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包括“唯一性、排他性”

谢文英

朱慧卿画

原刑诉法规定，定罪的证据必须要“确实、充分”，但究竟什么是“确实、充分”，规定并不具体。新刑诉法给出了明确答案:“证据确实、充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中最后一个关键性条件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道，是否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存在不同看法。什么叫“排除合理怀疑”?英美等国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解释也没有统一、具体的说法，主流的说法是接近确定性，概率约在95%以上，而不是100%。那么，是不是说，达到99%就是最高点了?如果证据证明某人杀人的概率达到99%了，是不是可以认定他就是杀人犯呢?

“毕竟还有1%的风险。彭真讲过，办一百个案子，错了一个，对办案的人来说是1%的错案，但是对被判刑的人来说却是100%的错案。”陈光中认为，西方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定了刑事证明达到确定性的可能，只承认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这不利于在刑事诉讼中严格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容易增加冤假错案发生的风险。

对比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陈光中说，其中规定的“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两高三部2010年联合颁布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的结论唯一性(排除其他可能性)是一致的，并高于“排除合理怀疑”。而且，有的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呼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体而言，该标准应当排除一切怀疑。

在陈光中看来，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在主要犯罪事实上能够100%地加以证实。比如，马加爵杀死了云南大学同宿舍的同学，杨佳刺死了上海闸北公安分局的警察等。但是，有的案件事实确实难以达到这个标准，例如，案件涉及到是否有精神病的事实，就现有医学手段而言，很难到达鉴定意见的唯一性结论。

陈光中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写入新刑诉法，是为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证据确实、充分”增加了一个容易操作的主观性标准，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刑诉法长期以来坚持的“唯一性”的证明标准，应当将“证据确实、充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作中国式解读，包括“唯一性”、“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