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唯一不用敬礼的将军

原标题：父亲是唯一不用敬礼的将军

贺炳炎与夫人姜平和孩子们贺雷生、贺北生、贺陵生、贺京生、贺燕生合影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蕊）1960年7月1日，解放军著名将领、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去世的时候，贺北生并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她总觉得父亲只是在盒子里睡着了，直到最后他们拿回来一个小小的坛子时，贺北生才知道，父亲永久地离开了他们。

那一年，贺北生11岁。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贺北生的眼泪始终就没有停止过。贺北生是贺炳炎的长女，她的家位于海淀区花园东路的一个小区内。她目前的职务是将军后代合唱团的副团长，工作依然繁忙，“连着演出，大家的体力都跟不上了，八月份要放假一个月。”贺北生说。

日前，《法制晚报》记者来到贺北生的家中，听她讲述了父亲贺炳炎光辉又短暂的一生。

长征途中在无麻药的情况下用木锯锯掉右臂，几位独臂将军中，只有父亲没有右臂，为此——

毛泽东亲自批准他不用敬军礼

1913年，我父亲出生于湖北松滋，家境贫寒。9岁丧母，1929年，父亲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热血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次，红军在潜江渊博子口同敌军作战，已是警卫班长的父亲被贺龙伯伯派去红六师传令，红六师接到命令后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大败。但战斗结束后，贺伯伯却找不到我父亲，过了许久，我父亲才归队，但让贺伯伯吃惊的是：我父亲身后还跟着几十个战俘！

原来，我父亲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途中，刚好和几十个回撤的敌军遇到。父亲孤身一个，手中也只有一把大刀和几个手榴弹。情急之下，他左手提刀，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呼：“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那几十个敌人给吓了一跳。

但是，一看我父亲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而且只有一个人，领头的军官顿时不老实了，我父亲就窜到他跟前，手起刀落,其他敌人一看乖乖地缴了械，当了俘虏，我父亲过去一数，竟有47个人。当时，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部队。

不久，我父亲被任命为红三军手枪大队区队长，后担任骑兵大队长。一次，骑兵大队偷袭空城缴获了一批战马，但返回途中我父亲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卫生队长。父亲为了保全大局，立即毫不犹豫地单刀骑马飞驰入城，一把将他揪上了马。面对敌人的包围阻截，父亲毫无惧色，挥舞大刀，杀出重围。此后，父亲被誉为“红军赵子龙”，名震一时。

1935年春，后坪战斗中，红军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制，突击队几次都攻不上去。这时，贺伯伯命令我父亲上，父亲二话没说，挥舞大刀，连中两弹仍不下火线，最终突击成功。我父亲也因此被誉为“孤胆英雄”。

1935年12月，年仅22岁的父亲已出任红5师师长，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在一次激战中，他第六次负伤，右臂被打成粉碎性骨折。无奈之下，只得截去右臂。

当时不仅没有麻药，甚至连手术器械都没有，医生好不容易才从老乡那里找到一把锯木头的木锯，决定用它来锯掉父亲受伤的右臂。父亲让卫生员将自己反绑在门板上，嘴里塞上裹着铅笔的毛巾。手术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几次昏死过去，嘴里裹着铅笔的毛巾被咬得稀烂。

贺伯伯特地要了两块锯下来的骨头，以此激励部队：“看，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

尽管如此，父亲被抬在担架上，依然还在指挥作战。等他能动了，他就坚持从担架上下来。父亲当时已经是师长了，给他配有一匹马，但他从来都没有骑过，这匹马一直驮得是受伤的战士们。他自己就在下面用左胳膊拉着马尾巴跟着马走，因为他已经没有右臂了。

几位独臂将军中，只有父亲没有右臂。毛主席亲自批准他不用敬军礼。即使在全世界，不用敬军礼的将军恐怕也绝无仅有。

1955年，42岁的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在这次授衔中，我父亲的岳父、我的姥爷，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姜齐贤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父亲散步看到有个战士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人，战士一看来人用左手拦车，右边的袖子是空的，赶紧下车敬礼，父亲——

因战士用公家的车公家的油做自己的事罚其关禁闭

父亲是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只要他在成都，吃完晚饭后，都会在军区大院里转。转到军人服务社的时候，就会去找给他理发的师傅下棋，也会找给我们开车的老吴叔叔，和他一起聊天下棋。

有时候，父亲转到操场，看到有新兵，就会和战士们一起，并亲自示范走队列。虽然不是每个战士都近距离的见过我父亲，但只要看到一个没有胳膊的军人站在那里，就都知道是司令员，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司令员，这时候父亲就会笑着说：“不用那么紧张。”

我记得，有一天，吃完晚饭后，我陪着父亲散步，刚刚走到靠近操场的地方，就看到有个战士开了一个带斗的摩托车，摩托车的斗里坐着一个穿着战士军大衣的女同志，应该是这名战士的亲人。当时摩托车开了一圈，父亲没有吭声，等第二圈开过来的时候，父亲用左手拦住了摩托车：“停下来。”战士一看来人是用左手拦车，加上右边的袖子是空的，一下子慌了，赶忙下车立正敬礼：“首长好！”

“来，我问你一件事情。”

“首长请说。”

“摩托车是谁的？”

“公家的。”

“油是谁的？”

“公家的。”

“那斗里的这个人呢？”

“是我的未婚妻。”

“这样，我放你三天假，你带你的未婚妻到成都市区去转转，但三天后你回来要报告你的领导，关你三天禁闭，因为你用公家的车、公家的油做了你自己的事情。”当时的我并不懂得这件事情的意义，我甚至还笑话这个战士“挨批了”。

但现在，我明白了，想起父亲以前的事情，我知道这牵扯党的作风问题，任何想占公家便宜、想占公家利益的想法，在老一辈看来都是绝对不行的。

父亲在成都军区任司令员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专款给他盖宿舍。他却用来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仍旧住在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只得退一步，给他的住房安装暖气。结果，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医院。

当年父亲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军委派发了一辆吉普车给他，四川省政府按规定又分了一辆吉普车，但是父亲只用一辆车，就把另外一辆车给封存了。

1959年夏天，毛泽东主席视察四川，到了成都后，就住在当时的省委省政府招待所金牛坝。父亲接到通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他要急着赶去见毛泽东主席，就急急忙忙给孩子们穿好干净整洁的衣服，赶往金牛坝。

那时候我父亲的车送去维修了，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就找了辆吉普车，拉着我们就往金牛坝赶。等到了金牛坝的路口，站岗的卫兵一看是辆普通的吉普车，就给拦下来了。当年已经很晚了，我父亲很着急，他下了车，卫兵一看，是位没有右胳膊的军官，赶紧立正敬礼。“我是贺炳炎。”父亲自我介绍后，告诉这名卫兵：“以后不管什么情况，要看人，不要看车。”

母亲被特批作为父亲的保健医生参会，选择嫁给父亲只因父亲是英雄。姥爷在红军时期是军委卫生部部长——

白求恩就是姥爷接到延安的

在外面，大家都觉得我父亲是司令员，是员虎将，但在家里，他是个病人。战争年代，父亲11次负伤，不仅失去右臂，留下16处伤疤，而且积劳成疾，数病缠身。

不仅如此，父亲的头皮下面都是不可取的弹片，成都的天气很潮湿，总下毛毛雨，非常阴冷，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头疼，成宿睡不着觉。每次洗完澡，他甚至都没有力气从卫生间走到床上，这时候就需要母亲和护士把他扶到甚至背到床上去。

常年打仗，经常需要趴在地上，父亲因此患上了风湿、肺气肿、痛风、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一次，我父亲到北京开会，在飞机上，他的血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升高了，高压200多，低压也有100多，父亲当时头疼得就不行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药，也没有好的仪器，最后是母亲拿了注射器给父亲放血来降压。后来，毛泽东主席特批，即使是开人大会等不允许带家属的会议时，母亲也可以作为父亲的保健医生一起陪同参会。

实际上，在两个人共同走过的不到二十年里，母亲不仅是父亲的医生、护士，也是他的秘书。我父亲文化比较低，但母亲从小读书，比较有文化，所以家里的来往书信、文件什么的，都是母亲读给父亲听。

我母亲也是红军，11岁的时候就和姥姥到延安去找姥爷，姥爷在红军时期是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当年姥姥带着母亲和舅舅找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总理，他得知姜部长的家眷来到西安后，不仅亲自接待了几人，还要求一定要把姜部长的家眷安全送到延安。我听说，白求恩就是姥爷接到延安的，那一年是1937年的春天。

父亲和母亲的相遇是很偶然的，当年在延安，母亲的年龄很小，父亲因为保卫延安立了功，上了表彰册，是“英雄”。母亲是个活泼的女孩子，打球、跳叶子舞等一样也不落下，两只脚并在一起，身上挂有树叶，一步一步走出场。

红扑扑的脸，湖南妹子很秀气，人人都知道姜部长的女儿是个美人。其实当年也有人追求母亲，但最后母亲还是嫁给了父亲，因为父亲是英雄。

我的爷爷奶奶去世的早，父亲很尊敬自己的岳父和岳母，只要发了大洋，就会拿去孝敬姥姥和姥爷。

父亲说凭自己的本事到北京才是好样的，从不允许母亲找车去接我们回家——

司机接我们回家，我们怕父亲生气骗他说“走回家的”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搭过一次他的飞机。父亲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经常要到北京开会，我们都很向往北京，都想去北京看看，于是就问父亲：“如果赶到我们假期，能不能搭爸爸的飞机到北京玩一玩？”父亲当时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如果你们想去北京，以后等你们长大了，凭你们的本事到北京那就是好样的。”说着，父亲竖起了大拇指，“但现在想搭乘爸爸的飞机，想占点儿公家的便宜，这是不对的。”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住校，一是对自己是个锻炼，二是因为在家里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父亲不想让我们享受这种照顾。当年我们都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上学，八一小学在东校场，军区在北校场，两边的距离有几里地。

我父亲在家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工作很忙，又经常要去北京开会，但只要他在家，每到周末的时候，他就会坐在院子的台阶上，盼着我们回家。

尽管父亲非常想念我们，但也不允许我母亲找车去接我们回家，都是让我们自己背着书包走回家。所以一直以来，在我们的心目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占公家便宜的想法。

我母亲看到父亲这么想念孩子，有一次就让司机老吴把我们从东校场接到北校场的门口，然后让我们下车跑步回家，从我们下车的北门到家里还有一段距离，跑回家后，我们都喘着气，外套也提溜着。父亲问：“怎么回来的？”“走回来的。”那一次我们撒了谎，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谎话就被戳穿了。

又到了一个周末，父亲刚好在家，他说孩子们要回来了，多做几个菜吧。于是，母亲就让新换的警卫员去接我们放学，新换的警卫员并不认识我们，但他也不敢多问，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姓贺的不多，你到那里把姓贺的都搂到车上就行了。”“行，那我知道了。”

结果没想到，我们班上，除了我，还有一个男孩子也姓贺，这个男孩子的父亲当时是雅安军分区的司令。警卫员一到学校，就问老师“谁姓贺”，老师告诉他哪几个学生姓贺，他就把这些孩子们都“搂”到车上了。当时在车上，我们都很纳闷，他去我们家干什么？但是当时谁也没问。

到家后，母亲一看傻眼了：“坏了，这谁家的孩子给接到我们家里了。”我妈就问他，“你姓问什么啊，你爸爸叫什么啊？”

男孩子回答后，父亲一听笑了，“今天我们来了个小客人，咱们一起过个周末吧。”就这样，我的同学在我们家中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周末，回去后，还特别自豪，“我这个周末是在贺伯伯家过的。”

尽管当着孩子的面，父亲并没有因为我母亲私自用车接孩子的事情发脾气，但事后，我父亲很严厉的批评了我母亲，“以后不许干这个事情，不能够用公家的车去接孩子。”他的观点是，公家的车配给他，是为了工作，而不是给了整个家庭。自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用公家的车去接过我们。

网传父亲是贺龙伯伯的儿子，贺伯伯说打什么战斗，我父亲二话不说就往前冲——

贺龙伯伯给大哥起名为“贺雷生”

父亲对待战友非常好，我曾经遇到过父亲战友杨虎臣的女儿，当时她看到我就哭，说:“北生姐，我们找了你们那么多年，都找不到你们。”我当时还有些纳闷，不明白怎么回事，杨虎臣的女儿说：“当年我父亲的腿断了，贺伯伯知道后，就找到我父亲，把他给抢了出来。”我才知道，父亲用一只胳膊划船，救出了杨虎臣叔叔，他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国民党就去抓人了，所以杨虎臣叔叔一再和家里人讲：“没有贺军长，就没有我的家。”

杨虎臣叔叔晚年的时候得了老年痴呆，连自己的妻子都已经不认识了，但如果有人和他说“贺司令来了”，他马上就会精神起来，四处寻找那个他熟悉的身影，“在哪里？在哪里？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他说呢，我还没和他说完呢。”

我父亲还曾经把身上仅有的四块大洋给了杨虎臣叔叔，因为杨虎臣叔叔要回家去给他母亲过生日。父亲嘱咐杨虎臣叔叔，一定要给老人家过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因为他们多少年都回不了一次家。

网上有不少报道都误称我父亲为“贺小龙”，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贺龙伯伯的儿子。我知道父亲和贺龙伯伯关系确实非常好，父亲从参加革命就跟着贺龙伯伯，贺龙伯伯说打什么战斗，我父亲二话不说就往前冲。

我们很尊敬贺龙伯伯。大哥在延安出生，生下来的时候，一阵雷雨声，于是贺龙伯伯就给他起名贺雷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深圳的朋友劝我一起留在深圳做生意，母亲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的爸爸希望你们

一辈子为部队服务”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去世“很突然”，心脏的冠状动脉瘤突然破裂。当时父亲正在和人谈话，一下子就感觉不舒服，在军区招待所就地抢救，1960年7月1日，父亲因病去世，年仅47岁。7月5日，成都军区举行公祭，数万军民冒雨为将军送行。余秋里中将扶柩痛哭，贺龙元帅亲笔书写挽联：“卓越功勋传千秋，革命精神永长存！”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才17岁，我父亲大她整整一轮，29岁。战争年代，母亲一年才能见到父亲一次，于是母亲就开始给父亲攒盐巴，每年见到父亲的时候就给他一包盐巴。那时候每次吃饭，能放一丢丢盐巴，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申请回到了北京。母亲觉得自己不能在成都生活，因为到处都是我父亲留下的痕迹，我母亲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的顶梁柱没了。”

我父亲临去世前，还找来了后勤部长谈工作，还说到了战士们住房的问题，他说：“如果我到了下面，战友们问我，你现在当了一个官了，你给战士们做的什么福利啊？我怎么和他们说啊。”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深圳，当时我觉得深圳的发展要远比内地好，我在深圳的朋友劝我留下来，一起做生意。我给我母亲打了电话：“妈妈，我朋友邀请我在深圳发展，我觉得深圳确实很好啊，有高楼大厦，有漂亮衣服。”母亲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爸爸还是希望你们为部队服务一辈子。”就这样，我谢绝了朋友的邀请，又回到了部队，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前几天，我刚从派出所领到了自己的身份证，之前在部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籍，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才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和以前在部队有一些不同，那就是看病的时候，需要先自己垫付费用，然后拿着发票去报销，费用会打到卡上。

我退休的时候，已经是师职干部了。如今我和朋友组建了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担任副团长一职，40余人的团，70余人的团，乃至100余人的团到现在还在全国各地演出。

合唱团成员平均年龄66岁，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我们在北京住所分散，有的人为了排练早出晚归，每次排练来回要坐4个多小时车。

最近接到全国各地不少邀请，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休息过。我们合唱团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出钱做的，为了和当年的将军合唱团尽量保持一致，我们选择衣服颜色的时候大费周折。当年的将军服衣料是苏联进口的，随着工艺的改进，今天无法找到同样颜色的布料。后来，机遇巧合才找到相同颜色的布料。

我至今还记得，合唱团曾经在吕梁演出过一场，有一家五口开车两个多小时专程来看演出，演出完都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他们还不走，我们出来了他们才走，特别感动。其实，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的第一场演出就在大学校园，观众是一群80 后、90后的大学生，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演出让这群大学生们开始关注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和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口述/贺北生 撰写/记者 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