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看到的未来：遗址保护、陶艺复兴和重拾梦想的陶艺人

湖南省铜官陶瓷总公司自力陶瓷厂生产车间，6月2日下午，车间里很安静，只有两三个人在值班。

铜官镇。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铜官陶城市场”原用于存放陶器成品，多年前就已改作菜市场。

6月2日，在觉华塔鸟瞰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园内觉华塔、登山游道、彩唐桥、入园道路等已完成。

6月2日，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谭家坡遗迹馆。还没有正式开放，隔壁村的人已来看热闹了。

5月23日，湘江边，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古街上的“铜官饭店”。

约20公里。从长沙芙蓉路驱车向北，至望城区丁字镇往西，到彩陶源村谭家坡村民组。6月5日，坐落于此的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并向市民免费开放。这座唐代兴盛的名窑衰落沉寂千年后，于上世纪50年代被重新发现。今作为考古遗址公园，它的使命是完整保护区内文物遗迹；而借此“将铜官窑复兴起来”，却又是“铜官人最想看到的未来”。

在遗址的规划中，为协调二者，对核心区和配套区做了功能划分，并分期完成，目前已完成第一期的保护工程。但是在铜官陶艺大师看来，他们等复兴太久，怕赶不上这趟车。

“我们不会有非议，停车坪都是地层式的。7000多平方米，所有瓷片考古队都有整理”

由长沙北往望城彩陶源村，今年刚修通的柏油路取代了原有的砂石路面，原来凌乱和脏兮兮的溪流沼泽已经过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变得清澈，不时可见仿古水车置于其中，江边草滩上偶有白鹭，一派田园风光。

长沙铜官窑距省会长沙仅20公里，在城市北扩的进程中，很有保护的“紧迫性”。它“一江两岸三镇”（铜官、硚口、靖港）的区位小特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铜官考察，觉得“太美了”。铜官窑提前进入2010年公布的第一批立项项目，“不然会留下很多遗憾”，长沙市望城区委宣传部官员骆志平拿马王堆举例，“如果是保存在原地，该多好”。

作为一个文物遗址保护区，它的主要任务是确保遗址安全。此前，像陕西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受到诸多质疑，被批评很多建设甚至没有通过文物部门。对此，骆很有底气地说，“我们不会有非议，停车坪都是地层式的。7000多平方米，所有瓷片考古队都有整理。”

全部由政府出资，改建彩陶源村为“唐风”村落；“自己不出钱，还是高兴的喽”

保护区内只能进行遗址保护、修复和展示工程，除必要的保护、展示及辅助设施之外，不设置任何与文物保护无关的设施。按照骆志平的说法，在建设过程中，“这里没填一块塘，没挖一座山，没砍一棵树，能用野草就不用草地”。遗址范围内见不到高大乔木，据说乔木的深根会对地下遗址造成破坏。

地下水也不能开采，同时严禁在保护区内采挖瓷片。自铜官窑发现后，遗址区一直是开放的。骆志平本是铜官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打水漂都是拿陶瓷片”。

但加进了一些人工的东西，比如公园周边村居作了统一布置，栽种本地树种，为了让游客体验“俯瞰”的感觉，在山头新建一座人工景点觉华塔。

而为了与铜官窑作为唐代名窑所展现的盛世大唐相呼应，长沙市规划局在确定园区布局时要求将园内村居均改成青瓦木窗的仿唐风格，铜官窑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刘厚介绍，这是“在公园整体氛围协调方面做的最大的改造”，符合“梦回大唐”的主题。为此，遗址管理处与村民作了沟通，在确定不搬迁居民、开放后让村民自主经营的原则下，以“没有搬迁一户居民，全部由政府出资”，帮公园核心区所在的彩陶源村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改建成“唐风”民居。

在谭家坡遗迹馆旁开餐馆的村民蓝江民很愿意有这样的改造，“自己不出钱，还是高兴的喽”。除了房屋，店里的招牌也要由遗址公园出资统一定制。只是目前店里的顾客很少，这让他担心，如果开园后还这样，生意就难做了。他的邻居蔡银州在谈及统一改造的房屋风格时告诉记者，样式是政府早就定好的，他对此并不是很关心。倒是在施工人员按样来改造时，村民会与他们反复商量能不能将杂屋也一起改装，因为之前的计划是不包括住宅的附属杂屋的。在施工人员上报后，遗址公园建设方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蔡银州一家对遗址公园带来的前景持观望态度，想开超市或招待所的他们，怀疑能否有足够的游客。

在离谭家坡稍远一点的村子里，开超市的胡立平起初并不愿意改装，他觉得自己家原来的装修更好，统一改装反而是“破坏”。在后来镇里来人多次做工作的情况下，他才勉强同意。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不能从遗址公园得益了，即使公园建成，“该咋样还咋样，游客不会在这停留”。

谭家坡遗迹馆是“核心区的核心”，它保护那个“目前世界最完好的唐代龙窑”，园区一期建设则砸下3亿资金

谭家坡遗迹馆是遗址公园一期的核心建设工程，除了少量铜官窑文物外，它主要的展品就是那个长形的龙窑，一旁的作坊区域也在馆内。3D影像播放唐代龙窑从取泥、拉坯、上釉到烧造等生产过程。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龙窑，窑顶已经坍塌，青砖砌成的窑壁还有最高约1.4米的残存。这个龙窑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两次发掘后，经国家文物局和考古学界定为“最完好”的唐代龙窑。因为是最大的龙窑，即使在遗址公园未建设之前，它也一直处于封闭保护状态，除了考古人员及专家外，不对外开放，相对于其他窑址，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发现时的原貌。

谭家坡遗迹馆旁，“梦回大唐”百米瓷板文化长廊以版画方式再现了考古人员研究复原出的长沙铜官窑生产过程、窑工生活和出口贸易等场景。

遗迹馆后面设有游客互动区，公园开放后，游客可以在陶艺吧尝试自己动手拉坯、施釉、绘画、题诗等制作陶瓷的过程。但与遗迹馆的公益性质不同，这里由陶艺吧入驻企业的陶艺师收费、指导游客试玩。

当然，除了遗址核心区的谭家坡外，距离“核心”稍远一点的本地人还有不少并不知道这件“大事”，记者去年到此，在田间的农民还总把“铜官窑”与铜官古镇混为一谈。上世纪80年代就从铜官老家走出来的曾爱民，一直生活在长沙，她说他们这种接触陶艺的人肯定关注，但种田的农民若是从中得不到实惠，可能就不太知晓了。

这个安静的村庄与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需要的3亿资金分别来自国家财政、长沙市和望城区政府。遗址公园开园当天还将启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的奠基仪式。博物馆预计明年可主体完工，除了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博物馆中的长沙窑藏品外，流失外地的长沙铜官窑文物，也有一些回归故乡。

“将铜官窑复兴起来” ，希望最多“能让五百人同时在这玩泥巴”

如今的国家遗址公园核心区虽然离铜官新镇只有5公里，离铜官古镇2公里，上世纪50年代发现时还归属铜官镇管辖，但60年代修水库，因为库区的管理问题将此地划给了丁字镇，从此“铜官窑”不在铜官镇却在丁字镇。

“湖湘名品”总经理吴琪提供给游客体验的“陶艺吧”设在谭家坡遗迹馆，但制作工厂却在铜官古镇。因为铜官陶艺后来的传承地一直都是在这个老街上。

铜官古镇上原陶瓷总公司的八厂被吴琪租来当成了基地，想在这打造长沙的"798"，在这个背山面江的老厂房里，他们将堆放多年的垃圾清理出去，希望最多“能让五百人同时在这玩泥巴”。

遗址公园总规划为24平方公里，除了做好文物本体保护与展示，就是要引进陶瓷工艺大师建设陶瓷作坊。在此之前，望城地方政府已经将本地走出的陶艺师雍起林、彭望球等“招”回来。但对于国内著名陶艺大师，请不来，他们也不愿意来。这也是雍起林觉得作为一个陶窑遗址公园很欠缺的地方。同时，引导村民按照规划要求，改造自家房屋，经营农家乐、小型旅馆、陶艺吧、茶室、旅游商店等相关配套产业。

只是对于一些陶艺人来说，这些是希望，还没能变成现实。

其实古街自有气氛，安静保留了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和那个时代的标语，一些作坊用各类陶制品装饰成大门或外墙

铜官古镇的传统陶艺一直存在，即使在铜官窑遗址未发现之前也是如此，当然，它远没有景德镇等那么出名。发现遗址后，上世纪80年代的铜官窑陶艺还曾兴盛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湖南陶瓷总公司拥有十个厂，一千多员工。但进入2000年后，这些笨重的陶制品渐渐淡出，最终垮掉了，大量技术人员或转行、或流落沿海地区打工。

现在古街牌坊写着“彩陶城”，大概有30家陶艺作坊。大一点的自己烧制，小一些的只能将作品拿到附近厂里烧。古街依然很安静，保留了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和那个时代的标语。一些作坊用各类陶制品装饰成大门或外墙。

被称为“泥人刘”的陶艺大师刘坤庭坦承在这做陶艺9年多，前几年很少有人来，现在渐渐可以看到游客了。虽然游客不一定买工艺品，但能有年轻人来看看，已是很大的鼓舞。他9年前从广东潮州回家乡开作坊，直到现在，顾客主要还是原来在广东培养的老客户。

从早年陶瓷公司衰落后出外打拼的技术员工，到近年陆续在景德镇等地学习工艺美术的年轻学生，他们想回来，但这里实在没有一个平台。 “铜官其实有资源、有人才，只是留不住”。刘希望有更切实的对陶艺人的优惠政策，比如租给他们一块地，刚开始就不要租金，十几年后再收。“不然，那些陶艺人没实力入驻”。

同样从潮州归来的陶艺人彭望球2009年应地方政府之请，回铜官创业，自称“下海后又游上来”却实际上“不想回来”，因为这里的产业已经全部垮掉，“要重新建立体系很难”。

相比之下，2010年获得陶艺大师称号的雍起林似乎更“悲观”，这个自十几岁做陶艺、入行已有60多年的老陶艺人，在谈及著名的陶都宜兴时，认为铜官想做成那样很难。主要原因则是：很多陶艺失传，后继无人。对于遗址公园，他觉得“还不错”，只是觉得博物馆要结合近现代的内容，不能仅是古代的，还要请来更多的陶艺师。

上世纪80年代从铜官陶瓷学校毕业入广州工艺美术学院、在陶瓷公司做技术员的曾爱民，当初因为“向往城市”抛弃了“为铜官陶艺贡献力量”的理想，几十年来像那一届陶瓷学校的同学一样，“奔波于各个行业”，今年初却再次加入陶艺公司，大概是那一点点梦想没死， “将铜官窑复兴起来，这是铜官人最想看到的未来”。

动作

铜官窑，计划与国内其他瓷窑捆绑申报世遗

长沙铜官窑始创于唐“安史之乱”后，鼎盛于中晚唐时期，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窑之一，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南亚、西亚地区，最远抵达东北部非洲，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它引进阿拉伯文化，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阿拉伯人十分感兴趣。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长沙铜官窑可谓功不可没。

湘籍诗人李群玉曾在诗中描述其烧造盛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窑场衰落于五代之际，宋以后为历史所尘封，人们早已忘却当年的盛况，直至1956年在湖南省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经文物部门五次调查发掘，发现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遗址区域，除窑址外，市场、码头、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

2010年，长沙铜官窑考古遗址公园获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计划与国内其他瓷窑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名录》在瓷器或瓷窑项目上还是一项空白。

考据

“如果仅仅是一个民窑，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发现时，专家并没有对这一窑址及其产品进行规范化命名。因此，这一古窑的称谓也就多种多样。有的专家曾称之为瓦渣坪窑，有的称之为石渚窑、铜官窑，也有的专家称之为长沙窑。二十多年来，较为多用的名称是长沙窑、铜官窑、长沙铜官窑，目前的考古遗址公园也是采用“长沙铜官窑”的名称。

文史专家杨学成将其命名为潭州窑，因为它是唐代的窑址，长沙地区在唐代的行政名称为潭州，称古窑为长沙窑，与历史的实际不符。称为潭州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宋的官窑都是以当时的州名命名的，如邢州窑、越州窑、岳州窑等。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把长沙铜官窑划为民窑。杨学成则认为在古代，并没有如此严格的划分，有些是官方主管，私人经营；有些是私人生产，官方经销或包销。铜官窑生产与销售规模巨大，非民窑所能办；同时铜官窑是一个大量外销、承接外国订单业务的企业，如果仅仅是一个民窑，显然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