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在香港秘密会见姐姐吴健雄

■幼年吴健雄和叔叔吴琢之

■95岁的江汉贞

■暌隔20多年，吴健雄(左二)终于见到了叔叔吴琢之(左三)和弟弟吴健豪夫妇

◆江汉贞

我的丈夫吴健豪（1919-1968）是吴健雄博士的亲弟弟。吴健雄博士，对物理学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自1936年赴美留学后，一直没有回来过。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吴健雄在科学上的非凡成就，非常希望她能够回国工作，上世纪50年代曾通过她的父亲吴仲裔老太爷写信转达了这个意思。1965年，还特意安排了我们夫妇和当年资助吴健雄出国留学的叔叔吴琢之（吴家后代称其为“小伯”）去香港，与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见面。

吴门有幸：

老二健雄享誉世界

我的丈夫吴健豪（1919-1968）是吴健雄博士的亲弟弟。他们兄弟姐妹原本四人，大哥吴健英，老二吴健雄，老三吴健豪，老四吴健杰，每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英雄豪杰”四个字，这很能说明我公公吴仲裔对儿女的期望。可惜老四吴健杰不寿，很小就夭折了，其他三人均大学毕业，学有专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最突出的是姐姐吴健雄博士，对物理学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中豪杰。这不仅使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晚年备感欣慰，也成为激励我们和后代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自然，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吴健雄在科学上的非凡成就，非常希望她能够回国工作，上世纪50年代曾通过她的父亲吴仲裔老太爷写信转达了这个意思。1965年，还特意安排了我们夫妇和当年资助吴健雄出国留学的叔叔吴琢之（吴家后代称其为“小伯”）去香港，与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见面。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是件非常特殊、非常机密的事情，因为那时中美之间尚处于冷冻状态，去香港需要特别通行证，作为普通市民的我们，在此之前连做梦也没梦到过。

我与丈夫吴健豪是之江大学同学，他读土木工程系，我读经济系。他是校学生会主席，长得人高马大，待人诚恳热情，常组织我们课外活动。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他随父母从家乡太仓浏河镇迁来上海，一直住在瑞金二路上的明德邨。非常巧的是，他父亲吴仲裔先生在家乡创办的那所学校，叫明德女子职业学校，来沪的住处竟也叫明德邨。抗战八年间，他父亲与叔叔曾奔赴西南大后方建设滇缅公路，在西南运输处任职，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

我们大学毕业后，于1945年11月在上海结婚。当时抗战已经胜利，父亲和叔叔也从内地返沪，全家人皆大欢喜。那时姐姐吴健雄已经赴美留学9年了，已获得博士学位，1942年与袁家骝先生结为伉俪，还参加了美国著名的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后一直从事尖端的科学技术研究。我那时虽然没有见过她，但从吴健豪那里得知，他姐姐从小就非常聪明、用功，已是国际物理学界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是在20年后才第一次见到她，而且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概念上的“第三地”——香港。

骨肉情深：

姐弟暌隔二十余年

解放后，吴健豪在河南郑州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并当选为河南省政协常委和郑州市人民代表，我在上海建庆中学教书，两个儿子吴肃和吴煦在上海读书。1962年秋天，北京有关部门派人到郑州找到吴健豪，说是国家很关注他姐姐吴健雄在各国的学术交流活动，请他也要留意这件事，如果事先知道姐姐要去哪个国家或地区讲学和开会，政府可以安排他前去与姐姐见面。

与姐姐见面，正是吴健豪多年的愿望。姐姐自1936年赴美留学后，20多年没有回来过。姐姐走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学生，而眼下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其间世事翻覆，陵谷兴替，殊难尽言。对于吴健雄来说，会见家人的愿望更加迫切，她赴美留学的时候才24岁，转眼已经50多岁了，远隔大洋，虽可鱼雁往还，但那些年家中变故太多，父亲、母亲、哥哥已相继去世，信中怎能说清缘由？她急切盼望见到家人，想了解这些年来家中的一切。可是中美关系处于冷冻状态，机会就很难找。

1964年，一则报道带来了希望——杨振宁先生与他父母亲及弟妹在香港见面了！吴健雄看到报上刊出这条消息后，马上就与丈夫袁家骝商量，认为这并非杨振宁一家的私事，而是一个信号，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的铁壁铜墙开始有点松动了。她想，既然杨振宁先生可以在香港与家人见面，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不能回大陆，同样可以去香港嘛。如果我们能和亲人在“第三地”见见面，不也可以了却我们回乡探亲的心愿吗？

1965年2月6日，姐夫袁家骝给吴健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去岁年底，杨振宁先生曾去香港和他的父母兄妹在那里团聚了一两个星期。我和健雄商议，希望您能伴同琢之叔在今年暑期间，去香港游览两个星期，届时我们在香港等候你们。这样不但健雄可以骨肉团圆，重叙旧欢，我也可以乘这个机会同您相见，那真是快活非凡了。至于办理手续问题，我们这里去香港不是问题，您那方面需要请您和琢之叔向国内当局申请短期出国证书，申请理由是你们和健雄离别，已将近三十年没有见面了……”

特事特办：

统战部门全力支持

吴健豪接到姐夫的信后，立即向郑州市政协领导作了汇报，并写了一份要求去香港与姐姐会面的申请。此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11日，公司党委来人通知健豪，河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刘鸿文同志要与他谈话，而且由郑州市委书记牛万里与市委统战部长朱翔开陪同前去。健豪暗自思忖，上级领导这么重视，看来此事十有八九能成功了。果然，刘鸿文部长说：“你的申请我看过了，你们姐弟分别快三十年了吧，那时你还是个小青年……应该让你们叙叙亲情了。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你出去能积极做点工作，我们很高兴，也很信任你。我们希望你们这次骨肉团圆，痛痛快快地叙叙旧。当然，有些问题不能操之过急，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能把国内的真实情况向你姐姐作详细介绍就很好了。”

健豪表示，能得到领导如此信任和重视，心中非常感激。这次机会实属难得，因为家中父母双亲和哥哥均已去世，只剩下他与姐姐了。他会把解放后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一告诉姐姐，希望她有一天能回来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服务。他还说，这也是姐姐本人的夙愿。刘部长待人诚恳，话语亲切，还热情地为健豪饯行。席间，他关照健豪说：“接下来你可以去办理出境手续了，你们要放心地、高高兴兴地前去会亲。切记，不要怕争取不回来（指争取吴健雄回国）而背上思想包袱。”领导这么一说，健豪原先那忐忑不安的心才渐渐放了下来。

吴健豪非常激动，当夜写信给我和琢之叔告知详情，要我们立即向自己的单位领导提出赴港申请。他在信的结尾说：“我今天很兴奋，希望你们同样很快得到好消息。”由于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与琢之叔的出境手续都一路绿灯，办得很顺利。

6月9日，远在美国的姐姐吴健雄收到了健豪的来信，得知一切顺利，我们即将在香港这个“第三地”见面了。姐姐的复信一开头就说：“快慰之至！”然后告诉健豪，还需去上海英国领事馆（当时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办理入港手续。姐夫袁家骝则托在港的堂弟袁家麟办理担保手续，并汇寄了琢之叔和我们夫妇共三人的赴港费用。他们将于7月5日离美，7日到香港，15日离开香港。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多星期的相聚时间。为了能充分享受这次极其难得的相聚机会，姐姐还在信中郑重地叮嘱健豪，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切不可以外传。因为只要稍不留神，外界得到消息，各方人士和媒体都会找来，我们就片刻不得安宁了。她还关照我们，要照顾好已经不良于行的琢之叔，保证他平平安安地进入香港……可以说，姐姐把所有该想到的地方都想到了。

悲喜交集：

香港会晤竟成永诀

我们三人与姐姐、姐夫同一天到达香港，住在PARKHOTEL。

那天上午10点，姐姐健雄一声颤抖的“小伯——”，把彼此的思绪一下子又拉回到30年前。她先是伸手搀扶住年迈的琢之叔，向老人家问好，回头又与健豪及我紧紧拥抱。琢之叔叫她小名“薇薇”，我跟着健豪叫她“薇姐”，这样的称呼她几十年没听见了……大家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姐姐吴健雄，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汉贞，您辛苦了！”

然后大家坐下来，姐姐、姐夫把琢之叔拥坐在三人沙发中间，我和健豪分坐在两边的单人沙发上。真是岁月不饶人，姐姐的额头也有零星白发了。琢之叔望着几十年不见的亲侄女，小姑娘变成了中年人，他不由得眼圈红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姐夫袁家骝挑起了话头：“小伯，您还记得当年您来美国看我们的情景吗？那时您豪气万丈，西装革履，到美国考察交通，顺便来加州看看健雄，就是我带您去找您侄女的。您当年说话声如洪钟，我至今还记得，印象很深。健雄回忆往事时，经常谈起您对她的关爱，只要谈起您，她就滔滔不绝……”

健雄姐姐似乎还在梦中，无限感慨地说：“我都不敢相信，你们这么快就赶过来了，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谈起彼此这些年的情况，吴健雄问得最多的是父母亲的晚年生活和逝世的情形。当听到父亲晚年患有心脏病、母亲则因高血压中风而卧床十年时，她非常难过，不停地流泪，为自己没能在老人身边服侍汤药而悔恨无穷。她知道，健豪在河南工作，每年只有春节过年时才能回上海短期团聚，日常家务包括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等，主要由我来担当，她觉得是我替她尽了一番孝心，几次紧紧地拥抱了我，还在我耳边深情地说：“谢谢您！”我想，她这么多年远在美国，思念父母和家人，如今总算可以和家人见面了，而父母亲却又去世了，她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健豪没有忘记领导上关照的任务，尽可能地向姐姐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国内建设情况，说明国家正期待着她及早回国，凡是回国参加建设的华侨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受到了礼遇和重用。姐姐和姐夫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健豪的介绍，不时地点点头，但他们说手上的工作还很多，而国内还不具备她的科研工作所需的设备条件，所以回国之事暂时还不能说定。

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得飞快，在难得的相聚期间，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琢之叔当时已经70岁了，身体欠佳，尤其腿脚不灵便了，自感来日无多。老人家望着他最关爱的侄女健雄，不无伤感地说：“这次见面后，恐怕以后就见不着了。我这把老骨头不行了……”每当琢之叔说这些话时，健雄姐姐就倚在他身边百般地安慰，希望老人能乐观些。健豪也就趁机劝说姐姐：“今后只能盼望姐姐、姐夫早日回国看看了，我们才能见面啊！”

这次既十分愉快又有些悲情的相聚，很快就结束了。姐姐、姐夫因还有讲学任务，在15日按时离开了香港。我们三人又逗留了三天，因为我的父亲在香港，也是多年没能见面，就借这次机会去看望了他老人家。

我们三人回来后，各自向自己单位的领导汇报了香港之行的大致情况。更具体的情况，由健豪和我到北京向中央统战部作汇报。我们被迎进民族饭店，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这些迹象都表明，国家对吴健雄归国确实寄予了厚望。

然而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的是，我们与姐姐、姐夫香港会面后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革”大动乱。琢之叔的预感真的很准，他与侄女健雄见的是最后一面，1967年他在“文革”风暴中被迫害而死。更不幸的是健豪，他在琢之叔去世的第二年，即1968年，年仅49岁，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当时我向健雄姐姐隐瞒了这些噩耗，但她因接不到健豪的亲笔信，每每感到困惑。直到1970年，我才不得不说出实情。令人遗憾的是，香港会面对于他们姐弟俩来说，竟然也是最后一面。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