垣窘态毕露,哑口无言。图为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

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连续出庭8天,详述坂垣筹划伪满洲国的罪行和证据,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图为溥仪作为证人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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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东京审判上作证。

对南京大屠杀负有最高直接责任的是松井石根。为了证实日军的暴行,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特地与两名美国人赴南京实地取证,收集到大量证据,并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证人。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松井石根刚开始也是百般抵赖,但很快被检察官驳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图为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松井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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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法庭上,其他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立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图为东京审判期间的东条英机。

1948年11月4日-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数十万字的判决书。12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图为远东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日本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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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广田弘毅。1933年任外务大臣,10月发表了企图吞并中国,将中国置于日本控制下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出任内阁总理,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由于其罪行严重,是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

广田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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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木村兵太郎。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缅甸屠夫”的恶名。

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武藤章。1937年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12月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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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装疯卖傻,用手打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的脑袋被宪兵控制。

大川周明用手拍打坐在前排的东条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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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日本甲级战犯从左上按顺时针依次是贺屋兴宣 、桥本欣五郎 、铃木贞一和荒木贞夫。

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双手颤抖厉害。图为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中国通”,擅长于特务工作。曾参与策划、制造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最有名的“杰作”是劫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往东北,组织伪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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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七人的绞刑是1948年12月22日黎明执行的。他们的尸体在火焚成灰以后,用军舰撒到海里,任其随风飘去,使其无踪迹可寻。图为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素有“战争狂人”之称。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三大法西斯头子,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负有主要责任,是双手沾满中国及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几千万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在东京审判的同时,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图为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谷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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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山下奉文在马尼拉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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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又称纽伦堡审判)指的是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数十次军事审判。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在这场审判中的被告共计22名,均为纳粹德国的军政首领。另外包括德国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也被调查和判决,其中3个判决为犯罪组织,另外3个则无罪。图为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图中标注的是他们的姓名和被判的刑期。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不到,3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而入600号房间———纽伦堡审判现场,一个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审判席上,4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前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戎装,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长袍。法庭内,厚重的灰色丝绒窗帘垂下来,遮住了纽伦堡深秋的天际,一排排的木头长凳被漆成了深木色。21名纳粹战犯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审判。图为纳粹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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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1945年11月20日,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一个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图为马丁·鲍曼,他神秘失踪被缺席判为绞刑。

被同盟国认定的21名战犯中,被认为罪孽最为深重的是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图为1945年11月5日拍摄于巴黎,赫尔曼·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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