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与我

原标题：《吴宓日记》与我

@吕进

近年，有好几个人都联系过我，说想来我这里了解吴宓的情况。我很惊诧，我和吴宓从来就没有交集啊！他们都说，《吴宓日记》说到你的。前几天，又有一位以吴宓研究做博士论文的学生给我发信，“希望采访”。说来惭愧，我还没有读过《吴宓日记》呢，这次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吴宓日记》在哪里谈到我呢？”这才知道这篇日记载于《吴宓日记》续编第六册。

1963年7月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我留系任教，和俄罗斯老师维娜共同在俄语专业二年级一个班执教专业课。维娜讲授词汇部分，我负责语法部分。那时，西南师范学院在教师里开展了“教书育人”活动，提倡专业老师要既教书，又育人，我也投入了这个活动中。

1964年9月25日下午，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院文科教师大会，由潘教务长主持，方敬副院长出席，请了四位老师交流“教书育人”的心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如《吴宓日记》所记，我的讲题是《教书，教人，教自己》。我说，在教学活动里，教师不要只做“经师”，还应该做“人师”。《汉书纪》卷二十三说：“经师易遇，人师难求。”什么是“人师”呢，《韩诗外传》定义说：“智如泉涌，行可以为师表者，人师也。”所以，要做“人师”，教师就要善于“教自己”，“行可以为师表”。教师大会的四篇发言内容被应邀坐在第一排的吴宓教授认真地记了下来。我是继中文系徐永年老师之后的第二位发言者，吴宓记录说：“在听讲中，宓作柬与第二排之谭敏，求写示第二讲员之姓名。得知其为吕进。”谭敏时任外语系党支部书记。

吴宓从13岁开始记日记，直到晚年。《吴宓日记》凡20卷，是吴宓一生的学术生涯、个人际遇的真实记录。钱钟书先生在序言里称道《吴宓日记》说：“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这是准确的评价。

名人日记是重要的文体，晚清就有“四大日记”的说法：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在现代，鲁迅、胡适、周作人、吴虞都有日记传世。而千万言的竺可桢日记和八百余万言的吴宓日记则是篇幅最长的。

吴宓精通易经，曾预计他的一生将有3个28年。神奇的是，他的一生完全被他预言得一丝不差。在第一个“28年”，他到哈佛留洋后，回国服务。第二个“28年”是他的高峰期，主编《学衡》杂志，创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于多间名校。1950年以后，开始了他的第3个“28年”，也是最后的“28年”，这28年他是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度过的。其间，他婉辞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回京工作的邀请，坚持在西师教书，直至84岁离世。

我的遗憾是，我十八岁以后就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和教书，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吴宓先生，失去了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

记忆中，我参与过一次吴宓研讨会。那是1998年6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发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11个单位在西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吴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将这个会议称为“世纪末的学术盛会”。作为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参与了这个研讨会的筹备、主持和论文集《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的编辑出版。

吴宓在1910年的日记卷首写道：“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我也是从13岁起就开始记日记至今，我会记得吴宓先生的话。（作者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