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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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

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

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

法治周末记者焦红艳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中国医学生的誓言,从医十多年的李振华医生依旧清晰地记得。

“第一次听到誓言内容的时候,我和很多同学都很激动。”初入校门不久的学生从誓言中感到了将来当一名医生的“责任”和“意义”。

“平时工作太忙了,很难说我天天想着誓言的内容,但是我想誓言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全国三甲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医生李振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学办的吴主任告诉记者,在新生入学一个月之内,学校将组织正式的宣誓仪式,所有的医学院学生都要郑重宣读“中国医学生誓言”。

“医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毕竟我们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医德比医技更为重要。”吴主任说。

感动容易坚守难

除了中国医学生的誓言,在世界医学界还有一个更知名的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与孔子同一时代的西方人希波克拉底,将一些口口相传的医学誓言整理并记录下来,之后遂成为举世闻名的医学道德准则。

希波克拉底誓言与中国医学生誓言的精神是相通的。誓言曾让无数刚入校门的医学生感到激动甚至震撼,但在漫长的执业生涯中坚守却并不容易。

孕妇王女士第一次到医院做B超的感受,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冷。

在这之前,王女士听在国外的同学描述过第一次做B超时的心情--看到屏幕中已经有了心跳的宝宝激动得留下了眼泪。王女士也非常想看看孩子在肚子里的状况,甚至让一同前去的先生也看看。

可最终的结果是,不仅先生被挡在门外,屏幕也只有医生才能看,所有的问题医生一般不做任何回答,甚至没有任何表情。几分钟后,医生交给王女士一张彩色打印纸,只跟她说了5个字:“正常,出去吧。”

一个医生对记者说:“国外一个医生一天才几个患者?在中国,医生如果回答那么多问题,那后边排队的要等到什么时候?有些医生也会有'言多必失'的担心。让患者也看到屏幕?公立医院哪有那些闲工夫?”

中国的医生的确是太累了。

第二次打电话给李振华是在午后3点。

前一天她刚刚值了一个连续24小时的班。早上八点可以下班的时候又进来一个病人,李医生处理完所有的事情赶回家已快中午。而第二天早上八点前她还要赶到医院继续上班。

已经做了十几年医生的她,每隔五六天就得值这样一个“没日没夜”的班,节假日也照常。今年孕产妇激增,不仅白天忙碌,晚上也常接收病人,甚至是进行几台手术。

辛苦背后,却是收入平平。几千元的月薪支撑着她和家人在京城的朴素生活。

“医生也是人,普通人,加之接触的人多,各层次都有,所以他们也会在心里有对比。而且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会通过经济利益来衡量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对医生有影响。”吴主任说。

一位受访的医生甚至跟记者说,他所有的同事、同学都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再从事这个辛苦、紧张又不享受高收入的职业。

制度导致医患矛盾

面对患者递上来的红包,对于医生尤其外科医生来说,是非常常见的场面。

收还是不收?收了红包的医生是不是都属于不坚守誓言、道德败坏的人?

台湾的一位医学教授来内地访问时,曾经对一所医学院的学生说,他那个年代,当医生为一位患者治好了病,有时候会收到患者家属送来的一筐鸡蛋这样的礼物,他们会非常感动。

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站起来问这位教授,在现在这个年代,该如何保持良好且纯净的医患关系?

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只能靠你们自己来衡量。”

一位从业多年的京城三甲医院医生告诉记者,红包没有媒体说得那么“血腥”,他见过的最大的红包是2000元,更多的是几百元、一两百元。

在这位医生看来,这些一两百元的“红包”,就像当年的那一筐鸡蛋,是患者和家属要表达的一种心情。他坦言自己也有不拒绝的时候。

还有一位医生表示,有时候,红包是在医生即将要进手术室时家属突然送上的,在递出红包的一瞬间,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心里的不安。“好像你不收就不会好好做手术似的。”

这位医生说,这个时候他们选择收。“手术完了之后,交给医院说明情况,由医院或者医生自己交还给病人家属。”

“北京的医生哪敢收什么红包。一个红包,工作就有可能没了,好歹是个铁饭碗。”一位后来转行的医生告诉记者,她和爱人毕业之后同时分配到北京一家知名的综合大医院,但最终她还是转行了。理由是:两个人都当医生,没办法给孩子一个优厚的生活条件。

“如果有的医生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话里话外地跟患者或者家属要钱,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商人可以炫富,但是医生的好坏不是以他是否富有来衡量的。”一位医学院的老师对记者说。

李振华医生的白大褂胸口处一直别着一枚党徽,她说,有时候这也是她拒绝“红包”的一个理由。

让医生纠结的不仅是红包,现有的医疗制度也是医生们关注的焦点。

“我们医院不是菜市场,有些患者来了就想讨价还价,不想花钱还想享受更好的服务,比如单独病房。即使把我们定位在服务行业,我们也不能等同于其他的服务行业。有些患者来了会跟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满足患者所有的要求,让患者满意。”一位医生说。

“制度规定,除了极个别情况,剖腹产费用最高限额是4400元,超过了这个限额要医生或者医院自己负责。”大的医疗体制不谈,即使是一个生育保险制度,就让这位医生和同事们很为难。“即使是患者自己愿意多花钱都不行。为了不超出规定的限额,很多药物和手段就不能用。在这个限额内想无痛分娩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全麻的费用就是一两千元。”

结果是什么呢?

“患者疼,就说我们医术不好,或者就没想好好给她们做手术。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政策细节给每个患者全解释清楚。我们一边给她们做手术,还得一边想着怎么别把钱花超了。尽管这项制度本身是想限制医院的权利,但是为什么连患者自己选择的权利都一并不给呢?”这位妇产科的医生最后总结说,可能制定这项制度的人不是来自于临床一线。

不能放弃的坚守

眼下,几乎全社会都在谈论整体医德下降的问题。

白求恩医学院的吴主任也感到,年轻医生在态度上赶不上老一代的医生。“我们学院曾经做过一项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是我们的毕业生在各方面的反馈都不错,唯独在沟通上还不太让人满意。医生是冷冰冰的,还是给患者一个微笑、一句安慰或者是握一下患者的手,对患者来说可能真的非常重要。”

吴主任认为,学校理论教育固然重要,导师对学生“仁爱之心”的培养也非常关键,但是对于新一代的医生来说,现实更有说服力。

为了让在校的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医生的责任。学校这些年注重实践教育,比如鼓励学生假期到家乡的基层、社区医院了解状况并写出报告、关注医疗改革等。

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德育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到河北唐县白求恩小学执教,并为那里的人们做健康方面的咨询,宣传疾病的预防知识等。

经常见诸报端的各种医疗事故,也是导致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地位下降的一个原因。

“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一辈子行医谁都很难保证不出任何差错,但由于责任心导致的事故却不可以原谅,而且完全应该被避免。”李振华说。

尽管对媒体的很多报道感到无奈,但李振华对自己的医院和同行保持了信心。“我相信大多数医生是好医生,我们也相信患者来医院是为了看病而不是为了闹事。”

李振华认为,尽量保持医生与患者之间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我们医院一个老医生就把一些常见的问题全都写在博客里。如果患者问到这些基本问题,他就会告知患者去看他的博客,有不懂的再来找他。这样既解决了医生的时间问题,患者也不会觉得医生冷冰冰。”

“我发现,很多著名医生在接待病人时态度都特别好。如果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就得向那样的医生学习,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是誓言对医生的一个基本要求。”李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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