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铮铮铁骨 赤胆忠心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特务开始在山东疯狂逮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齐鲁大地。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敌人破坏了临时省委、团省特委及山东省各地党组织,逮捕党、团员300多人。济南市的中共党组织幸存下来的仅有两个支部,党员只剩下赵健民等七八个人,而且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一切联系。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有的人叛变,有的人消极,有的人退缩,有的人游移。当时敌人曾猖狂地叫嚣:山东的共产党被消灭了。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她比荒草有更强盛的生命力。”赵健民等同志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领导济南乡师支部坚持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斗争,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但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表现出来的是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无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作为济南党组织的负责人,赵健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甚至步行,冒着严寒酷暑,行程约1.78万里,到鲁西、鲁北、鲁中,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开展党的工作,以济南和莱芜党组织为主体,组建了共产党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同时费尽周折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历尽三年的艰辛,山东党组织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赵健民为恢复、发展济南和山东党组织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9月,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押解的路上,赵健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衣兜里放着一份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他趁敌人不备,迅速掏出文件塞到嘴里吃了。在监狱中,特务问赵健民:“共产党中央来的人在哪里?”赵健民说:“什么中央来的人,不知道!”特务们急了,把赵健民捆在一个长凳上,向他鼻子里灌凉水,一连灌昏几次。接着特务又用两三根竹子拧成的“抄子”猛抽赵健民,一打就是一条血痕,接着就是压杠子,赵健民被压昏数次。第一次刑讯整整持续了七八个小时。第二次审讯时,特务对赵健民说,抗日救国不能跟共产党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有跟蒋委员长走,才能抗日救国。要走那条路不难,只要把你知道的共产党的关系说出来就行。”赵健民轻蔑地回敬道:“你这是胡说八道!你们国民党不是说,红军长征要遭到石达开的下场吗?现在怎么样?不是已经胜利到达陕北了吗!你们说抗日救国就要跟蒋介石走,这真是笑话!谁不知道蒋介石在日军侵略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大叛徒宋鸣时气急败坏地吼道:“赵健民!你要做共产党的烈士吗?好!我成全你!”“你的鼻子想要喝辣椒水,有的是。”赵健民威武不屈地回答:“你这一套能吓倒出卖灵魂的人,而吓不倒一个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不要说什么辣椒水,就是钢水我也想尝尝。”
10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审讯赵健民,向他发问:“你是一个学生,不好好读书,参加共产党想做什么?”赵健民胸有成竹、慷慨陈词:“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日本要灭亡我全中国,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四亿五千万同胞被奴役的大祸就要临头。山东地处沿海,一旦日军大举入侵,必定遭到蹂躏。”“你作为山东的军政领导人,不但不应该压制我们抗日,而且应该支持我们的抗日救国运动。”赵健民平静地看着韩复榘,等待着他一摆手,就赴刑场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就义。从被捕之日起,赵健民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不久,赵健民被押送到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此期间,作为狱中共产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发动难友为抗战前线的浴血奋战的将士捐款,遭到看守所当局阻挠,党支部领导狱中共产党员进行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让步。

赵健民(前排中)、莫文祥(前排右一)、段子俊(前排左一)等领导会见当年部分“三八红旗手”。卜石林 摄
金戈铁马 功勋卓著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党中央指派张经武同志赴山东与韩复榘谈判,赵健民被释放出狱。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告诉赵健民,党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心任务就是到农村去组织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成为一个好的游击队员。在赵健民主动要求下,他被派到中共鲁西北任特委书记,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形成了闻名中外的鲁西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冠县境内有两支较大的绿林武装,他们虽打着抗日的旗号,实则以敲诈抢掠为业。赵健民到冠县后积极开展工作,他首先和党组织采取多种方法,使其中一支绿林武装 “南杆”陷于被动境地,促其同意归编,被改编为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第六支队,建制为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后来,在赵健民和党组织的推动下,“北杆”也被收编,编为第五支队。至此,两支武装完全摆脱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控制,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9年10月,担任八路军筑先纵队特务营(三营)营长的赵健民带领指战员英勇作战,在陈贯庄战斗中,毙伤日军110多人。战后,“赵三营”在鲁西大地上成为“克敌制胜”的同义词。赵健民被誉为“活着的赵子龙”,而日本鬼子却咬牙切齿地骂他为“赵三马胡子”。
1942年1月,赵健民在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后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从冀中转到冀鲁边区,军区首长决定任命马本斋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改任副司令员。当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找赵健民谈话时,赵健民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命令!”此后,回民支队进入鲁西北,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马本斋与赵健民密切配合、并肩战斗,沉重打击了气焰嚣张的伪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9月,赵健民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治委员,与区党委书记张玺、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军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在黄河以南领导反蒋自卫战争。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赵健民和段君毅领导的冀鲁豫军区战勤指挥部动员全区人民支援前线,为鲁西南战役全歼国民党6万余人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鲁西南战役后,赵健民担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此后赵健民指挥的军区部队积极配合陈毅、粟裕大军作战,开展游击战争屡建战功。为配合主力部队在陇海铁路南歼敌,赵健民指挥军区部队全面向冀鲁豫区内敌人广泛出击,作战90余次,歼敌4000余人。后来,赵健民与徐运北等商定,组织东进战役,历时31天,全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3600余人,地方民团600多人,扭转了运河以东的局面。
辽沈战役结束后,赵健民作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在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中,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五个阶段的作战,完成了各项任务,俘国民党正规军、保安旅团12000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很大提高。1949年2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赵健民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政治委员。他和军长王秉璋一起率部于安徽安庆摧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强渡长江;紧接着挥师东进,截断了敌人逃往福建的道路,进而挺进闽北,解放8个县和13座重镇,为三野解放福州、厦门和福建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军大西南,解放了贵阳。此时,赵健民任十七军军长兼政委,并兼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军管会副主任,对贵州清匪建政和支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起义做出贡献。
建设祖国 呕心沥血
1950年1月,赵健民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调令,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分别接见了赵健民。他们指示赵健民,交通部的任务是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重庆的交通机构,恢复西南水路交通,支持西南各省区恢复经济,支援进军西藏,筹备建设成渝铁路和康藏公路。他们告诉赵健民,毛主席、周总理已同意修建成渝铁路,以实现四川人民几十年的愿望。
赵健民上任后,迅速组建起西南交通部机关,并把主要精力用于修建成渝铁路上。在以赵健民为首的铁路工程局的组织、指挥下,经过军工、民工、铁路职工的艰苦努力,成渝铁路不但修得快、修得好,而且实现了边修边通车营业。
1952年7月1日,在党的诞辰纪念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便实现了西南人民40多年来的愿望,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的赵健民,为修建新成渝铁路和康藏公路耗费了大量心血。1952年11月,赵健民被中央人民政务院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1953年,赵健民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中、苏、蒙三国政府谈判,签订了修建北京经二连到莫斯科的国际铁路条约。
“文革”十年 蒙冤八载
1955年3月,赵健民任山东省第三书记(8月任书记处书记)、省长、省监委书记。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兴起时,赵健民坦诚地对一些做法提出批评。为此,他在山东开展的整风运动中,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大帽子,受到批判斗争。1959年1月,赵健民被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省长职务,到济南钢铁厂任党委第二书记、副厂长。1963年春,被平反后的赵健民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文革” 期间,赵健民因直率批评了“左”的错误,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1968年1月21日,康生当面诬陷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阶级仇恨。”康生捏造赵健民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致使他蒙冤入狱近8年之久。
在云南第三监狱,那里完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房间里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纸笔和书报,唯有堆在角落里的一堆稻草和上面的一床被褥,以及另一个角落的便桶。没有水喝,只有喝便桶里的尿水混合物。他整日整夜,面对四壁,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动物的叫声,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在一次审讯后,看守给赵健民整整戴了34天的背手铐,一双手,都变成了黑紫色。为了抗议残酷的迫害,赵健民捅破鼻腔, 把滴滴鲜血盛在刷牙缸中, 用一根缠着布条的竹棒当笔, 三次给党中央和云南省委写血书。
1968年3月13日,赵健民在狱中致信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康生指定我是叛徒。我历史上是没有问题的。被国民党逮捕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假的就是假的。污蔑、栽赃、陷害,终究掩盖不了用生命书写的史实。1972年1月14日,赵健民在狱中获准可写申诉书。长达18万字的申诉书,辩理有力,掷地有声,字字句句透出忠贞和刚毅。
在狱中条件得到一点改善后,赵健民便开始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背熟了“老三篇”,还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他“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相信真理在,生死置等闲”。
他在一封狱中写给妻子、儿女的信中说:“我正复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方面我现在是越学越爱学,学习的兴趣大得很。”他要求孩子们也要努力学习:“这是社会主义的需要,党和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在狱中,他还经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过得好不好,生产队的生产怎么样。嘱咐正在乡下插队的儿女小松、小桐再来信告诉自己生产队的玉米、小麦、谷子、棉花、红薯、高粱、花生等的亩产量,平均几亩地有一头猪,机械化的程度如何等。他还勉励孩子们要争当生产队里的劳动积极分子。
197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1月,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就在这时,邓小平收到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经过千难万险转递上来的一封信。随后,中组部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电话询问云南省委了解赵健民的有关情况。
1978年2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赵健民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8月4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假案平反大会。历史终于还他以清白:“赵健民同志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在狱中近八年与寂寞为伴的艰难岁月里,他没有发疯,没有消沉,没有流泪,只有一个顽强的信念: “我是正义的,我要斗争下去。”可当他出狱后第一次听说,在以他画线站队的大迫害中,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生命时,不禁失声痛哭。
1978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中央任命赵健民为第三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名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健民一家没有通知任何人,迅速打点行装,准备赴京。可启程之日,当赵健民来到火车站时,车站的候车室外、站台上已聚集了万名男女老幼。人民群众自发地给这位铁骨铮铮,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甘愿舍生取义的共产党员送行。“公道自在人心啊!”赵健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高喊着:“谢谢云南人民!”
鞠躬尽瘁 情满航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赵健民出席了会前长达4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先后5次发言,赞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清查工作不能放松。他认为,不能按照两个“凡是”办,应当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赵健民亲自主管航空工业部清查“四人帮”及帮派势力的揭批查工作。他认真贯彻中央的有关指示,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对待犯错误的人,他亲自找这些人谈话,既严肃批评,又鼓励他们改正错误。
赵健民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曾指出,办事要靠人,队伍先进事业才能旺盛。1978年,在沈阳召开的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现场会上,他强调要抓队伍建设。他说,抓队伍建设首先要抓革命化,同时要抓好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职工队伍。如果没有一支革命化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队伍,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他以身作则,努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特地从628所请了两位航空专家到部机关,每周给他上一次技术课。每当下基层调研,他都十分注重听取专业技术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总是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耻下问,了解航空产品的性能、科研生产等情况。
1980年8月,他主持召开干部工作会议,结合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指出存在的年龄偏大、科学文化水平偏低、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偏少等诸多问题。他明确指出,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航空工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把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当做解决接班人的大事来抓。他还在会议上介绍了北京航空学院民主推荐干部的做法,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动手制定出1980年至1982年的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规划。这次会议对航空部各厂、所、基地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建设,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赵健民重视抓好企业管理工作。他特别重视中央提出来的经济工作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的思想,即转变到科研先行的轨道上来,转变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转变到按经济规律办事上来。赵健民在1979年的一次部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强调要实现三个转变。他指出,要实现三个转变,首先要整顿管理工作和加强管理工作。他特别强调,要虚心学习国外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中国化的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赵健民特别重视民品产业发展。他在1980年年初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要求切实贯彻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军转民”的方针,并提出了八条意见:树立战略眼光,认真制定民品发展规划;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工艺特长,搞好产品选型;要把军品技术转变为民品服务,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要使改进与创新相结合;广泛开展专业化协作,反对大而全、小而全;严格经济核算,降低成本,坚持薄利多销;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积极开创“名牌”;加强销售工作,学会做生意;培养一大批懂得经营的管理干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这些意见,对航空工业落实“军转民”方针,推动民品生产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支持和推动民用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亲自带队到新疆,帮助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农林航空服务队,用国产飞机播种、喷药、施肥,并帮助建设兵团解决飞行员和国家财政补贴,促进了航空队的发展。他还积极支持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民品生产,使航空工业的民品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赵健民担任三机部机关党委书记时,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一再叮嘱有关人员要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做好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把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同志的问题解决好,给他们以公正待遇。624所一位总工程师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家属多次上访、申诉坚决要求查办此案的杀人凶手,有关部门人员多次处理不见成效。赵健民提请公安部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几位刑侦专家组成调查组,到江油进行勘察,提出专家组意见,并亲自到现场查验调研,后来又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工作安抚了家属的情绪,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人民公仆 高风亮节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要求老同志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当好年轻人的参谋。面对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刚刚恢复工作的赵健民多么想把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啊!况且当时中央已确定部长吕东任国家机械委主任,并考虑赵健民接任部长。赵健民完全可以在部长职位上再工作几年。但他却执意让较为年轻的同志快点站到第一线,自己退下来给年轻人当参谋。
1981年7月20日,赵健民同志通过三机部党组转呈了一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辞职信。他在信中写道:“几年以来,中央根据干部老化的状况,一再号召,提拔中青年干部,老同志逐步退居二、三线。”“我们部现有正副部长18人,另有部顾问3人。部党组副部长中有7位中年干部,他们大多是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从部领导班子的整个状况说,需要解决老同志退的问题。对此,我愿意响应中央的号召。”“我留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现职工作,虽然从几个方面说是有用的,但我认为,我退居二、三线后,总结一下经验,向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提一些建议,向党的报刊投稿,把回忆录写出来,则是对党的事业和我个人更为合适的事情。据上,我请求党组转呈中央免去我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或三线。”
1981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赵健民等的任免。年底,中央任命莫文祥为三机部部长,赵健民为顾问组组长。在党的十二大上,赵健民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健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率先退居二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1982年2月17日、4月7日分别以《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面前》和《一位共产党员的经历和胸怀》为题,做了较大篇幅的报道。赵老“辞官”为推进航空工业乃至全国的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交替开了新风,带了个好头!
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听取三机部机关团委书记张思谦关于部机关团员青年开展向离退休老领导送温暖活动的汇报,了解到赵健民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专门指示三机部要好好宣传,并亲自安排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为赵健民拍摄了专题纪录片。
赵健民退居二线后,经常接受并完成中央交给的一些重要工作。他连续几年受中央委派带队赴青海、四川、新疆等省区参加机构改革、整党等工作,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与此同时,他集中精力思考治党治国良策。
1985年1月24日,赵健民向党中央呈送了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改革党和国家现行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议》,得到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赵健民在建议中写道:“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事实上实行的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制度弊病不少,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容易造成对干部有亲有疏,有个人好恶,不利于全面了解干部,还容易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建立个人干部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反过来又助长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他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应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人民的监督。
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开会期间,赵健民在顾问委员会就“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问题发表重要意见。他说,要认识反腐问题的重要性,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发动群众,以整风精神解决腐败问题;要解决好党的领导体制中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使党的组织真正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而不陷入具体事务之中。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学术讨论会。84岁高龄的赵健民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发言。这个发言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心声:“在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之际,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依靠广大人民清除一切贪污腐败分子,做到一切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赵健民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其家庭、子女谋取任何一点私利。他坚持原则、坦率直言、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等优秀品质给身边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到外地出差考察、调研,总是叮嘱秘书不要忘记交伙食费、粮票和住宿费,出门从来都是轻车简从。有一次他下基层考察,当去食堂吃饭时, 看到地上扔了一个馒头。他非常认真地、下命令似地对秘书说,捡起地上的馒头,拿到食堂烤烤咱们吃了,不要浪费!一次,他考察黄河水利工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他安全出行,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交通管制。对此,赵老很不满意并提出了意见。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出行给百姓带来任何不便。一次,他受中央委派到一个盛产名酒的地方检查工作,坚决拒绝用餐时用名酒招待。
退居二线后的赵健民,还为党史编写和民族文化传播付出了巨大心血。1983年5月至1991年6月,他任冀鲁豫地区革命史工作组长,亲自主持编写了《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中共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资料丛书。
1997年至2000年,任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主任,领导建立冀鲁豫地区革命纪念馆。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和《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编审委员会顾问,为研究、编写中共山东党史花费了大量心血。从1992年1月至1999年10月,受中央领导委托,赵健民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1999年10月以来,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他身体力行,为传播孔子思想、弘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做出了贡献。
赵健民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的一生。今天,我们以沉痛心情悼念赵健民同志,深切怀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航空工业的老领导,就是要学习他一生无限忠诚党的事业,执着追求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学习他一生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英勇卓绝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赵健民同志未竟的事业,全面实施集团公司“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航空工业强国,强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告慰赵老在天之灵!
赵健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航空人心中!
(转自《中国航空报》2012年4月19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