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刺汪 （下）

原标题：河内刺汪 （下）

前排由左至右：今井武夫、汪精卫、影佐祯昭。后排右二为陈公博。

1939年2月，汪精卫大女儿汪文惺（中间白衣者）和何孟恒（穿黑西服者）在河内成婚。汪精卫、陈璧君在女儿、女婿身旁。左二为陶希圣，图右男孩身后为曾仲鸣。

▼汪精卫（左一）和秘书曾仲鸣（左二）等在船上合影。

陈恭澍曾为此大为头疼。幸而，戴笠临走前，给了他一个重要人物的联络方式，嘱咐他说“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有分寸”，这个人可以充分信任，“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情办理”。

在陈恭澍的回忆录中，给这个重要人物化名“徐先生”，却又说真人“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实何止蛛丝马迹，陈恭澍就差直接说出名字了。按照陈恭澍的描述，“徐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欧美学政治经济，在当地华侨社会很有影响，和法国驻河内的官员颇有交往（当时越南属法国殖民地）……

能和这些信息对应上的，只有当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

许念曾是外交官，参与见不得光的军统行动，难免造成国际外交的尴尬。陈恭澍写回忆录时早已时过境迁，但还是在字面上隐去了许念曾的真名。

“徐先生”和陈恭澍商量事情，从来都说“你们”，而不是“我们”，似乎刻意地保持和军统的距离。而实际上，“徐先生”不在“十八罗汉”之列，却是整个“河内行动”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执行“严密监视”任务的阶段，陈恭澍向重庆汇报的有关汪精卫的情报，绝大多数都来自“徐先生”。而“河内行动”真正的目的展开时，“徐先生”提供的信息和情报更必不可少，其中最基本的情报，就是汪精卫等人精确的住址。

3月初，又有几个国内派来的军统人员与陈恭澍联络上，两把左轮枪、三把驳壳枪以及子弹，也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了。武器送至，也就是告诉陈恭澍等人，要动手了。

软性行动

现在流传的河内刺杀汪精卫版本非常多，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陈恭澍回忆录，还有三个来源可以作为史料研究。

一个是最早披露此案经过的陈昌祖文章。陈昌祖是陈璧君的弟弟，刺杀发生时并不在现场，他根据汪精卫一行人的亲历写成了此稿，并在事发几天后公之于世。

一个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资料多来源于军统档案。

还有一个来源，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是刺杀事件亲历者，两人后来撰文或接受采访，讲述了很多案件细节。

这四个版本的刺杀汪精卫事件，基本事实大体一致，但细节出入极大，根据不同细节，能衍生大量联想猜测的空间，给本就神秘的刺杀又蒙上了层层迷雾。

比如，讲到刺杀准备阶段的侦察，大多提到军统“河内行动组”在汪宅对面租了一栋洋房，每天拿着望远镜监视汪精卫的一举一动。

陈恭澍否定了这种说法。据他回忆，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处是高朗街27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路边植有枝冠高大的棕榈和椰子，浓荫蔽日，把房子也全给遮住了。27号是一幢西式楼房，三层高，正面临街，门前一片草坪。楼后有个小院，围有矮墙，有后门和角门。

“河内行动组”众人分在几个驻地，都离高朗街有不小距离。他们也从来没有准备望远镜。陈恭澍对汪宅的侦察，只是开着汽车“往返多次”，行动组的成员也都尽量避免在汪宅附近出现，因为他们的身材相貌、言行举止与当地人区别明显，太容易引起怀疑。

对汪宅的抵近侦察，一般是由一个叫魏春风的当地华人进行。魏春风是“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的向导，他在越南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越南话和法语。陈恭澍把他发展成了行动组的外围支援，实际上成了刺杀行动的一个关键人物。

相对而言，陈恭澍因为是刺杀行动的负责人和直接参与者，回忆最为详细，史料意义最大。不过，陈恭澍的文字并不都老实可靠，像介绍“徐先生”，不明说却让人能猜到，另外还有不少言之未尽或曲笔遮掩之处，陈恭澍会刻意地引人联想，营造“细思极恐”的神秘气氛。

比如，在刺杀用的枪械弹药送达前后，陈恭澍曾接到戴笠要来河内的电报，但是等了几天人却没到。在这之后，陈恭澍花费笔墨讲述了一堆若有若无的迹象，给人感觉似乎戴笠秘密到过河内一趟。戴笠究竟来没来？来做什么？为什么不见陈恭澍？陈恭澍却说“不会再有答案了”。

对“枪支弹药”，陈恭澍特意解释，这是几种东西：枪是手枪，械是板斧、利刃和钢锯，弹是子弹，药则是致命毒药。毒药是为余乐醒提供的。

在刺杀汪精卫的准备阶段，陈恭澍和余乐醒有了些分歧。余乐醒善于下毒，而陈恭澍惯于用枪。陈恭澍看不上下毒的手段，觉得“太过阴损”，是“软性行动”。相对应的“硬性行动”是枪械射杀，那才够声势，有明正典刑的效果。

其实下毒的阴损招儿，陈恭澍也用过。他任军统北平站站长时对付石友三，就是采用下毒的方式，不过没有成功，还损失了几个属下，自此更不屑于下毒。

不过，余乐醒的资历和职级都比陈恭澍要高，所以他还是配合余乐醒研究了一番。

余乐醒先是想给汪精卫的食物下毒。他们探知，汪精卫早餐的面包都是从一家高档面包房定购，于是从这家面包店买来各式面包，试制毒面包，设想使用调包计。

毒药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用针管注入面包。但是切开面包就发现，粘上毒药的面包内部结成了黄块，痕迹明显。余乐醒改进了多次，都没有办法消除痕迹，最后只能放弃。

随后，余乐醒又拿出一个圆筒状的小盒子，拧开盖子，露出许多小孔，类似于装胡椒粉的调料瓶。按余乐醒的说法，他有一种毒药，遇热挥发，能在呼吸间置人死地。只要把这个小瓶子放到汪宅的浴室即可，可是偏偏这个关键环节没办法解决，只得作罢。

“软性行动”似乎没了下文，没想到后来，陈恭澍在上海被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抓获，陈璧君赶来亲审，期间问道：“你们在我的浴室放了一个小盒子，干什么用的？”

陈恭澍这才知道，“软性行动”真被余乐醒实施了，可惜未获成功。他是何时做的、怎么做的？不得而知。

1939年3月19日凌晨，最后的行动电令终于传来：“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惯常采用的“硬性行动”早已盘算许久，当即召集所在住处的其余六名行动组成员，分派任务。

他们计划就在汪宅实施刺杀，陈恭澍驾车督导指挥，后续接应，其余人进入汪宅，由唐英杰引导王鲁翘、余剑声指向目标，张逢义、郑邦国、陈步云三人警戒掩护。事后自由撤退。具体的行动时间，定在了3月22日夜11时。

然而，汪精卫等人一次不经意的出行，却让刺杀行动提前了两天。

高朗街的枪声

20日一大早，负责监视汪精卫动向的魏春风，急匆匆跑到陈恭澍等人的住处报告：“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迹象。”

话音刚落，“徐先生”的电话也来了：“汪精卫偕同家人准备午前启程到大叻。”大叻是越南的一个旅游胜地，汪精卫去那里的目的尚不明确。但两条消息吻合，陈恭澍不得不作出判断：情况有变，汪精卫要离开河内，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魏春风被派往汪宅附近继续监视，陈恭澍招呼众人准备行动。

10时刚过，魏春风打电话报告，两辆黑色轿车离开汪宅，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

陈恭澍一声令下，那辆双开门的福特轿车挤进了7个人，一路追去。

过了红河大桥，远远就看到那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空地，车头对着大路。陈恭澍等人不动声色地开车驶过，确认汪精卫就在车内。几个人刚要合计一下如何动手，那两辆黑色轿车却忽然发动，原路高速返回。

陈恭澍急忙掉头，却没能追上，两辆黑色轿车一路驶回了汪宅。

这趟徒劳无功的追逐，让陈恭澍等人心头窝火，也留下一个巨大疑团：汪精卫为什么会有这次奇怪的出行？

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后来的回忆揭开了谜底：汪精卫一家那天是要去郊游散心，中途休息时，忽然有个河内警察局的法国人过来示警，有人可能对汪先生不利，劝他们不要远行。汪精卫等人小心为上，当即决定返回。

这个法国人极为神秘，身份也是个谜。陈恭澍并不知道有这一出，但凭借老牌杀手的经验，他判断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很可能已经暴露。可这时候停手就是满盘皆输，陈恭澍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当夜提前行动，对汪宅进行突击式强攻。

当天午夜，陈恭澍开车载着行动组到达高朗街。

唐英杰已经对汪宅踩过点，他第一个从27号后院翻墙而入。原准备从里边打开后门，却发现门闩锁着一把铁锁，无法打开。王鲁翘等人只能踩着张逢义的肩膀翻墙进入。张逢义就留在后门外警戒。

摸索到楼门前，几个人才发现，这道门也被从里面上锁了。容不得犹豫，郑邦国抽出随身利斧，连劈数下，随后一脚踹去。

汪宅的门被踹开了，在寂静的午夜，一次本来计划周密、步步精确的刺杀，由此变成了类似打家劫舍的破门而入。

郑邦国护住大门，其他人鱼贯而入。旁边的房间有人开门探头，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把那人吓了回去。

王鲁翘冲在最前，直奔三楼右首北房。唐英杰指认，汪精卫就在这间房里。

门同样反锁着。王鲁翘退后两步，冲着房门撞去，没能撞开。后边的人递过斧头，王鲁翘三下两下在门上劈出一个窟窿，探手进去拧门锁，没能拧开。

屋里灯亮着，王鲁翘透过窟窿一望，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上身藏在床下，腰背和双腿还露在外面——显然是被突发状况吓坏了，采取了这么个顾头不顾腚的躲藏姿势。

王鲁翘断定此人就是汪精卫，不再迟疑，连发三枪，眼见枪枪命中，随即一声呼哨，行动组顿作鸟兽散。

这是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刺杀过程。按他所说，当夜他一共听到两次枪声，共五六响，第二次枪响后，他抬手看了看表，时间是3月21日0时19分。

而陈昌祖的记载与此出入很大，他写的是：“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进楼往顶楼爬去，他们劈碎了门上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台湾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说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五人翻墙破网，格杀汪的内院警卫，急向三楼冲破房门，“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

这些记述，都不是出自直接参与刺杀的人，其中差别孰真孰假，恐怕很难一一分辨清楚了。

负责刺杀行动督导指挥的陈恭澍，一直开着车在附近转悠。为随时准备接应，这辆福特车一直没有熄火。在一个巷子口，陈恭澍看到了完成刺杀的王鲁翘。他双手抄在裤子口袋里，走得不急不慌，仿佛是个过路者。

刚把王鲁翘接上车，两辆警车呼啸而来，陈恭澍赶紧开车远去。

离开现场到了安全距离，未等陈恭澍发问，王鲁翘就眉飞色舞地报功：“事情办完了！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动弹了几下就伸直了。”

难解之谜

陈恭澍和王鲁翘开车回到驻地，不一会儿，参与刺杀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也回来了。几个人既兴奋又牵挂另外三个人，一夜无眠。

早晨5时许，电话忽然响起。陈恭澍以为是尚未回来的三个人打来的，赶忙抓起听筒，却是“徐先生”，一句话让他如五雷轰顶：“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撰写回忆录，用“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做刺杀汪精卫章节的标题。垂垂老矣的陈恭澍，对当年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

失败的原因，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行刺当晚，汪精卫和曾仲鸣临时换了房间。

陈恭澍在获知杀错人的当天，就听到了这个说法，语出指认汪精卫所在房间的唐英杰。他几次踩点，包括19日最后一次侦察，报告的都是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右首的房间。陈恭澍单独和他谈话，向他要说法。唐英杰坚称没搞错，“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临时调换房间有什么不可能？”

陈恭澍认为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唐英杰“不可理喻”，但是错误已经铸成，多说无益，也只能“随他去吧”。

不过，陈恭澍自己也承认，行动组此前的侦察准备不够充分。他们始终认为汪宅就是高朗街27号，却不知道紧邻的25号也被一并租赁，而且两幢楼的二层三层打通，实际上相当于一幢楼。

高朗街27号和25号的建筑形式，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联排别墅，两幢楼连在一起，左右对称，汪精卫实际上住在25号三楼的房间。

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就住在汪精卫的隔壁，他们也否定了“临时换房”之说。据他们回忆，汪精卫夫妇一直都住在25号的三楼前房，与之对称的27号楼前房，也就是曾仲鸣被刺的房间，其实本没人居住，只是用作客房。汪精卫看书、写字也都是在25号的居室内，军统如何认定汪精卫住在27号，让人费解。

曾仲鸣平时并不住在高朗街，而是作为汪精卫的对外联络人长居一家旅馆。那天恰好其妻方君璧从香港来到河内，这两个人才临时住在27号的客房。

整个错误的根源，是唐英杰踩点侦察的粗心大意、不负责任？

陈恭澍向来不信任唐英杰，认为“粗心大意”太轻描淡写了，但是他又没有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汪文惺、何孟恒则在字里行间暗示，误刺曾仲鸣背后还有隐秘内幕。何孟恒提到一个细节，当时汪宅有内墙需要刷漆。就在刺杀事件前几天，一个“油漆店东主”来到汪宅测量油漆面积。这个人不是工匠打扮，说一口不纯正的汉语，按理说测量一间屋子就能推算其余，他却要求测量每个屋子。被拒绝后，这个人悻悻离开。何孟恒当时并没放在心上。待到刺杀事件之后，想起这个人，更觉得突兀。

汪精卫躲过了刺杀，但曾仲鸣之死对他造成了极大刺激。曾既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也是汪精卫近亲。汪家、曾家和方家既是至交也互有联姻。曾仲鸣的姐姐曾醒、妻子方君璧的几兄妹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汪精卫左右。曾仲鸣称汪精卫“四哥”（汪精卫在家族中兄弟排行第四）。

曾仲鸣伤重不治，汪精卫颇有“以身代殉”的痛切，亲笔为其撰写悼文。

而更刺激汪精卫神经的，可能是发现蒋介石真的对他痛下杀手，从而彻底断绝了“回头”的可能。

其实，在刺杀事件发生前，汪精卫正感受着进退维谷的焦灼。

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发表“艳电”附和，接下来双方更该沆瀣一气。结果没两天，近卫文麿下台了，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新官不理旧账”，也可能是故意给汪精卫压力，把汪精卫在河内“晾”了一段时间。

另一边，1939年元旦，国民党开除了这位副总裁的党籍和一切职务，与他划清界限，以致汪精卫在文章中感慨：“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

河内的枪声，让汪精卫惊恐万状，国民党不但剥夺了他的党籍和职务，还随时可能要他的命。为了保命，他也会加速倒向日本。

河内刺杀事件的第二天，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当即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1939年5月8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护卫下到达上海，开始了汉奸傀儡的表演。

军统始终没有放弃“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计划，刺杀如鬼魅随行。仅据史料中明确记载，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前，军统就组织了七次对他的刺杀，都以失败告终。

1944年，汪精卫病死日本，但真正致命的死因仍是个谜。有说是因为1935年遇刺后未取出的一颗子弹，子弹带毒；有说日本人下毒谋杀；还有就是说军统下毒，最终刺汪得手。据说汪精卫死后，戴笠在军统“纪念总理诞辰大会”上宣布：“汪逆精卫两天前在日本名古屋死了。致死的原因嘛，当然和我们有关系。”此事只是有此一说，未见实证。

陈恭澍刺杀汪精卫失败，自觉难逃军统“家法”，结果，戴笠对陈恭澍的“处罚”出人意料，只是两个月没搭理陈恭澍，让他闲着，随后给他派了个处长的闲差。不久后，戴笠就把军统上海区区长的职务给了他，极为重用。

当时上海的军统组织刚被日伪连窝端，陈恭澍到任后，又以刺杀手段在十里洋场干得风生水起。上海青帮头目张啸林，伪市长傅筱庵，工部局警务处处长、日本人赤木亲之……众多日伪“大人物”命丧陈恭澍策划布置的刺杀暗杀。

讽刺的是，1940年陈恭澍被汪伪特务机构76号抓获，随即投敌——按他的说法，是他诱使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接受了他的“远大之计”，他是诈降的“卧底”。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以汉奸罪被捕，两年后获释，仍在军统系统受到重用。

这位刺杀最大汉奸行动的负责人，本人当没当过汉奸，仍是一个谜。

而刺杀汪精卫一案最难解的谜，还是整个事件的决策人蒋介石留下的。3月22日，刺杀汪精卫失败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