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曾老师教我起早床
原标题：谭伯牛：曾老师教我起早床
人生最大理想，只是谋一碗饭吃，得闲辄读书，与古今东西人在书海里周旋游戏，若然，了此一生，庶幾无憾。
——谭伯牛“《战天京》2014版自序”
谭伯牛
自由职业者。1973年生，长沙人。研清史。
著有《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2004年）、《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2006年）、《近世湖南军团的争霸传奇：湘军崛起》（2009年）。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天国之秋》两书的校译者。
7月，新著《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由汉唐阳光出版。
◇采访手记◇
“曾老师”，是曾国藩。
“曾老师教我起早床”，是件李鸿章的佚事。谭伯牛爱讲，还差点儿拿来做了自己第二本书的名字。
惜未遂。他自己喜欢，那被他惯例拖稿拖到杀心都起的出版人却未必（说不定还觉得“起早床”这事跟他搁一起有点讽刺），反正最后那本书四海行走时的大名听上去要端肃磅礴得多了——《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
十年前的旧事。7月31日上午在成都北东街1号，山海学社2016夏季游学的课堂上，听男主角自己当开场白说起。底下来自天南海北近三十名大学生坐了一地，据说头晚一起喝酒、K歌、玩“杀人”，无一不是他手下败将。
“读书我觉得非常需要力气。包括我现在认识的很多诗人、作家，我发现能写得好的人都长得比较粗壮，非常有精力。那种奄奄一息的人我感觉他的作品也不行。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精力绝人才能从事这个工作。读书做文化其实是一个体力活，这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想起在北京听他说过的这段话。
跟谭伯牛的缘分是之前半月从北京开始的。溽夏七月，正难提神，有新书寄到——《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名起得俏，书也出得干净——前序后记一概欠奉，名人推荐只字皆无。桃李不言的骄傲，跟装帧一样冷淡。作者：谭伯牛。
第一时间肯定没反应过来这人是谁。那名字倒是忍不住心里跟着念了一遍——天生不像真名的气质，自带分量感，如远处的雷音。
“自由职业者。《战天京》的作者。”网上，个人资料清简得出奇，英雄莫问出处的神秘。
《战天京》的书评却多。“最早它在天涯‘煮酒论史’连载，曾引‘千军万马来追（谭伯）牛’”。2003年，互联网烧到发烫的世纪初、“论坛”时代，天下神人出草莽、一书功成那种传奇。
印象中有过那么一“潮”——“明月”什么的出了一堆，都号“新派写史”，论坛出世、顶帖数万、网名大卖，然后趁热一写好多本。谭伯牛莫非也是？
还真不是。他比他们早；他写书少；他以文气流畅、故事性强著称，却洁癖般坚持“言必有据”；他力戒“戏说”、厌恶“酷评”；网络成名，却没人比他对“网络语言”更过敏，各种嫌弃；回看13年前旧作，会被曾经“网络语言用太多”尴尬到坐姿不适。
当日，谭伯牛每天5000字、20多天就把《战天京》写完了。“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往来公文、奏折、谕旨、信函、笔记等史料，围绕湘军与太平军‘南京之战’，鲜活再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不仅兼顾志状述传略记言录等别传体例，而且征引处随手别裁，文言白话，旧章新词，无不妥帖，若符合契，行云流水中法度严谨，六经注我时浑然天成。”网上有评如是。
这么能写的一个人，13年过去，迄今“名副其实写书”却仅有《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一回。之后的《天下残局——断章取义晚清史》（2006）、《近世湖南军团的争霸传奇：湘军崛起》（2009），都只是专栏短章的合集。
求问业内。“还不错。对湘军、湖南地方史志很熟悉。”这是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勇教授的回答。
“伯牛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人。他一个，还有在河南的陕西籍人杜君立，都是出于对历史和写作的热爱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杜只是中学学历，谭伯牛好像也是自学。很敬重这些守着自己兴趣的人，70后总共才出了这么几个认真的作者……”说这话的，是《非常道》的作者、学者余世存。
体制外史家。自学。自由职业。靠写字养家却还不急火火写书。
世道都浮乱成这样了，还真有这种……能这么活下来是奢侈？还是任性？
出版《战天京》之前，他甚至都没写过超过一万字
“我姓谭，是家中长子，属牛。”7月15日晚在北京“单向街”，谭伯牛这样回应有关他笔名的提问。再跟他提“孔子有个弟子叫冉耕，字伯牛”，他会赶紧抿下一口酒：“我不敢高攀。人家在孔门弟子里德行排第一。我比较缺德。”
43岁的谭伯牛是美髯公，脚上是阿迪热款“椰子鞋”。声音好听，除了把“李白”奇怪地发音成“理柏”，普通话好得在湖南人中算杰出。晚饭刚喝了白的，又接茬儿拎着红酒杯上台跟许知远畅聊读书往事和湖湘地理。想起他此番新书系列的名字叫“牛饮”，唔，这么贴的名字多半也是他自己起的。
穿夹趾凉拖的许知远是个好主持，那么容易抢戏的场子控制得张弛合度、翩翩得体，几乎问了所有我想问的问题。剩下的，17日下午在芳草地侨福中信书店的露天咖啡座，我抢在谭伯牛上台跟秦晖老师纵论“太平天国和农民起义”之前，在他终于要到啤酒和找到火点烟之后，在他跟旧雨新知热烈相认和耐心满足远从角门顶着37摄氏度高温赶来替儿子求签名的老妈妈的间隙，争分夺秒磕磕巴巴地自己问。
比如，“你初三开始迷龚自珍、高二读海德格尔，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实在是前日真心被他描绘的少时读书生活惊到了。“在2004年出版《战天京》之前，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没有发表过文章，甚至都没写过超过一万字的，包括日记和少年时写小说在内。但是我一直，虽然我没有从事跟文化有关的工作，但我一直在保持阅读。那个阅读严格来讲还是比较深入的阅读——我不知道我读这些东西将来要用来干吗，但我会做很多笔记，有问题了我就会去做很多考证。”
那时他的一天是这样的——“我上午读海德格尔，或者其他德国的一些哲学。下午我会去踢球。晚上读庄子。睡前会看一段王闿运（《湘军志》的作者）的日记和诗文。每天都是这样，自己觉得非常开心。”上世纪90年代初，前物质时代，经济绝对不发达，每个人的家里都没有什么钱，却是谭伯牛印象中的黄金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非常认真地念书。”
他记得他看书的那个房间根本都没有窗子，他面对的就是一个墙壁。书桌左边是一个书架，“那个书架只能放很少的书，但我每周几乎都要把这个书架的书换一遍。”留在他印象中那个时代的人个个都力大无穷的感觉。
他并非生在书香人家。父亲原来是耒阳一个矿务局的矿工，来到长沙遇到他母亲。父母结婚后父亲做了一段工人，然后辞职去做生意。曾经做得比较大，再后来又破产。一应的过程谭伯牛都完整经历。
父亲也只是个还算爱看书的普通人，“不太恭敬地说，他那个读书我觉得，也就是一般读者。比如，他就喜欢读一些成功学的书。”
但是这个父亲最后由着他的性子，同意他放弃了高考。“我那时候也有点年少气傲，总觉得‘他们能教我什么啊’。那个年代严格来说是没接触到更好的老师，我看这个博士那个教授写的论文，包括一些大学生的文章，觉得他们水平很烂，对大学教育就没有太大兴趣。”
王元化先生给他回信很坦率地承认自己错了，那年他24岁
现在想想，那个时代读书真的很麻烦，“没有互联网、没有数据库，你要写篇文章、做点小考证，都要付出很大的心血。”
1997年，谭伯牛读到王元化先生的《清园夜读》，里面有一篇论樊克政的《龚自珍年谱考略》，提到龚自珍诗文里说北京有一个寺庙，寺门外一片花海，中间有条之字形小路，很美好，就叫花之寺，人们在里面饮酒作乐。王元化先生考证认为那是龚自珍虚拟的，北京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这回事。
“那时候我对《龚自珍全集》已经比较熟悉了，我认为不太像。但王元化先生是重要的文化界领袖，那个时代讲这种事情的书也非常少。我特别留意，我就搜集了一些资料，基本上可以破解掉他那个意见的资料，然后写了一封信给作者。要知道一个偏处外省小城的少年，家里又不是书香门第，对这样一个考据上的发现他自己还是很激动的。”
当然了，他并没有王元化先生的地址。“只能从书后的版权页找到责任编辑，我记得那本书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编辑的名字我都记得清楚，因为少年时候的事情都记得清楚。责任编辑叫王俊义。我就把信写给他。”
“那就是一封讨论的信，说你的文章哪个观点不太对，我有什么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讽刺的语言。”谭伯牛说从小就讨厌所谓“酷评”文章，“我觉得人家有错误你指出就可以了，其他任何讽刺的话都不需要讲。”
信寄出没多久，就收到了王元化先生的回信，“很坦率地承认说他错了。又送我很多书，他的著作。隔了没多久，又送来书，又写信给我。还希望我给他主编的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学术杂志，叫《学术集林》，现在已经停刊了，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两篇稿件。那时的我不知道天高地厚，还真就把自己读庄子的札记选了三篇寄去，还都是用文言写的。我不懂德语，却还在里面比附黑格尔他们的一些思想。”
《学术集林》还真的给他刊登了。“所以在《战天京》之前我唯一发表的就是这三篇文言文，用的不是谭伯牛这个名字。”
那一年，谭伯牛24岁。
因为龚自珍，他慢慢见识到一个更广阔的传统中国的世界
初三那年，谭伯牛迷上了龚自珍。
“那种感兴趣的程度我觉得跟一个粉丝对偶像的热情差不多——我不仅读偶像的作品，还想了解偶像喜欢什么颜色、喜欢看什么电影、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有哪些风流逸事，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他的父母怎么样、兄弟怎么样、他的朋友个性如何，他人生最重大的转折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要知道这些，就不能仅仅只限于自己知道的那些偶像作品了，“至少跟龚自珍有交往的那些人的文集，语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回忆录、传记你都要去了解。而且，人又不是在真空中生活的，要理解这些关系，你就要对时代背景有所了解。那么就要再阅读很多关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经济、文化方面的东西。”
就这样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因为龚自珍，谭伯牛慢慢见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传统中国的世界。“我感觉他跟很多别的人不一样，他特别有现代性。他有超越时间的地方，而且是向未来超越时间。”
“我们很多时候读古诗会有思古之幽情，但我在龚自珍身上读到的，是对于未来一种期望、设计、想象的东西。龚自珍自己也非常得意，举个例子，他认为西北这种地方一定要置行省。当时清朝没有这样做，包括东三省也是保留区，西北包括西南、西藏也是保留区，就不像内地是十八行省。龚自珍不光写诗，还写了很多条陈，也做了很多论文去论这个事情。像龚自珍这样一个我们理解为文学家的人，他在历史、地理、政治建制上有这样深入的考量和见识，我们就感觉这样的人更像一个现代人。”
少年时代的谭伯牛想不明白，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怎么会具有现代性呢？
“现在知道，其实那个时代、传统中国，那时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文学家是文学家、书法家就是书法家、这个人是官员、那个人是商人。其实在传统中国除了商人以外，这三种身份往往是合在一块的。之所以我们怀念古典中国有所谓优雅，那是因为他们身份能合在一块。而我们现在分开，往往发现文学家也很粗鄙，官员也很粗鄙。为什么这样？中间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但这是我现在认识到的，传统与现代很大的一个区别。”
“一百多年前的湖南人为什么突然崛起出现湘军？我想搞清楚。”
通过文学进入历史之后，谭伯牛发现的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跟他的个人身份有关。
“因为我是一个湖南长沙人，近代史上那些著名的人很多都是湖南人。他们的故居，就在我住的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平时那么熟稔的地名，在他们的日记啊什么里面都能看到，由衷的那种亲切感。再加上我确实想了解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一个少年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它是怎么形成的？长沙人为什么是这种性格？一百多年前的湖南人为什么突然崛起出现湘军？包括后来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我想搞清楚。从此，我就开始广泛地去阅读跟湘军有关的东西。”
那时，他的睡前读物是王闿运的日记，“他的日记里就有很多在长沙生活的痕迹。看到这个日记我有时候就会想，我身边同龄人几乎都没有他日记里表现出的老辈的风范。但有一些比我年长、甚至比我父亲还年高一辈的人，我一想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待人的礼节、逢年过节做事的一些风格，其实还是和晚清有很像的地方，包括一些民间的日常风俗，跟他日记里面描写的那些也很像。”
他印象尤其深刻是那时候长沙城的北边有一座寺庙，现在叫开福寺。王闿运时代他们叫它“碧浪亭”，有一个池塘，上面有一个亭子。那时候像叶德辉、王先谦、王闿运这种人，包括日本来的和尚、日本驻武汉的领事经常在那个地方玩。而他说的这个时代正好是戊戌变法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在一起的人往往是被我们的历史书认为是特别保守、特别反动的这些乡绅。像戊戌变法的时候，王先谦就被认为是改革派的对立面。1926年民国北伐的时候，叶德辉就直接被当作土豪劣绅给杀掉的。而在王闿运的日记里，这些人当时都是很开放地与各国、各界交往。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历史总有它不对劲的地方。而这些跟湘军都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我就扩大了阅读量，我看大量跟地方志有关的书、和历史有关的书，慢慢开始去了解近代史和湘军。”
“有些人已经40多了还这么说话，装作年轻人，什么‘宝宝心里苦’。说实在的我每次都想吐他们一脸。”
谭伯牛老实讲一开始对曾国藩并没什么印象。“我是从对龚自珍的兴趣进入对中国近代史了解的。我们的教科书里边主要讲太平天国如何，对湘军这个‘反动官僚武装集团’讲得比较少，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主，当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可是也不具体介绍他们的事迹，这人到底反动在哪儿也不讲。
“读了湘军更多的史料之后开始读他的全集，开始对他有些了解。最初的印象是觉得这个人对自己太用力。曾国藩叫曾文正公，‘文正’是最高级的那种谥号。曾国藩自己也总讲这个词。他教李鸿章起早床时就讲：‘少荃，我这一生只讲一个‘诚’字。中国传统里边认为这个很重要。不过大部分也只是认为它重要而已，真正去实践它的，我觉得曾国藩还实践得真可以。
“我们一般讲儒家入世，道家出世或者避世。其实不对，真正要入世我们一定要是道家，要圆滑、齐物、逍遥，就是没有原则。一旦用儒家的方法入世，你每天都要头破血流，而且有性命之忧，因为儒家是很方正的，什么东西都讲规矩和原则。而曾国藩很多时候他敢于，我觉得比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他还真有他的原则。所以所谓‘完人’，民国时代大家都这样表扬他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他在这方面主动放弃了用道家入世的方法。这是我一开始对曾国藩的印象。
“但到最后我发现又不是了，把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又推翻了。曾国藩晚年跟一个幕客赵烈文经常聊天，赵烈文记了一部《能静居日记》。里面记载了一句话，曾国藩说‘每个人其实就是运气口袋’。那意思严格起来就是说，我前面讲那些道家、儒家都是狗屁。这人若是个大的运气口袋，只要口袋的绳子扎得紧，你就能混得更好。你是个小运气口袋，你再怎么努力你也成不了。他晚年这种态度，严格地说就违背了儒家的原则。
“其实现代很多年轻人都看透了，一聊天，‘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啊？’或者‘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无所谓，人生就这样，只要你喜欢就好嘛。’这种话其实境界很高的，已经达到曾国藩晚年的境界了。
“所以有时候碰到这样的年轻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我本来想告诉他，庞麦郎的歌曲还是要比街头舞神曲要好一点，他总说‘认真有什么意思呢？认真你就输了’。像这样的语言很多，而且有些人已经40多了还这么说话，装作年轻人，什么‘宝宝心里苦’。说实在的我每次都想吐他们一脸。
“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晚年也是这样的态度，我就迷茫，我觉得我研究他大半辈子，发现他晚年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看的海德格尔和庄子，发现他也是回到那个境界，我少年看的那些东西讲的就是那个意思。其实大家讲得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不花一点时间去认识到、走这么一个错误的路，我觉得你那个认识也没有什么意思。你只不过是人云亦云、从那个‘表情包’里学来的认识，那也不好。”
文/本报记者 吴菲
摄影/祖乙